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历程与启示(3)

　　其一，近代公共交通与上海城市社会变迁的研究。例如廖大伟指出，抗战前上海华界的公交如电车、公共汽车等，在近代上海城市现代化演进过程中产生不容忽视的作用[3].何益忠通过对近代马车、小车、行人的交通行为的争论，展示开埠后上海城市社会中的中外双方在民族情感、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冲突，进而探究隐藏在冲突背后的根源及城市交通对市民生活的影响[4].方华进一步以公共交通系统的路政建设、交通工具的嬗变、交通法规培养市民意识等向度，探讨1927年前公共交通在上海城市发展中的历史作用[5].值得强调的是，陈文彬以战前上海城市公共交通为视角，通过比较租界和华界公共交通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方式，以此分析不同政体下公交行业的管理得失及对区域公交发展的制度性影响，并研究公共交通与近代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其对移民社会与市民生活的重要作用[6],即陈氏对城市节奏演进与公共交通结构变迁的交互展开阐释。陈文彬认为，近代上海城市节奏明显加快，公共交通结构由传统人力交通工具逐渐向机动公共交通方式转变，但由于近代上海长期存在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公共交通结构的转型则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7];并通过公共交通与市民生活空间拓展、日常流动性增强、公共意识生长、权利观念觉醒等视域，探讨该业为近代上海城市生活与社会观念带来的深刻变化[8].张松等则以近代上海的租界扩张和道路建设为背景，通过梳理租界公共交通线路分布、客运量增长和交通管理等演进过程，运用定量技术分析，剖析公交线网密度与地价分区之间的耦合关系，指出公共交通的发展演进对近代上海都市空间和市民生活的近代化产生较大的影响[9].
　　
　　其二，近代公共交通与南京城市社会变迁的研究。吴本荣认为，新式工具引入及城市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使近代南京逐步建立公共交通系统。该业不仅促进城市空间融合、改变城市经济结构、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改善人们生活，并对城市近代化产生深远影响。但亦认为，因政局动荡、官吏腐败，公共交通发展的时起时落，制约了城市近代化的步伐[10].嗣后，李沛霖通过对抗战前南京公共汽车、市内铁路、出租汽车、人力车及马车业运营态势的探讨，研判公共交通业与南京城市化进程的相互联系和相依发展[11].继而，李氏认为，公共交通不仅与城市人口需求相互影响，且与人口分布紧密关联，同时与人口流动相互促进，即通过人口需求、人口分布和人口流动三个视域，考察民国时期公共交通与南京城市人口之交互[12];以公共交通的税捐厘定保障城市财政、税捐计查管控城市财政、税捐占比进献城市财政等视角，辨析战前南京城市财政与公共交通之关联?[13];通过对公共交通法规构建、登记检验与装置管理、乘价订定与行停规制以及交通违法行为处罚等各向度的考论，探求当时首都公共交通管理体系的相为嬗代及对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影响[14];以近代公共交通与生活空间、日常流动、时间观念和市民意识等各界面的交互，观测该业与南京城市生活方式的相互挽进[15];运用经济学博弈论的视角，对民国南京公共交通系统的典型代表---公共汽车和人力车业的竞争博弈展开辨析，并对此中政府的外力楔入和干预角色做出一定程度的研判[1].
　　
　　其三，近代公共交通与京津城市社会变迁的研究。邱运华等指出，民国元年出于改善交通、改良市政之目的，北京始筹有轨电车，却遭致商会与文化保守派的激烈反对。电车的开行进一步突破皇城的封闭空间并威胁传统的城市空间，同时也遇到既有城市空间的顽强阻挡。为使电车顺利开行，电车公司多次要求拆除北京街头的跨街牌楼，而市民则以保护古迹为由坚决反对。经过长久激烈的斗争，最终牌楼与电车同时并存，实现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表征在北京城市空间中的交叠[2].而刘海岩则认为，自20世纪初电车在通商口岸城市的出现，中国城市进入“电车时代”.天津电车通车路线覆盖了五国租界和老城区，成为近代公共交通网络的中心。电车的出现曾经引发激烈的社会抗议，反映演变中的城市社会接受外来事物的矛盾心态及对打破现存空间秩序的恐惧。最终电车为市民普遍接受，成为大众化的交通工具，加快了城市人口和资本的空间流动，促进近代城市空间的重构[3].针对天津电车肇事的个案，秦方从中管窥事故展现出的晚清现代性在中西方、传统与现代中的复杂面向，认为事件凸显的现代性不仅表现为地方士人对以电车为象征的西方殖民力量一种抗拒和挑战，亦展现近代女性和媒体以女学为契机进行身份建构所面临的机遇。事故呈现的现代性兼容器物和感知层面、兼具建设性和摧毁力，这些混杂构成晚清中国现代性的内在张力和动力[4].
　　
　　值得指出的是，鲍成志以更为宏观的视角，通过新式公共交通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该业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其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兴衰的关系等多重维度，阐释公共交通与近代城市发展的交互关联[5].而关涉近代新式交通与区域变迁的研究，亦有学者展开更为深入的论证[6].依前而述，公共交通与城市社会变迁是一个互动的动态历史过程，同时又是近代城市化进程的集中体现，彼此间是两条相互推进且制约的主线。然就上述成果观，相关研究却显得较为薄弱，尤其是对近代公共交通与城市社会变迁的结构模式和量化程度，我们尚乏明确的认识。且研究区域主要集于近代具有政治影响和经济发达的大都市，其他城市的关涉并不足见。这亦是当前中国近代城市史和公共交通史共同面临的一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