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 论
1.1 选题背景。
随着我国社会工业化的发展，距离后工业化社会已经越来越近。建国初期，以 1952 年我国第一产业的人口比重为例，占总人口的 83.5%之多，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这个比重历经 20 余年才降至 1975 年的 77.1%,总降幅仅为 6.4个百分点，应该说变化速度是相当缓慢的；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及社会发展全方位的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从经济到人文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截至 2011 年，我国第一产业人口比重已经降至 34.8%,36 年间总降幅达到了 42.3 个百分点之多，平均到每一年，年均锐降速度超过 1.2 个百分点，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了的从业人口总量高达 2 亿。从城乡产业的布局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三大产业之间的人口转移发展速度和时间分布，也折射出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进程。
一般而言，城镇化是在工业化之前的，取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的比值，那么其合理范围应该在 140%-250%之间，也就是先城镇化后工业化。但是我国的城镇化率始终低于工业化率，一直到 1999 年，这个比值也仅达到 62.66%,以国际上同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作为基准，我国城镇化水平是普遍滞后约为10~15 个百分点。而从人均 GDP 的角度，世界银行曾对 133 个国家和地区做出详尽统计，其统计资料表明，当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达到 1000~1500 美元，标志其经济步入发展中国家行列，那么城镇化过程应当加快，一般会达到 40%~60%的程度。这个世界银行认可，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成立的规律却与我国的城镇化实际发展进程差异甚大，截止 2000 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仅有 38%,低于与世界同等水平 15 个百分点之多，对照西方发达国家，相对于人均 GDP 水平而言，我国的城镇化增速明显偏低。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国政府把城镇化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发展战略进行全面规范后，才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截至 2014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在这十余年间飞速发展，城镇化率达到了 53.7%.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中国"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将城镇化作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之一，并在 2013 年确立了 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左右的预期目标。
辽宁省设副省级市 2 个，地级市 12 个，县级市 44 个，建制镇 607 个，2014年末常住人口 4391 万人，城镇人口 2944 万人，平均每年新增 41.59 万城镇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 13 个百分点。
辽宁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既沿海又沿边的省份，也是东北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门户，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偏向于资源型企业以及重工业，这样的产业结构高度适应中国原有的发展需求，以独有的优势占据中国工业化水平较高的位置。
工业化发展也推动着城镇化的进程，使辽宁省的城镇化率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截止 2013 年辽宁省城镇化率高达 66.4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 13 个百分点，属于城镇化的中后期发展阶段。
近些年，辽宁省工业化快速增长时期已经过去，工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城镇化速度开始明显放缓。但是即使在城镇化率较高，且内部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潜力较小的地区，由于该地区本身具有强大的吸纳能力，依然会吸引外来劳动力向该地区迁移。例如，北京和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城镇率保持超过 80%的高水平，属于城镇化后期阶段，但依然吸引全国人口的流入，每年有几十万新增人口，使其城镇化率保持持续增长势态。
辽宁省政府制定了确立了 2020 年城镇化率达到 72%左右的目标，辽宁需要再向城镇转移 500 万左右农业人口，未来几年需要平均每年转移农村劳动力至少100 万人。
因此，在辽宁省持续城镇化的过程中，汲取国际和国内上在城镇化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对辽宁省城镇化发展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探讨其发展的水平和速度、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现辽宁省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为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科学而有针对性的建议，是非常有必要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1676 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佩第（William Petty）在《政治算术》中，就以分析荷兰的经济部门为例，认为不同生产部门的利益差别，会导致社会劳动者产生人员流动，即从低收益部门流向高收益部门[1].鲁尔夫？达伦多夫的《工业社会的阶级与阶级冲突》中提出，社会流动的程度与社会稳定程度是成正比，与社会冲突强度成反比，社会流动程度越高，各阶级之间就越开放，阶级冲突的强度就越低，反之则越高。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合理流动，城镇化发展的提高，始终对社会稳定起着积极有效的作用[2].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学界开始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证研究，对社会因素、个体因素、偶然因素对迁徙人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如 Stark 以家庭为个体对迁徙行为进行研究，认为人口流动的必要条件在于区际间收入差异，加之经济发展差异[3].其利用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的"相对经济地位变化"的假说，用来解释城乡之间的迁徙现象，即农村劳动力是否迁徙，不仅于他们和城市劳动力之间的预期收入差异有关，还需要取决于在家乡时，他们感受到的相对经济地位变化。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世界经济的影响之下，对于人口迁徙的研究也开始衍生出新的理论，出现了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来解释人口流动迁徙。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从发达国家市场结构入手，认为国际人口迁徙，源于发达工业社会经济结构中产生的需求拉动，世界体系理论是从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角度看待人口迁徙，视角扩大到国际间的人口流动，认为宏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自然区分了发展中的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随着生产要素的跨国转移与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调整，跨境迁徙便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这个理论主要源于历史社会学家 Wallenstein 的"现代世界体系"学说[4].
也有学者留意到，一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和自然的多种原因，生存环境日益恶化，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越来越难以按照原有生存模式在生活下去，迁移到城市已成为许多人唯一的机会。于是，城镇化的迅猛发展，与之而来的是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农业发展的相对或绝对衰退，形成了国家越贫穷，城镇化趋势越明显的奇特现象。1980~2010 年间，世界上有不丹、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海地、老挝、莫桑比克、尼泊尔、卢旺达等 10 个国家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倍数超过中国，但其间它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均远远低于中国，其中布隆迪人均 GDP 按不变价格计为零增长，海地更是剧减了四成以上，2010年，这十个国家的人均 GDP 除博茨瓦纳外，也都比中国差之甚远，甚至只有中国的 1/10~1/20,在世界上也属于最低之列。对于这种世界城镇化新形势的显著特点，"世界穷人有 1/4 居住在城市，这一笔比重正在不断上升。1993~2002 年间，每天收入不足 1 美元的穷人在全世界的农村中减少了 1.5 亿人，在城市中却增加了 5000 万，城镇化有助于在总体上减少绝对贫困"[5]. 其原因在于集群效应，城镇化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环境，因而能明显降低全社会的减贫成本，以及提高减贫质量。一位美国学者最近也指出"随着世界人口向着 90 亿或 100 亿发展，密集的城市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治疗方法--让人们脱贫而不破坏地球的最好的希望"[6].
由于城镇化最初起步于发达国家，因此国外学者对于城镇化的研究也远远早于国内学者，相关的理论、著作、文献众多，但是由于中国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大多数研究结果并不完全适应中国国情。近年来，我国对于城镇化的研究也越加重视，对于城镇化的研究前期主要针对提升城镇化速度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升，对城镇化的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多元化。
国内学者对于城镇化的研究，大多基于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之下，如陈吉元和辜胜阻支持推拉因模式，认为城市收入高和农民失业率高形成推力和拉力促进农民进城[7],同时在无法脱离中国农村的联产承包制情况下，拉力应占主导地位[8].经济学家蔡昉认为人口流动适用剩余劳动力理论，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出外寻找就业出路是符合经济理性的原则[9].人口学家孙立平提出普遍贫困理论，他指出区分"剩余劳动力"和"非剩余劳动力"本身就存在模糊的界定，因此"普遍贫困"才是首要动因[10].
关于城镇化，人口流动与之密不可分，因此国内有大量学者针对流动人口问题，分别从人口管理、空间分析、实证研究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如顾朝林等在北京、天津、南京、廊坊、唐山等地进行问卷调查，得到流动人口的相关数据，通过对人口迁徙和流动人口的从业结构、迁徙原因、迁徙途径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结论是，目前大中型城市的人口迁徙以经济为主导，就业附带要求低、非职业技能岗位的指向，显现出集团移民和自然区间的社会劳动特色[11].
朱传耿等利用 1996 年公安部的数据资料进行整理，查找出关于京津连圈、沪宁杭圈和广深厦圈的流动人口数据资料并进行分析，研究了中国三大城市流动人口圈的流动人口特征，其中亲缘聚集比例最高的为京津连圈，省内流动率最高的为沪宁杭圈，外省流动比率最高且女性比重最大的为广深厦圈[12].另一种以空间视角做流动人口分析的研究在于对某集中流动人口集聚区的重点研究，如杨桃源等对北京地区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画家村、河南村、浙江村、新疆村等外来人口集聚地区做了细致准确的调查和记录，进行整理分析[13].其中的浙江村因其具有聚合和开放的统一性和综合资源的经营者流动，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如胡兆量认为浙江村是异地城镇化的典型代表[14].
在实证研究方面，迄今针对单个城市的实证研究包括重庆、武汉、福州、济南、玉溪等等，都有学者以普查资料、抽样调查资料和统计资料为基础，对其中的流动人口迁徙动因、数量、结构特征、性别年龄比例、地域特征等做出统计分析。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还有一批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流动人口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和研究兴趣，Wu W.通过对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进行问卷调查，对流动人口住房问题进行探讨，重点比较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住房条件、获得途径的差异，从而在户籍制度的角度和社会经济状况的角度共同分析影响流动人口居住决策的选择模式[15].Fan C C.的研究则涉及中国流动人口的方方面面，其首先对比了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行业、文化水平、工资水平、工作变动等方面，从市场回报率的角度，找到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显著区别：最高和最低，从而发掘户籍制度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是一种高度分割[16].同时他还针对流动人口的性别分异做出深刻探讨，从社会传统和劳动力制度共同产生的对女性限制角度，探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特征。
另外一些学者，从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关系的角度做了大量的研究，顾朝林将中国的城镇化放到世界城镇化体系大背景下进行研究，通过对世界城镇化趋势、国际性城市、大都市连面等区域城镇化的研究的得出经济全球化已经对中国城镇化产生影响的结论，推导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化体系发展的原理和规律[17].林玲则通过研究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根据城镇化构成的基本要素，提出中国镇化发展战略应采取"经济推动型"的观点[18].
尽管对于城镇化的研究结果十分丰富，但基于目前国内发展现状，城镇化进程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局限于如何加速发展城镇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协调程度也是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针对东北三省地域的，这方面的相关研究覆盖还不够全面，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本文对辽宁省人口城镇化的分析，建立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之上，通过对辽宁人口城镇化水平、速度及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查找出辽宁省人口城镇化进程中潜在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论文将辽宁省人口城镇化数据与全国进行比较，将省内各市相关数据与全省数据进行比较，从数值上分析全省及各市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高低，速度的快慢，做出客观的评价，并进一步归纳分析各市人口城镇化模式。在考虑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果的同时，参考人口城镇化理论，根据相关数据，衡量了人口城镇化显现指标，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辽宁省人口城镇化水平速度和进程阶段。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等相关的理论知识，结合辽宁省的实际情况，做到理论与实证的有机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