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社会语言学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作为当时新兴的学科，它所针对的主要是 20 世纪的语言学主流---索绪尔理论、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等奉行的 “语言同质论”.许多语言学家，尤其是拉波夫 （ Labov） 及其追随者将语言视为 “有序异质体”,[1]并在此理论指导下展开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这些研究有着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从而使得“社会语言学”逐渐成为语言研究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改革开放后，我国才开始引入这门学科。
一开始只是翻译一些西方的社会语言学论文，不久也有了自己的社会语言学专着，如陈原的《社会语言学》，[2]但该书内容主要从词汇看文化，更多的属于我国 “文化语言学”的范畴。
可以说，社会语言学走入中国，初始阶段还只是零星的、模糊的，这一局面直至徐大明等人合作的 《当代社会语言学》[3]（ 以下简称 《当》） 才有了很大的改观。《当》对社会语言学这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非常清楚的梳理，并对其基本理论、重要概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一些着名的研究案例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与分析，可以说，这本书让我们关于 “社会语言学”的印象一下子完整清晰起来。
《当》的作者徐大明、陶红印和谢天蔚都来自中国大陆，但他们合作此书时都已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学习、工作多年，对西方语言学非常熟悉。《当》就是作为 《当代语言学理论丛书》中的一本而出版的，而这套丛书的编写目的，犹如编者在序言中所说的，就是 “有系统、有深度地介绍现代语言学理论”.[3]
《当》出版以后，广受学界赞誉和引用，迄今已出版了 3 次，分别为 1997、2004、2012.每一次出版都融进了社会语言学的最新发现，尤其是作者自己最近的研究和思考，可谓与时具进。可以说，《当》不仅在中国引入西方社会语言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一直紧跟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进程，在中西社会语言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推动了社会语言学整体的发展。本文将结合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实践，再回过头来对照 《当》这本书，就其中的主要观点进行评述，或许从中能够得到对于我国社会语言学乃至语言学的发展有益有启示。
二、《当代社会语言学》内容概述
《当》全书共分九章，大致如下：
第一章，绪论。简略地介绍社会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程，通过阐释语言与交际，来重点强调语言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并提出了语言变异与变化、双言制和语言接触等概念。
第二章，关于语言使用的研究流派和方法。
从语言使用规范的社会分化的角度，来阐述在实际的社会环境中人们面对不同的社会和群体如何使用语言。交际民族志学、跨文化交际研究、互动社会语言学、社会化的语言习得以及话语分析学派，是把语言行为作为社会行为来研究。虽研究重点不同，但指导思想都认为语言和人的社会生活密不可分。
第三章，语言变异与语言变体。本章以拉波夫纽约市调查来说明语言变异、变体和变项，进而介绍了语言的类型： 地域变体、社会变体和功能变体，以及语言变异制约因素是性别、年龄、社会阶层等，从而否定英国伯恩斯坦 （ BasilBernstein） 关于语言变体有优劣之分的观点。
第四章，语言变项的描写和研究。主要介绍社会语言学是以怎样的方法研究语言变异的，该章首先从 “变项规则”和 “定量研究”这些方法论的东西谈起，还结合具体的案例，尤其是结合本书作者之一的徐大明领导的 “昆都仑言语社区调查”,对语言变异研究的过程，如任何确定语言变项，如何收集并分析语料等进行了非常完整的说明。
第五章，语言变化。本章主要阐述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变化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成果。与传统的语言变化研究所不同的是，社会语言学以“进行中的语言变化”为研究对象，对其变化的内外条件，尤其是社会动力、社会效应进行重点研究，藉以弄清语言变化的原理或机制，从而达到 “用现在来解释过去”的目的。
第六章，语言接触。上一章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同一个语言系统内部某些语言项目 （ 如语音、词汇或语法形式等） 是如何变化的，而本章所针对的则是不同的语言系统发生接触时所发生的种种语言现象，如语言的借用与混合、选用、语码转换等的基本原理，同时也就变异理论与语言接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第七章，语言规划。如果说上两章探讨的主要是语言系统内容的，属于微观社会语言学，那么本章探讨的则是语言规划，属于宏观社会语言学的内容。本章主要介绍了语言规划的基本内容、过程以及语言地位的规划等，不仅配有大量的实例，还有关于语言规划的理论思考。
第八章，社会语言学的应用。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社会语言学从一开始便带有鲜明的应用性和现实性。经约半个世纪的发展，社会语言学已经在法律、医学、行政文书、第二语言习得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九章，结束语。本章主要是针对上述几个章节的总结与思考，重点强调了 “研究社会环境中的语言”的重要性，这不仅是社会语言学之所以为社会语言学之所在，也是社会语言学之于整个现代语言学的贡献之所在。最后，作者还特别介绍了 “言语社区理论”,试图以此统领整个社会语言学研究。
三、值得褒扬的观点
社会语言学研究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语言结构； 二是社会语境。研究语言与社会语境的关系，关注语言与文化的关联，探索语言的社会意义，是社会语言学所关心的要点问题。本书的主要内容基本围绕着 “社会与语言”以及在社会环境中引起的 “语言变异”. “语言变异”是变化的社会中变化的语言。赫德森 （ Hudson）在区分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时指出： 社会语言学是 “联系社会研究语言”.[4]4在介绍分析社会语言学理论成果及核心内容 （ 语言变异研究）时，始终围绕语言和社会。从 60 年代社会语言学产生以来，各种研究理论都证明了，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作为社会交际和组合的工具而产生和存在，无社会就无语言，这更强调了社会的重要性。而笔者认为当代社会语言学家苏珊·罗曼 （ Romaine） 说的更确切，他指出，不仅语言离不开社会，社会也离不开语言。没有共同语言的社会很难想象是怎么运作。[5]
1. 语言与社会不可分割地贯穿全书。从开篇阐释语言与社会交际，并用语言变异变化理论来阐述了，社会的变化导致语言的变化，语言的变化又影响着社会。Firth 指出，交际是社会一部分活动，社会语言学从交际功能观点来研究语言。[6]
《当》详实地阐述了语言中五种语言研究领域 （ 也即五种行为） ,再次来证实语言与社会的不可分。人们通过语言记载来了解社会的内在规律，而研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才可以真正地去理解语言。语言纷繁变异的最主要原因是语言必存现于纷繁变异的社会组织中。徐大明说： 语言的一个根本特性就是它的社会性，所有语言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包含着语言变异。[3]64确切地说，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变项的研究一定要联系社会因素。不同的国家不同类型的社会蕴含不同类型的语言，故而通过一定特点的语言总是追随着一定特点的社会，并呈现出各自独特的语言现象。研究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语言变化时发展时，一定要放在该国家社会的实际语境之中。语言的变化需要社会提供一定的动力支持，反之，语言也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效应，如影响黑人与白人英语地位的变化，进而影响黑人与白人社会地位的变化。[3]116社会的分化引起语言的分化，进而促使了语言接触，语言的借用和混用也依据一定的社会基础和语言环境。在进行语言规划时，同样强调了是一个作用于语言的社会活动，对语言进行规划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在社会变化中及时地调整语言活动。总之， 《当》在根本着眼点--- “社会与语言”,是十分明晰和正确的，未有失偏颇。
2. 在编书原则上，遵守了以介绍美国语言学理论为主，徐大明等人在 《当》中介绍了大量的西方语言学优秀成果，如拉波夫纽约市调查及马萨葡萄园岛调查、费希曼的 “语域理论”等； 但同时徐等人也遵循语言需要面向社会现实和理论在汉语应用的原则，他们把西方变异理论运用到汉语研究中，在本书中增添了中国地方语言中包头市昆都仑言语调查和新加坡出租司机词语选用情况的真实案例来阐释和检验，把国外语言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此外，徐等人在对外国理论的继承基础，并着眼于中国的语言现象，找到了一些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语言学发展的新方向，如城市语言调查等。
3. 社会语言学的核心内容是语言变异研究。
索绪尔和乔姆斯基都认为语言是一种自足的同质系统，一种同质系统被打破就会调整成另一个同质系统，语言变化研究就是研究这些不同的同质系统之间的差异。[1]
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的鼻祖---索绪尔创造了 “共时”和 “历时”这两个术语，分别解释两种不同的语言研究。在对社会语言的研究中，他更侧重对人们生活语言的共时研究。在忽略时间变化对语言影响，语言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在一定时间内的相互作用，这种静态研究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在随即发展的社会语言学发现对动态语言的历时研究也举足轻重。社会语言学在研究语言时就把共时和历时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共时的变异或差异中观察历时的变化，并结合地质学的理论提出了 “年龄级差” 的 变 异 观 点。后 拉 波 夫 老 师 文 莱 奇（ Weinreich） 为主的学者提出语言是一个 “有序的异质体”,[7]在随后的几十年对语言变化变异研究中验证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具体详细地阐述语言变异、变项、变体等，并证明通过研究 “进行中的语言变化” （ changein progress） 可以解决语言学中久而未决的一些问题。同时，用语言变异理论来审视文字规范的问题，既对群众性语言变异的成因和过程提出了理据性的解释，同时还通过调查为文字规范工作提供了多重事实依据。此外，在本书中增添了社会语言学的核心理论 “言语社区理论”.[3]220社会语言学研究的 “社会环境中的语言”,因此关注 “语言的社会环境”是不可缺的。“语言的社会环境”包括许多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 “言语社区”.[8]123言语社区是社会化言语互动的产物，社会语言学调查的基本单位是言语社区，并在理论成果上确定 “社区第一位，言语第二位”.可以说，这一理论把语言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很好地结合起来研究，这有利于把语言变异的研究与形式语言学的研究有机地连接起来，有利于把社会语言学各学派、各分支统一起来。
4. 杨立斌一文中认为第五章 “语言变化”中第二、三、四节可以归为一节。
[9]319对此，笔者比较支持徐等人的观点， “条件”和 “动力”都是语言变化所需要的，在一定程度上相似，但实则不同。书中用了拉波夫的马岛方言研究和纽约调查来说明，语言结构的变异形式提供了变化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但一个变化的启动和发展总需要一股相当强劲的社会动力。也可以这样说，条件是前提，动力是关键，社会效应是结果。纽约市卷舌调查证明，广大的群众要有攀登社会阶梯的现实途径，这是语言变异的条件，而人们在行为上有效仿另些人的强烈动机和意识，这就是社会动力。社会效应主要侧重讲语言变化对社会的反作用，并举证美国黑人与白人的语言变化引起的社会地位的变化来说明。总的来说，这样分节，条理十分清晰，各有侧重，这应该是徐大明分节的重要原因。
5. 徐大明等人在介绍西方语言学理论时，并未全盘肯定，他们有系统、有条理地梳理了社会语言学不断完善的成果，在对某些存在异议的理论时，他们理性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不足。如对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提出三点理由的新解； 认为 “语言中存在着相对相同的意义范畴和形式范畴，从而使语言交际进行”.[3]8强调了要进一步研究扩展语言变项的定义，来指导非语音变异的研究。他们指出帕普拉克 （ Poplack） 提出的基于变异理论的语言接触理论的研究方向可以进一步指向社会条件的限定作用，归纳出双语使用规范和社区类型的相关机制。[10]251此外，还有很多新解，不再赘述。
四、有待完善之处
从本书整体理论及中国语言现状及相关着作来看，尚存在少许和有待完善的地方。
1. 西方语言学历来有重视语音研究的传统，[11]261西方社会语言学也延续了这一传统，比如社会语言学的核心内容： 语言变异研究基本上就是以语音为研究对象。那这些理论在研究词汇、语法、语义等方面适用吗？ 从本书来看，基本也是从语音变异来谈，如拉波夫纽约市的“r”的变异、马岛央元音的变异、臣伯对安大略南部 “zee/zed”的变异以及徐大明昆都仑北方话鼻韵尾变异，以上研究表明，词汇、语义、语用等方面研究范围还有很大的空间。其实，词汇是语言结构中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反映社会变迁最为快速的一部分，社会的变化常最先体现在词汇上，所以研究语言与社会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是词汇的变异。近些年国内关于这方面的 研 究 较 多，如 “刚/刚 刚/刚 才” 的 研究；[12]13应答语 “行/成”的研究。[13]
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应更多地从这些着手，检验已有理论并总结出新的理论。
2. 我们应更好地加强学科之间的联系，优势互补。本书中介绍了社会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如社会学、科学和方言学等。那在实际研究中，社会语言学应更好地吸取其他学科的优点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如，社会语言学和科学一样强调语言的客观存在，通过实证方法来研究说话人的实际表现，在语言研究中一定要注意科学的客观性贯彻。否则，“完全从社会观点出发，不经任何客观性的验证，其研究结果就没科学的价值”.[14]7同时，我们在研究语言是否具有普遍性的同时，还要尽量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减少个人经验而造成的主观偏见。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等学科中一些理论和问题对语言学的帮助是不言而喻的。如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方法不全适用不同社会不同社区的不同语言因素，很多学者发现，在实地调查总常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调查方法，如方言学的问卷调查法。同时，文献研究、语料库研究与调查实验相结合以及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是十分恰当的方法。
3. 《当》 中的理论主要是介绍美国社会的言语研究成果。没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何况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多方言的国家，所以我们应清晰地意识到其中一些不符合中国的语言情况。正如语言学家萨丕尔 （ Sapir） 曾说： “尽管语言的规律性足以使语言的研究与自然科学媲美，语言学家不应该忘记语言学的完美整齐的条条框框不过是对千变万化的社会文化行为的一种概括性的总结。”[15]14所以语言学家们未来的路还任重道远。迄今为止，汉语中关于词的划分语法结构、词与短语、语素之间的区别，都是受西方理论的影响，并且还有许多模糊的界限，那是否有一条符合我们汉语特点的划分依据呢？ 这些还有待进一步的去探讨。此外，本书的所有理论调查地点 （ 言语社区） 都是在城市社区，那是否也是西方偏远农村社区所呈现的言语理论呢？ 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我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此理论与中国多农村方言现象存在较大的差别。正如一位学者所说： 一种自然语言，汉语、英语、阿拉伯语等等，总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产物。
它的语义系统是通过该民族千百年间的生活经验和交际实践逐渐形成的。它适应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交际需要，也受到该民族的生活经验和世界观的局限。
[3]9所以一种语言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从而区别于其他语言而存在。在部分学者调查中证实了这一点，笔者略述一二： 如西方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变异是概率性而非范畴性的，但付义荣在研究傅村父亲称谓变异时基本遵循拉波夫的研究模式，发现傅村称谓现象是范畴性而非概率性的。
[16]120一般情况，说话人有很大自主权来选择自己的语言形式，故拉波夫等人在考察“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时，在处理某个变相的嵌入问题时，常将说话人的语言行为与社会属性联系在一起来发现规律 （ 他认为纽约市人们趋于卷舌是攀登社会地位的原因） .其实在中国很多方言区，一个人以何种语言说话和指称事物名称，不全是自己决定的，往往受到言语社区的环境及人们的影响。如付义荣在研究中得出傅村的父亲称谓所具有 “亲子传承”和 “使用一贯”的特点。
[16]106如外出务工者在外说普通话，回家乡后常说方言，是对方言有较强的 “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情感价值。同时，还受话语环境影响，如在笔者的家乡，若用普通话和别人交谈，言语是无法进行下去，因为对方感觉一种生疏感。
五、结 论
语言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其研究重点应该是人类运用语言所进行的实实在在的社会交际活动，这是语言的最自然的 “生存环境”.语言的使用受到社会范畴的影响，语言研究，无论是在语音、词汇、语法，还是语用层面，脱离了语言使用社会文化背景，都会使我们忽略一部分语言事实。
总之，《当》很好地介绍了西方社会语言学理论，对中国语言的理论和实践有很好的指导。
内容详实、语料丰富，是提高社会语言学学者修养必读一本好书。同时，对于中国语言教学、语言可得及其他认知科学的学者和读者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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