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当前智慧城市建设为解决公共安全治理中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包括管理分治、资源分散、系统分建、横向协作困难等提供了理念支持和技术支撑。因此，在实践层面，需构建基于创新2. 0和信息技术应用实践的公共安全智慧治理模式，推动“智慧”理念的落地实现和“智慧”技术的融合应用，提升城市公共管理效能和公共安全服务水平。
在理论研究层面，针对智慧城市公共安全治理问题，欧盟、美国、韩国、日本等国理论界重点关注智慧城市内嵌的结构性、系统性风险，在治理对策上重视参与式的管理（Lee,Amy V.,2013）[1]、促进利益协调（An-drulis,Dennis P.,2011）[2]、构 建 安 全 共 同 体 （Amin,Ash,2013）[3]等，综合提升智慧城市风险预控和弹性恢复能力。我国理论界重点关注信息、智能技术对公共安全治理的支撑作用，代表性成果如大数据在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应用[4 - 5]; 信息技术、政府职能与社会治理相整合的城市“智慧治理”[6];“智慧安全”的城市安全管理模式[7]; 基于智慧互联“无边界”特征的公共安全维护新路向[8]; 物联网、云计算、遥感技术等在城市公共安全领域的应用分析等。因此，仍需探索“智慧”理念及技术融入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的路径，整体优化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形成公共安全智慧治理的理论体系。
1 智慧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实践与发展展望
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开展以来，“智慧”发展成果包括促进产业转型、完善公共管理、优化公共服务等[9],可以说，以全面感知、互联互通、深度智能为特征的智慧城市建设为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现途径。在城市公共安全领域，藉由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智能技术支撑，政府相关部门对城市公共安全的风险监测、实时追踪、响应处置等治理效能得以提升，动态化、交互式、精确化的公共安全治理理念及其相应的技术平台逐步建立。代表性实践成果及治理目标，如表1所示。
1. 1主要特征与成熟经验
国内外智慧城市在公共安全领域的建设实践，主要体现出以下特征与经验。
1. 1. 1建立体系化的城市公共安全信息中心
建立从中央到地方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公共安全信息中心的完整体系，如美国城市的公共安全信息均被整合到中央公共安全管控中心，以促进上下间、地区间公共安全信息的互通有无，优化信息资源的统筹管理，建立信息传送的良好制度和环境，形成信息流通的合理循环网络，以实现危机预测预警的及时传达和反馈。
1. 1. 2重视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主体间协作和参与
这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重视政府相关部门间的协调合作，如韩国首尔的整合营运中心，通过制定整体行动的制度规范，明确部门间权利和义务，减少不信任和不确定因素，实现部门间无缝隙协作。二是重视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的主动参与，如台湾桃园以用户为中心，提供沟通交流平台，促进各类治理主体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形成各方良好互动和合作。
1. 2存在问题与发展展望
相较于先进经验，我国智慧城市在公共安全治理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
1. 2. 1理念、制度与技术的分散与割裂
体现为理念先导、技术先行，但是政府治理模式相对滞后，使理念成为口号、技术成为摆设，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使智慧理念落地、使智慧技术运转，在公共安全治理中缺少系统性、整体性的规划。
1. 2. 2技术平台层面的“孤岛”现象
体现为部分城市公共安全信息系统建设仍缺少整合协同与标准规范，未能与城市功能布局、已有基础设施、城市其他公共信息系统相互融合； 在更大范围内，区域性、全国性、体系化的公共安全信息系统仍未能真正建立并发挥实效，各城市不同类型的公共安全信息系统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孤岛”现象。
1. 2. 3主体协作参与层面的严重不足
体现为政府相关部门间纵向专业分工与横向需求整合的矛盾仍然突出，部门协同机制不健全或流于形式，危机状态下横向协调工作量大，信息壁垒仍现实存在； 社会公众对公共安全治理的主动参与不足，缺少相应互动平台或机制，制约了智慧治理的自主性、创新性的发挥[10].
由此，我国智慧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工作主要在以下三个层面上展开： 一是推动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的变革创新，这包括治理理念、管理制度、运行机制等各方面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变革创新，解决理念创新、技术进步与治理模式滞后之间的矛盾，形成公共安全治理“智慧运行”的完整体系。二是强化现有信息系统和技术平台的集成整合，通过各类型、各层级、各地域公共安全事件信息的有效整合和深度挖掘，以有效预测预警城市公共安全危险源和危机事件。三是着力提供公共安全服务，发挥公众参与和创新的潜力，创造公众可以充分感知并主动维护的安全城市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