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研究了兄弟姐妹数量和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在不同阶段的实行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产生的不同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汉族和少数民族平均受教育年数的差距逐渐扩大。出生世代为 1949-1970 年和 1971-1980 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没有显着差异，而在最晚的出生世代，控制了户籍和家庭背景因素后，汉族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比少数民族高 0.297 年，我们的结果说明的这一趋势，与已有的研究相符。洪岩壁发现，在小学升初中的基础入学阶段，少数民族和汉族入学机会平等，但在中高等教育机会上，二者有显着的差异，少数民族升学成功的发生比仅为汉族的62.3%（洪岩壁，2010）；韩怡梅对中国教育分层的研究也揭示出从 1982-1990年，族群间的受教育年数差异开始扩大（Hannum,2002）。
第二，兄弟姐妹数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受教育年数的差异随出生世代逐渐扩大。出生世代为 1949-1970 年的居民，兄弟姐妹数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没有影响，这一阶段，二者的差距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出生世代为1971-1980 年的人来说，兄弟姐妹数对汉族没有影响，对少数民族的平均受教育年数的负影响不太显着；出生世代是 1981-1988 年的人，兄弟姐妹数对汉族没有影响，对少数民族的负影响是 0.693 年，可以看出，随着出生世代，兄弟姐妹数对汉族没有影响，对少数民族的负影响逐渐扩大。因为世代（cohort）更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年代（period）变化趋势（吴愈晓，2012），我们的结果说明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受教育年数的差异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这可以表明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兄弟姐妹数无意中拉大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受教育年数的差距。
第三，兄弟姐妹数的负效应随出生世代逐渐扩大。出生世代为 1949-1970年的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平均兄弟姐妹数量分别是 4.25 和 3.65,每增加一个兄弟姐妹，平均受教育年数降低 0.081 年；出生世代为 1971-1980 年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平均兄弟姐妹数量分别是 2.8 和 2.51,每增加一个兄弟姐妹，平均受教育年数降低 0.238 年；最晚的出生世代，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平均兄弟姐妹数量是 2.18 和 1.31,每增加一个兄弟姐妹，平均受教育年数降低 0.45 年。这与资源稀释理论认为的家庭中孩子数量越多，受教育年数越少矛盾。
经过分析我们知道，兄弟姐妹数对汉族每个出生世代的教育获得都没有影响，但随着出生世代，兄弟姐妹数对少数民族受教育年数的负影响比平均数更高。笔者对此的解释如下：一是 1970 年以前，受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影响，家庭中资源的稀释和争夺不明显，对教育资源的竞争也不激烈。大多数的工作也不需要受过很多教育的人，更需要体力工人，因此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不明显。1976 年以后，受教育年数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人力资本的影响越来越突显，再加上教育机会的扩展，在孩子数量较多的情况下，家庭出于理性考虑，只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孩子，让另一些孩子参加劳动以便补贴家庭，这导致兄弟姐妹数量越多的家庭，资源稀释作用更加明显，资源争夺更加激烈。二是 1981 年后，汉族中独生子女比例明显增加，少数民族的平均孩子数量为 3.18.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家庭的资源稀释更加明显，少数民族孩子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下降，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的差距变大。这从另一个方面反证了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兄弟姐妹数的不同拉大了汉族和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差距。
第四，计划生育政策
对微观家庭中对兄弟姐妹构成的不同影响，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差异是不同的。具体而言，对汉族来说，兄弟数对出生世代为1971-1980 年的人有微弱的负影响外，兄弟数和姐妹数对其他出生年代的人都没有影响；对少数民族来说，兄弟数对出生年代是 1971-1980 的人有显着的负影响，姐妹数对出生世代是 1981-1988 年的人有显着的负影响。这从微观上反证了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兄弟姐妹构成的不同，拉大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受教育年数的差距。对此的解释我们认为是受父权制文化和资源稀释的双重影响，前面已经详细讨论，在此不予赘述。
第五，计划生育政策
在不同阶段对汉族和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影响是不同的。出生世代为 1949-1970 年，兄弟姐妹数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都没有影响。这一阶段，针对汉族的“晚、稀、少”政策还没有实施（而之前的生育政策经历了控制生育和鼓励生育的反复，在加上缺少实施的社会环境，我们不予考虑），少数民族没有开展计划生育政策。出生世代为 1971-1980 年，兄弟姐妹数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受教育年数的差距不明显。这一阶段汉族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断紧缩，少数民族地区还处于不做宣传的阶段。出生世代为 1981-1988 年，兄弟姐妹数对汉族和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差距最大。这一阶段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二者的执行内容和执行标准不同。我们看到，计划生育政策对汉族和少数民族都不实行、只对汉族实行、对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实行的三个阶段，对二者教育获得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
二、讨论
生育是千千万万具有自由意志、持不同观念的人们的个体行为。教育地位获得也与个体的智力水平、努力程度、父母的支持、环境等因素有关。因此，生育政策与教育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受历史传统、宗教、生育文化、国家政策、个体特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研究，除了户籍、家庭背景、城乡、区域等的影响因素外，计划生育政策也透过兄弟姐妹数量这一中介变量拉大了汉族和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差距。
在中国，男孩偏好文化源于且反作用于父权体制（杨菊花，2012）。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受到传统的父权制文化的影响，但是二者受影响的程度有差异。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依据人的生理性别差异，对男女两性做出泾渭分明的二元划分，进而形成不同的社会性别模式和刻板印象，及男优女劣、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双重社会格局。作为一种跨时空、跨领域的制度构建，父权体制通过风俗习惯和民间话语，通过规范化的概念和独特的文化符号，通过规定两性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不同的功用对男人和女人进行着界定，赋予了男孩比女孩更高的价值（杨菊花，2012）。受父权制文化的影响，我国男性的教育获得一直高于女性。而且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对父权制文化的认同度高，因此在少数民族中，男性和女性的教育获得差距比汉族更大。
用资源稀释理论来解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差距是可行的，并且我们的数据也反映出在控制了家庭背景和户籍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子女数量的差异影响了二者教育获得的差异，并且在每个阶段的影响是不同的。
量质权衡理论在我们国家不适用，即用孩子数量代替孩子质量在我们国家没有发生。这是因为家庭内部的生育意愿受到国家生育政策的严格控制，家庭几乎丧失了生育决策的控制权。
大部分研究中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水平要低于汉族，而且具有显着差异。孙志军的研究指出，汉族个体受教育年限要低于少数民族（蒙古族），（孙志军，2003）这可能是样本的选择造成的。洪岩壁的研究也发现族群不平等在基础入学机会上已基本消除，但在中高等教育教育机会的获得上依然存在显着差异，总体上，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落后于汉族（洪岩壁，2010）。但在少数民族内部，教育获得也有很大的差异。对少数民族的纵向研究显示，出生于 50 年代和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的少数民族群体，越晚的出生世代，其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显着地增加，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机会也增大（陈建伟，2015）。
陆瑶和特雷曼的研究发现，兄弟姐妹数量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有教育平等和教育竞争的不同形式，不同时期的政策对男性和女性、对农村和城镇的教育获得有不同的影响。从计划生育政策在不同阶段对汉族和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影响不同，可以发现，对少数民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发展壮大，促进少数民族人口结构更加合理，但是这种宽松和优惠的政策内容在实行后反而使得少数民族的受教育年数下降，与汉族的教育获得差距增大，这是未被预料到的后果。
国家通过数不清的方针和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在诸多方面受到政府政策上的扶持和优待，这使得少数民族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及其成员的生命历程都与汉族存在较大的差异（洪岩壁，2010），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持续性影响将会继续发酵。作为国家实施的宏观政策，它在一定时期内改变了人们的生育意愿，以及家庭结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优惠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处于劣势的社会成员，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反而出现了无法预料到的后果。本文的目的不是进行计划生育政策对错与否的价值判断，而是用实证数据客观的阐释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未预料到的后果。
三、研究的不足
本文的不足之处有：第一，本文是将所有的少数民族归并在一起，并没有分析少数民族的内部差异，也没有对个别的少数民族进行分析，因此结论对少数民族整体而言有效，但不能推论到具体的某个少数民族身上。第二，样本数据中被访者 14 岁时的父亲职业严重缺失，因此仅用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数和户籍来代表家庭背景变量，会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偏差。第三，没有详细讨论出生间隔、性别比、出生顺序等对个人的受教育年数造成的影响，显得对兄弟姐妹构成的研究缺少完整性。第四，学校的级别、类型、所在区域等也会对个人的受教育年数产生差异，而本文中没有讨论这一因素。以上是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今后的研究中，会对这些加以控制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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