一、引言
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及广泛的危害性等特点,严重威胁公众生命、健康、财产等安全,因此,危机事件本身孕育或存在着冲突,冲突的大小、强弱与事件的公共性程度、涉及的领域及范围、涉及的人群及利益相关度等密切相关.危机事件中,冲突的本质是利益冲突,同时还包括责任冲突、关系冲突和补偿冲突等.
危机事件的发生、处置往往会牵涉到多个部门,各部门之间积极、主动的协调与合作是有效减少事件的危害、避免更大的财产损失和减少人员伤亡的关键.但由于不同领域和不同部门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为避免本领域或本部门利益因事件处置而受到损害,各部门在事件处置中通常会在积极与消极、主动与被动之间进行选择.选择的原则就是利益最大化,基本策略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对本部门有利至少不会使本部门利益受损害的可以作为,对本部门无利甚至使本部门利益受损的少为甚至不为.其中最常见、最主要、甚至是"最优的"少为和不为方式就是沉默.
二、沉默: 作为规避冲突的一种管理策略
较早对沉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美国学者布林纳( Brunneau) 、托马斯·乔( Thomas J) 和理查德·L·乔汉森( Richard L Johannesen) .布林纳和托马斯·乔定义了三种沉默的形式,即心理语言沉默、交往沉默和社会文化沉默,并探讨了交往沉默的四种功能,即尊重或不尊重权威者的标志,反对"暴力表达和愤怒"的策略,管理者( 权威者) 通过让下属思考而创造其独立性的技巧,作为通过修辞控制行为的一种手段.[1]
这四种功能包含了冲突的存在以及通过沉默对冲突进行控制和管理的思想.乔汉森列举了二十种潜在的沉默的含义,提出"因为害怕而逃避具有争议的和敏感的问题的讨论""通过排除话语传播将沉默作为惩罚和挫败他人的一种手段",并"作为愤怒的标志"等通过沉默回避或控制冲突的观点.[2]29-30乔汉森认为,"沉默有时被当作社会保护的一种策略",并"经常被政治候选人在竞选运动中用来回避问题、承诺和不必要的冲突".[2]32较早对沉默进行经验研究的德国学者伊丽莎白·内尔·纽曼于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理论,该理论同样强调了冲突规避在舆论形成中的作用.[3]
但并不是所有沉默均被认为是管理冲突的策略."虽然沉默无处不在,但并不是所有的沉默均是策略性的.只有当话语表达被期待时,沉默才成为策略.当某人被强制去说但又不说时,沉默才是策略性的."[4]289因此,作为冲突管理的策略,沉默须满足以下条件: ( 1) 话语表达可能导致冲突的发生或强化冲突的强度; ( 2) 冲突导致的风险或利益损失比沉默导致的风险或利益损失要大得多; ( 3) 存在外在压力要求公开表达,而当事者因风险或冲突规避拒绝公开表达.由此可见,沉默是利益主体在利弊权衡之后的一种策略性选择,目的是避免公开的话语表达所导致的冲突的发生、扩大和深化,从而有效保护个体或集体的特定利益.
作为冲突管理的策略,沉默亦呈现出文化的差异性.沉默的社会和文化状态是社会互动的策略,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沉默在不同民族、国家和文化情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功能."因此,愿意或不原意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文化不同而变化,并且取决于社会文化对该行为的理解."沉默的意义、沉默行为的发生以及沉默的功能取决于沉默行为产生的文化环境,"作为一种传播,沉默传递的各种含义取决于文化的诠释"[6].
三、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理解策略性沉默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权威和权力依附型社会,要求个体服从或依附权威和权力,迎合、顺从权威和权力并在权威和权力的庇护下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与空间,缺少顺从和服从的个体被认为是社会化不足,并且有可能丧失或缩减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因此,公开的反对观点的表达被认为是公然藐视或冒犯权威和不服从或抵抗权力或命令的标志,或被认为是企图挑战或打破已经形成的支配关系.冲突性话语特别是公共场合中的冲突性话语通常是被社会禁止的.为避免冲突性话语导致的社会性惩罚,中国依附型文化向来鼓励冲突语境下的沉默行为,从道家的"无为"到儒家的"中庸"再到法家的"少为",都或多或少地强调了沉默的正向社会意义,由此可见,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沉默是对与自己相关的观点或行为不以任何方式作出反应的状态,既是一种"无语言"的状态( 话语沉默) ,也是一种"无行为"的状态( 行为沉默) ."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鼓励沉默的话语已成为警世格言.
沉默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发生,特定的情境存在着冲突或存在着导致冲突产生的因素.对于情境主体来说,包含有冲突或导致冲突产生的情境存在着导致利益受损的风险,风险的发生与主体的反应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因此,主体往往选择沉默来规避冲突发生的风险,沉默是情境主体在特定的情境中作出的规避冲突发生的策略性行为.具体来说,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生沉默行为的冲突性情境有四种: 一是因观点或行为与大多数人不一致或与社会统一性要求不一致,观点或行为的表达可能使自己处于被排斥或被孤立的境地; 二是在具有较大风险的事件中,观点或行为的表达可能使自己卷入事件而带来冲突的风险; 三是在有利益冲突的环境中,观点或行为表达可能会增大冲突的强度,导致关系恶化,从而使利益受损; 四是因事件性质或特点不明朗,风险尚不明确,为避免不准确甚至错误的观点或行为出现而采取沉默的策略,以便观测事件的风险而采取相应的对策.
沉默作为规避冲突风险的管理策略,既与情境中存在的冲突性风险大小相关,也与沉默本身的特点相关.沉默具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沉默的依附性.语言和行为具有一致性、连贯性的特点,易于形成整体性的文本,从而形成自己特定的语境,在特定的语境中不需要借助语言或行为之外的条件亦可传播较完整的语义,根据语言和行为的先后关系、逻辑关系等,语言和行为可以较明确地、清晰地传播各种意义.但沉默是静止的、单一性的符号,静止性和单一性使沉默缺少明确地传播特定观念的能力,因此,必须将沉默以及形成沉默的语言、行为、事件等组合在一起才能准确、清晰地理解沉默的意义.沉默仅是其所处的多重文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本身不具有独立性,始终依附于沉默的整体性情境,脱离沉默的整体性情境,沉默不具有任何传播价值.二是沉默的多义性.沉默采用依附性的表达方式,其意义取决于沉默的情境,情境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特点,即情境由客观物质和客观事实以及对客观物质和客观事实的认知构成,包括语言、行为、事件、意义和文化等."在人际交往中,一个人也许会赋予另一个人的沉默以什么样的含义取决于参与者的背景、场合,以及围绕沉默的语言和非语言的 语境."[2]29由于情境认知建立在各自不同的知识、背景、习惯和观念等的基础之上,因此,主体对客体认知存在差异."个性以前的经验以及个体的文化环境将影响他如何认知沉默以及赋予沉默何种意义."[2]29由此可见,沉默因情境的变化及主体认知的差异而又具有多义性的特点.沉默的依附性和多义性使得沉默天然具有规避冲突的特质.
虽然沉默行为是沉默者在特定的情境中采取的冲突规避的策略,但沉默行为本身在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依然被理解为间接性表达意义的符号,即作为语言和行为表达的替代性符号,因此,在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沉默具有多重意义.
一是表达置身事外的态度.话语或行为最低限度地表达了言说者对事件或人物的态度及观点,而态度和观点的表达意味着参与或卷入事件的利益之争,可能给表达者带来利益冲突的风险,即因支持或参与具有利益之争的事件而可能导致利益被损害的风险.因此,避免利益受损的最佳行为就是沉默,即以沉默来表达中立的态度或不表达任何态度与观点,从而避免参与或卷入某个事件而达到置身事外的目的.
二是不满、否认、反对和抵制的形式.即以沉默的方式表达不满的态度,或表达对某一观点、行为的否认、反对,甚至是以沉默的方式对某一观点或行为进行抵制.因为明确的话语或行为对抗可能导致双方冲突强度增大,从而使一方或双方受到更多的损害.
三是表达顺从或妥协的态度.虽然不认可对方的观点或行为,但由于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或相对弱势的地位,为避免因明确的话语或行为表达而导致冲突的风险,于是采取沉默的方式表达顺从或妥协的意愿.而顺从和妥协又满足了中国依附型文化的要求,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冲突的发生,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既得利益.
四是对不当或错误的观点或行为的认可.不当或错误可能或已经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因此,不当或错误本身包含着冲突或导致冲突加剧的可能性.当不当或错误发生时,拒绝通过话语或行为的方式向他人明确承认或否认不当或错误的存在,因为以话语或行为的方式承认过错即意味着过错的明确性,也意味着明确的责任承担,而沉默是逃避责任承担的有效方式,即承认过错但不愿意承担责任.而以明确的话语或行为否认不当或过错的存在,则有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或加剧冲突的强度.
四、策略性沉默规避冲突风险的机制
沉默的依附性及多义性要求必须结合具体语境才能准确理解沉默者的意图,当语境不明确时,沉默多重意义的复合会使人无法理解,因此,沉默通常被认为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表达方式.但沉默的依附性及多义性使得沉默通常又被认为是最恰当和最佳的表达方式,因为其有利于形成规避冲突的管理机制.
危机事件的巨大破坏性且其处置过程中涉及原因、责任、赔偿及恢复等问题,使得各种利益冲突在较短时间内变得集中、剧烈且错综复杂.利益冲突导致利益主体在危机事件处置中选择沉默的表达方式以形成规避冲突风险的机制,主要有以下五种.
( 一) 背离机制
即背离沉默者本意进行歪曲理解.此种管理策略是基于沉默行为的依附性和多义性而导致的对沉默行为的理解及使用的可选择性.即明知沉默本意,但故意反向理解或故意误读沉默意义,选择并使用了对自己有利的方面.
( 二) 辩护机制
由于沉默行为的多义性,对于沉默者来说,任何关于沉默行为意义的理解均具有可辩护性.即沉默者可以抛开沉默的本来意义,在受到批评或话语攻击时根据自身的利益对任何关于沉默行为的理解或关于事件的观点进行辩护.沉默为观点和行为的适时表达提供了较大的回旋空间.
( 三) 纠错机制
对沉默行为的理解以及在理解基础上产生的行为可以因沉默的依附性及多义性而脱离沉默者本来的行为取向.因为沉默的编码意义与解码意义具有较多的不一致,由此产生了编码者的行为期待与解码者的实际行为不相符合的情况,而这种不一致恰恰可以成为双方应对事件的策略.当实际行为出现不当或过错时,双方均可以以对沉默的误读为借口而逃避责任承担和惩罚,并可以以误读为借口对过错或不当进行合法的纠正.
( 四) 强化机制
因为沉默给基于对沉默的理解而产生的行为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当实际行为趋向于被公众或他人肯定的方面发展时,可以通过对被肯定的行为的强化,而赋予沉默以正向的意义.换言之,不管沉默本来的意义是什么,均可朝正向的意义去阐释,并将阐释的意义附加于行为或事实之上.
( 五) 弱化机制
当因不当或过错而导致或可能导致冲突发生或加剧时,针对不当或过错,长时间的沉默使冲突性话语或事件逐渐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或者被其它话语或事件取代,从而间接压制或缓解了冲突爆发或深化的可能性.
五、策略性沉默在冲突管理中的风险
危机事件因其突发性、不确定性、复杂性以及广泛的危害性而具有较大的风险.风险之一是事件性风险,即危机事件本身导致的对生命、财产等损害的风险; 风险之二是外围风险,即由危机事件相关的外围因素引起的风险,这是围绕危机事件而产生的各种利益冲突及关系冲突而导致的利益受损害的风险.事件性风险通常由肇事者本人采取措施来规避,其后果也通常由肇事者来承担,但外围风险通常由参与者或卷入者本人来预防,一旦发生,其后果通常也是由参与者或卷入者来承担.因此,外围风险发生的条件就是参与或卷入事件,不参与或不卷入就成为规避外围风险最基本的条件,而不参与或不卷入的最优选择就是沉默.在危机事件中,以沉默的方式来规避冲突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即不回应和不作为.
回应和作为是危机事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处置行为,是积极、主动应对危机事件,减少事件危害性最有效的处置方式.但对当事者而言,如果危机事件涉及复杂的利益冲突或关系冲突,或者危机事件牵涉重大利益或敏感利益时,回应和作为则意味着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事件,存在着导致外围风险发生的可能.对当事者而言,外围风险在某种意义上比事件性风险具有更大的危害性或导致当事者更严重的利益损失.为避免外围风险的产生,特别是事件性风险与外围风险难以同时避免时,当事者选择了预防外围风险发生的策略---沉默.
危机事件中,当事者为预防外围风险的发生而采取的沉默策略,是以牺牲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代价来维护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这种以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为中心的处置策略极有可能使危机事件丧失最佳处置时机,纵容违法和不道德行为,导致危机事件恶化,甚至危及公共安全.
危机事件中,沉默的管理策略可能带来以下风险.
( 一) 导致相关人物和政府部门的神秘性及事件处置的不确定性
话语表达具有明确性和理性的特点,特别是在危机事件处理的过程中,由于事件具有破坏性和不确定性,尤其需要相关部门对事件起因、处理措施以及影响等作出解释和说明,以理性的话语给予公众明确的信息指导.虽然策略性沉默在主观上具有规避冲突的意愿,但在危机事件的处置中,最大的冲突则是由事件本身所导致的安全需求与供给、事件控制以及损失与赔偿等冲突,最有效地规避冲突的策略应是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件的扩展与深化,提供充分的物质与技术援助满足公众的安全需求,努力寻求减少公众损失的路径等.而策略性沉默失去了话语的理性与明确性,使公众无法获取与危机事件直接相关的信息,导致事件处置处于"魅"的状态,"魅"的状态将与危机事件相关的人和政府部门以秘不可知的形象呈现在公众面前,也使公众感知到事件处置的不确定性.这种因策略性沉默而产生的神秘性和不确定性则会使公众因为担心公权力使用的公平性与合法性以及事件处置的有效性而处于压抑和恐惧的心理状态,极易发生公众行为的混乱,从而无法形成一致的处置策略和步骤,加剧事件处置的难度,导致事件横向和纵向升级.
( 二) 在公众心目中形成了被动的人物与政府部门形象
危机事件因其公共性质以及对生命、财产等存在安全威胁极易引起公众的关注,对事件影响的担忧以及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强化了公众对事件处置信息需求的迫切性与系统性.即使相关责任者和相关政府部门围绕事件采取了有力的举措和有效的行动,但沉默使公众处于不知情的状态,这种不知情的状态与公众信息需求的强度及广度产生冲突,冲突使公众开始关注沉默本身,"当人们期待说出但却没有说出,策略性沉默便发生了.在这些情况下,公众注意力被吸引到了沉默本身"[4]290.对沉默本身的关注形成了公众期待,即打破沉默,当该期待没有得到满足时,则会引起公众对相关责任人和政府部门的失望,进而形成了公众对相关人物和政府部门对事件处置态度、能力和行为的猜测与怀疑,从而在公众心目中形成了被动的人物和政府部门形象.
"策略性沉默,创造了一个被动的人物角色.人物也许是积极行动的,但是如果没有向公众传播这些行为的说明,那么人物形象在话语上是被动的."[4]293猜测、怀疑及其所产生的被动的人物和部门形象,强化了让公众通过外围渠道获取事件信息的愿望,从而创造了小道消息及谣言需求,外围信息的零碎性及不准确性导致公众自行处置事件的行为存在较大的风险,风险的存在又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责任者和政府部门的失望和不满.
被动的人物和政府部门形象使公众在面临危机事件时始终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始终怀疑沉默者处理、解决危机事件的能力,"怀疑与不确定多数被认为是公共关系问题,它影响政治人物与公众的关系"[4]299.政治人物和政府部门与公众的关系首要是信任关系,被动的人物和政府部门形象破坏了这种信任关系,导致政治人物和政府部门公信力下降甚至丧失.
( 三) 无法获得充分的决策信息,导致错误的决策
危机事件的发生很少具有偶然性,通常是由人类非理性的生产、生活活动引起的,相当一部分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是系统性的,是自然、社会等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危机事件的处置也绝不仅仅是针对某一具体危机的处置,具有系统性的特点,需要从因果关系入手,系统性地解决危机事件.从宏观层面看,中国近年来发生的危机事件多具有重复性和相似性的特点,如地质灾害、食品安全、房屋拆迁、火灾和矿难等.重复性和相似性说明中国政府对危机事件的处置缺少系统性.系统性解决危机事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宏观方面的系统性,即在全社会范围内根据因果关系从体制改革、法制建设、社会管理等社会宏观管理方面消除危机事件发生的根源,并形成处置危机事件的系统性策略和措施; 二是微观方面的系统性,即针对具体危机事件形成系统性的处置举措.系统性处置危机事件的先决条件就是信息传播的系统性和透明化,需要及时、全面地向公众发布关于危机事件的各种信息.策略性沉默违背了危机信息发布的系统性和透明化的原则,使事件处置部门和相关个体无法获取充分的决策信息,无法有效应对事件,甚至导致错误的处置决策.
参考文献:
[1] Brunneau,Thomas J. Communicative silences: forms and functions[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73,23: 17-46.
[2] Richard L Johannesen. The functions of silence: a plea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J]. Western Speech,1974( Winter) : 29-32.
[3] Elisabeth Noelle Neumann. The spiral of silence: public opinion-our social skin[M].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 25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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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onvillain,Nancy. Language,culture,and communication: themeaning of messages[M].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2000: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