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或制度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一）计划生育政策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一部分学者关注个体特定的先赋性条件对教育机会的影响（（Hannum, 2002;洪岩璧，2010;谭敏、谢作栩，2009, 2011;吴愈晓，2012;叶华、吴晓刚，2011） ,有的学者则关注这种影响是如何随教育扩张（Lucas, 2001;李春玲，2010）。叶华和吴晓刚对计划生育政策和中国男女教育平等化趋势的研究发现，性别间的教育不平等不仅受到国家促进男女平等政策的影响，还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生育率下降无意中导致了男女教育的平等化趋势（叶华、吴晓刚，2011）。郑磊在中国的父权制家庭文化背景下研究了同胞性别结构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以及个人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指出，拥有兄弟不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而同胞中女孩比例越高则越有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这种影响存在着复杂的性别间的非对称J陛。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户籍拥有者之间并不具有一致的变化规律，但其影响在不同出生队列之间却存在显着差异（郑磊，2013）0
　　
　　（二）计划生育政策在其他方面的影响

        促进生育率下降的计划生育政策己经执行了40多年，对社会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性别比失衡、婚姻挤压等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政策或者社会事件，它的影响可能是负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甚至是中立的。有许多学者在关注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后果。王德文的研究指出，这种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力供给的低速增长和劳动成本上升，和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养老负担加重（王德文，2007）；潘金洪的实证测算结果显示，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个人意愿造成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将使得大批单身男性无法婚配，形成对男性的婚姻挤压，这对未来的家庭安全、婚姻市场、社会稳定性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妇女的职业和就业趋势（潘金洪，2007）。李宏彬等的研究从计划生育政策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差异化的实施方式出发，认为“一孩化”的低出生率的生育政策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增长（Li&Zhang,  2007）。郑阿波罗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出生性别比偏高，男孩偏好的文化观念不是根本原因，而是在畸形的生育政策下人们为了躲避高额的计划生育罚款而进行的性别选择性流产。他的研究还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城乡收入差距，具体机制是，在市场化程度比较低时，计划生育政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当市场化程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后，计划生育政策又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郑阿波罗，2009）。
　　
　　二、汉族和少数民族教育分层的研究
　　
　　（一）汉族和少数民族
　　
　　在中小学教育方面的分层韩怡梅和谢宇对中国新疆维吾尔民族自治地区的研究发现，族群间不断拉大的教育获得差异成为职业分层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受教育年数决定了个体在社会分层中所处的位置，拥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少数民族成员比同等教育水平的汉族成员更容易获得较高地位的职业（Hannum&Xie ,1998）o Connelly用1990年四普数据研究了10到18岁孩子小学和中学入学率，并分析了少数民族在教育获得方面的不利影响（Connelly &Zheng, 2000.也有研究分析了对少数民族的教育政策和这些政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干预作用（Hansen 1999）0韩怡梅对1992年7至14岁儿童的入学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族群间的教育获得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居住地的地理位置和家庭背景决定的。从1982到1990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初中入学率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强调了族群必须作为个人地位获得的基础因素。研究发现，少数民族中，女孩读小学的比例是74%,男孩是84%,分别比汉族低15%和10%.男孩的入学比例中，蒙古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白族、土家族和哈萨克族与汉族接近；蒙古族、朝鲜族、满族和白族女孩的入学比例与汉族接近。入学比例最低的是回族和藏族，仅有四分之三的男孩和二分之一的女孩入学。在少数民族中，蒙古族、维吾尔族、壮族、朝鲜族、满族、瑶族和傣族在入学率中没有性别差异，但回族、藏族、彝族、布依族和侗族在入学率中的性别不平等更严重（Hannum ,1992）0
　　
　　（二）汉族和少数民族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分层
　　
　　我国长期实行高等学校入学的少数民族补偿政策，如优先录取、高考加分、单独招生、预科班招生等等。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少数民族学生可能的先天不利，使许多少数民族学生在这些措施的协助下获得了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机会。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倾斜政策的作用尚未能扭转少数民族学生在就读更高质量的重点院校时所处的不利地位，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211工程”和“985工程”院校大部分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覆盖率很狭窄，同时也与族群文化有关。
　　
　　谭敏等人的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获得受社会分层与族群分层结构的双重制约。那些处于优势阶层的少数民族，拥有大量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可在民族内部优先获得教育机会的掌控权，同时利用民族身份的倾斜性优惠政策，在与汉族成员的竞争中获胜，即少数民族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多；对于那些劣势阶层少数民族，他们需要面对族群身份与较低文化资本的双重不利影响，因而教育获得更低。在具有相似家庭背景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学生中，少数民族更易将就读层次由专科提升为本科，部分原因是得益于优惠政策的作用（谭敏、谢作栩，2011）。谢作栩的研究发现家庭所处优势阶层的少数民族子女拥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是基础阶层子女的9倍，家庭阶层、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三个因素对少数民族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大于汉族（谢作栩、谭敏，2009）0
　　
　　三、社会政策或制度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一）社会政策或制度对教育获得没有影响刘精明认为在长期的历史活动中不断运作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制度，有较为稳固的合法地位，因此制度本身有惯性作用，是它具有了抗拒外在制度变迁和突发性历史事件干扰的能力（刘精明，1999.他研究了“文革”事件对教育获得的影响，认为“文革”这一事件对教育获得这种制度性模式的影响是有限的。
　　
　　（二）社会政策或制度对教育获得有影响
　　
　　李春玲的研究指出，自1940年以来的60年里，中国社会教育机会分配形态的变化趋势经历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发展阶段。1978年以前，教育分配形态从一种极度不平等的状态向着平等化的方向演变；而1978年之后，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逐步增强，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并得出结论：意识形态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变动导致了教育不平等的弱化或增强。特殊的制度设置一一如户籍制度和单位制一一使人们享有极其不同的教育资源。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这些制度因素对社会经济资源（包括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力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它们也导致了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李春玲，2003）0魏延志的研究发现，在改革初期（1978-1991），父亲政治身份为中共党员的子女受教育年限随着地区社会分化水平的提高，代际传递能力增强；改革深化期（1992-2006在高等教育升学转换中，出现了管理层子女随着社会分化水平的提高代际传递能力增强的趋势；性别对教育不平等的地区差异也表现在改革深化期个人教育年限与地区教育扩张水平的交互效应中，随着教育扩张水平的提高，男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优势进一步增强（魏延志，2012）0周雪光强调中国再分配经济的特点，通过中国20个城市的有代表性的样本的研究，发现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父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阶层地位对子代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是不同的，认为通过宏观政治进程和国家政策干预对教育机会总量和分配教育机会的规则的影响，对教育分层起着决定性作用（Zhou, Moen&Tuma, 1998 ;  Deng & Treiman, 1997）。郝大海用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数据，对中国城市教育分层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改革以来，中国教育机会的扩大，并未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明显地缩小教育分层。
　　
　　改革前，由于政策干预对较高社会阶层、特别是专业技术阶层教育需求的抑制，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教育分层；改革后，中国教育分层正显现出MM工假设的诸项特征：较高阶层在教育分层中具有稳定的优势，中国的教育分层己具有市场体制下工业化社会教育分层的一些基本特征，文化资本差异对加剧教育分层有着十分显着的促进作用（郝大海，2007）。李煌将教育获得模式分为三类，即文化再生产模式（教育期望、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资源转化模式（直接排斥[包括特权排斥和经济排斥〕；隐性排斥）和政策干预模式，并认为政策干预模式通过直接分配教育机会促进教育的平等化，受益群体是一般工农家庭。在我国教育扩展的不同阶段，三种模式占据着不同的位置（李煌，2006）。
　　
　　四、兄弟姐妹数量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陆瑶和特雷曼对不同时期子女数量对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通用的资源稀释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不一致。他划分了四个时期，分别是前共产主义时期（1950年以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早期（1950-1965、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后毛泽东时期（1977-1996,发现兄弟姐妹数量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有教育平等和教育竞争的不同形式，不同时期的政策对男性和女性、对农村和城镇的教育获得有不同的影响。但在中国文化中强烈的“儿子偏好”,使得兄弟姐妹数量对男性的教育获得没有影响。当处于教育竞争时期，兄弟姐妹数量多的家庭明显降低了女孩的教育获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实行教育平等化政策，兄弟姐妹数量多的家庭女孩教育获得低的这一现象消失。在前共产主义时期，因为极其有限的教育机会，兄弟姐妹数量对教育获得没有影响；在共产主义早期，城市的教育资源开始扩张，但是农村处于极其严苛的生活条件下，兄弟姐妹数对城市孩子的教育获得没有影响，但对农村孩子的教育获得有很大的负影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影响刚好相反，兄弟姐妹数量对城市孩子有影响，对农村孩子没有影响。在改革开放时期，兄弟姐妹数量和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在城市地区，受到计划生育政策补贴的家庭有更少的孩子，被计划生育政策罚款的家庭有更多的孩子，因此小家庭和大家庭的教育资源更加不平等，结果就是孩子数量的负影响更加明显。在农村地区，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不那么严格，再加上家庭承包责任制抵消了兄弟姐妹之间的教育资源竞争（因为孩子需要帮助家庭劳动），因此在农村兄弟姐妹数对教育获得也没有影响。
　　
　　陆瑶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个人的生活机遇很容易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社会政策是怎样影响家庭内部机制的，从而加重了或者减小了兄弟姐妹数量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改变和分配家庭中男性和女性的教育资源，配置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方面，政府的政策扮演着重要的决定作用（Lu &Treiman,2008）。
　　
　　本研究立足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政策经历剧烈变迁的社会，试图弥补上述以往教育获得研究的不足。如我们所知，上世纪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的人口和教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孩子数量的减少和人们对教育的越来越重视，教育地位的获得和教育竞争呈现出越来越激烈的状态。另一方面，个人的智力因素，成长环境等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在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体现。因此，在文化及社会政策的影响下，不同族群的教育获得模式往往存在差异，本文希望通过以上的文献综述，能对此有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