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微信朋友圈的论文第六篇：探求微信朋友圈视角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传播内容与方式
摘要：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风险传播的特性与偏好，可为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控制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基于社会放大理论，对458个微信好友2020年1月20日至2月10日的朋友圈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采用相关性分析的方法，对性别、年龄、态度倾向、疫情关注度与信息来源进行相关性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建议，以合理引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风险传播。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风险传播特性;微信朋友圈;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references of the risk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VID-19 epidemic, an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developing risk control strategies f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social ampification,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re made on the contents of 458 WeChat friends from January 20 to February 10, 2020, and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is made concerning the gender, the age, the attitude tendency, the epidemic concern extent and the information source.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to rationally guide the spread of risk communication of COVID-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是一种传染性强的新型肺炎，在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球多个国家存在感染病例[1]。风险随着这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断传播与蔓延。风险传播是一个为公众提供减少焦虑和恐慌的信息以及有助于其应对危机的建议的过程[2,3]。有效的风险传播能够快速提高人们应对、防范突发公共事件危害的意识和技能，消除恐慌情绪，保持社会稳定[4]。
目前，公众接收信息的方式主要包括智能手机、电话、传真、电报、电视、计算机等，手机作为人们最常使用的信息工具，向公众传播信息的功能不可小觑。其中，微信作为一个提供公众平台、朋友圈、消息推送等功能的应用软件，从2015年开始，微信公众账号开通达200多万个，微信平台日活跃用户达76.9%，是迄今为止增速最快的互联网服务。微信更是一个全方位社交平台，通过虚拟社交模式，实现近距离、中距离和远距离3个社交圈的全面覆盖，具有信息传播、信息共享的便利和成本低，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社交弹性化以及最大程度满足受众与用户个性化需求的优点，在手机使用者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巨大比重[5,6,7]。朋友圈作为微信的一项基本功能，用户可以通过朋友圈发表文字、图片和视频，同时可将文章或者音乐分享到朋友圈[8,9]。用户可以对好友新发的朋友圈内容进行留言互动。朋友圈这种独特的信息呈现形式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中发挥了作用。本文运用DIIS研究思路[10]与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对笔者的朋友圈进行研究，探求这一人们日常使用的社交平台上的疫情传播内容与方式，有利于对疫情下的风险传播进行科学引导。
1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
风险的社会放大指的是由“信息过程、社会团体行为、制度结构和个体反应”共同塑造风险的社会体验[11]。风险的社会放大包含两个阶段：第1阶段是社会放大的信息机制，第2阶段是社会放大的反应机制[12]。不管是直接的个人体验，还是通过风险信息、风险事件和管理系统获得的间接体验，风险的社会放大的根源都在于风险的各种社会体验。总体上说，对于风险事件的直接体验或者特别巨大事故的听闻，都会增加人们对危险的记忆和想象空间，从而强化了风险认知[13,14]。但人们直接经历的风险毕竟较少，所以人们通常会从媒体那里获得有关风险的情况，间接增加个人体验[15]。这样，媒体产生的信息流就成了公众风险认知的一个关键因素，并在风险放大中充当了主要原动力的角色。其中，信息的量、受争议程度、戏剧化程度以及信息的象征意蕴是影响社会放大的信息属性。
通过直接的个人风险体验或对有关风险信息的接收都可以产生新的信息[16]。这些信息被包括下列情况的社会及个体的“放大站”进行处理：（1）新闻媒体；（2）社会团体中的意见领导者；（3）执行和传播风险技术评估的科学家；（4）风险管理机构；（5）政治活动家组织；（6）同辈及相关群体的个人关系网；（7）公共机构。
社会“放大站”通过大众传播的渠道产生并传输信息。此外，每一个接收者也充当了风险相关信息的“放大站”，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信息强化的过程。关键的放大步骤包括：（1）对信号进行筛选；（2）解码信号；（3）处理风险信息；（4）解读和确认信号，并与所属文化及相关团体进行互动；（5）采取行动反抗风险或忍受风险，或设想风险管理者的行为意图；（6）加入团体行为或采取个体行为来接受、忍受、忽略或改变风险[17,18,19,20]。
人们运用微信朋友圈可放大风险。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过程中，社会及个体的“放大站”对疫情信息进行处理，每一个接收者作为信息接收的终端，也充当了风险相关信息的“放大站”，不同程度地参与信息强化的过程。发布疫情相关的朋友圈就是对来自于社会和个体的信息进行“再放大”。
2 数据收集与处理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笔者微信好友2020年1月20日至2月10日发表的朋友圈信息。2020年1月20日，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明新冠肺炎可人传人，中国才开始重视此次疫情。因此，笔者将统计数据开始的时间节点定位在2020年1月20日。
笔者微信好友总计458个，剔除掉168个朋友圈不含疫情信息的好友以及156个朋友圈设置了有限可见权限功能的好友，剩下了134个有效样本信息。
2.2 指标划分
1）微信好友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与职业。其中，将年龄划分为6类；在“职业”划分方面，分为学生、科研工作者、医务人员与其他。笔者接触的学生、科研人员和政府从业人员群体较多，且是此次公共卫生事件不可忽视的参与主体；医务人员是此次疫情的主力军。这样进行划分具有疫情相关性和典型性（表1）。
表1 微信好友基本信息
2）朋友圈基本信息包括“全部朋友圈动态”数量、“疫情相关朋友圈动态”数量、“疫情相关朋友圈动态发布形式”与“朋友圈动态信息来源”。“全部朋友圈动态”数量为2020年1月20日至2月10日这一时间段内的134个有效样本发表的全部朋友圈信息的数量；疫情相关朋友圈动态数量即为134个有效样本在2020年1月20日至2月10日这一时间段内发表的有关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朋友圈动态数量；将“疫情相关朋友圈动态发布形式”分为3类：包括“原创”朋友圈信息，即完全来自于发布者个人创造的朋友圈信息；“评论转载”朋友圈信息，即该条动态包含了外部链接和个人评论；“纯转载”朋友圈信息，即为该条动态仅包含外部链接。将“朋友圈动态信息来源”分为3类：包括“官方媒体”如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18家媒体；“一般社会媒体”是指除官方媒体之外的新闻媒体，如凤凰新闻、澎湃新闻、腾讯网、网易网等；“自媒体”是指普通大众通过网络等途径向外发布他们本身的事实和新闻的传播方式（表2）。
3）将疫情相关朋友圈内容的态度倾向划分为阴谋论、吐槽与虚假信息、科学事实与进程报道、正向与理性分析、博爱言论。本维度的类别由“阴谋论”到“博爱言论”，态度由负向到正向依次过渡，见表3。其中，阴谋论包括生物战、他国计谋；吐槽与虚假信息包括表达对“红十字会的物资分配不公”“武汉与湖北政府人员的不作为”“李文亮事件的前期处理”等事件的不满以及网上流传的不实信息；科学事实与进程报道包括疫情数据、科研进展、政府行动等；正向与理性分析包括对疫情的冷静分析与评价、生活感悟等；博爱言论包括武汉加油、致敬逆行者、天佑中华等。
表2 朋友圈基本信息概况
表3 朋友圈内容态度倾向划分
4）疫情相关朋友圈的社会关注热点划分。近年来，微博、微信以及各种平台成了信息沟通与交流的重要窗口，微博热搜更是一项重要的信息来源[21,22,23]。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通过直接的个人风险体验或对有关风险信息的接收都可以产生新的信息。微博作为一个“放大站”，由热搜爆出来的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强化，且信息更容易被传到作为接收者的公众，之后，公众在微信朋友圈平台上操作，这正是公众作为一个“放大站”对信息进行处理和传播的表现。
将2020年1月20日至2月10日的微博热搜关键词搜集和总结，得出以下“社会关注热点”指标（表4）。
(1）公共应对。公共应对是指对于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的公共机构及其相关人员的应对方式。包括“地区管控”，即实施分地区管控来控制疫情的蔓延；“地方治理”，即地方运用什么治理手段来应对此次疫情；“医疗救治”，即全国各地的医疗资源分配与集中救治等；“应急管理”是指此次疫情作为一项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应急管理相关部门应对处置的动态；“基本建设”即中国为了此次疫情进行的基本建设，如火神山雷神山的建设等；“政府调动”包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调用和派遣；“公共交通”是指中国海陆空各领域以及全国各地的公共交通应对此次疫情的行为；“医疗物资”包括酒精、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
表4 社会关注热点概况
(2）社会能量。社会能量即为社会对此次疫情贡献的力量，包括：“社会捐赠”，即世界范围内社会各界对中国的物质物资帮扶和其他帮助；“学校教育”，即学校为了避免群聚型疫情的大规模爆发而推迟上课或者改变上课方式等行为；“志愿服务”，即世界范围内的志愿者向武汉或其他受灾地区提供志愿服务等行为；“慈善机构”，主要是指在此次疫情中慈善机构的作为与功能，主要涉及“红十字会的物资分配不公事件”。
(3）科研与科普。科研与科普包括：“防护措施”，即人们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时采取自我防护的措施；“疫情数据”，指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治愈人数以及死亡人数等相关数据；“科研成果”，即世界范围内的科研人员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时取得的科学进展和阶段性成果等；“疫情科普”，指为提高中国人民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认知，官方和非官方媒体运用多种方式向公众展示病毒属性和预防手段等相关信息。
(4）个人生活。个人生活是人们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时个人生活的状态，如各种谣言与辟谣、疫情衍生下的娱乐生活、个人精神与身体的健康状态、正能量言论等。
3 风险传播特性分析
运用相关性分析的方法对表5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把年龄划分为6个等级，年龄越大，赋值越大。运用最大值判断法对134个样本的“态度倾向”进行赋值判断，“负向”“比较负向”“中立”“比较正向”“正向”分别对应数值1～5，态度倾向越正向，数值越大。用n表示某个样本，则n为“1,2,3，……，133,134”，单个样本的朋友圈信息总数量表示为Qn，单个样本疫情相关的朋友圈信息数量表示为Zn，那么：
疫情关注度=Zn/Qn
信息来源分为4个维度：官方媒体、社会一般媒体、自媒体和未知。分别赋值1～4，赋值越高，则信息的来源越不可靠（表5）。
运用SPSS软件对性别、年龄、态度倾向、疫情关注度与信息来源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6。
由相关性分析和数据分析可知新冠肺炎疫情风险传播存在以下6个特点。
1）风险传播存在性别差异。
由表6的相关性分析可知：女性在此次疫情相关的朋友圈动态中展示了更多的正向情绪，即女性比男性在面对此次疫情时更为乐观积极；男性比女性发朋友圈的数量更多，对疫情的关注度更高；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转载和接收来自官方媒体的信息。综上，应考虑针对不同性别，合理引导其对疫情的关注。
表5 性别、年龄、态度倾向、信息关注度、信息来源赋值表
2）风险传播存在年龄差异。
由图1和表6可知，年龄为18～30岁与31～40岁的群体发朋友圈动态的数量占所有疫情相关朋友圈动态的79%，反映出了18～40岁的青年人对于此次疫情更关心。这与疫情爆发初期的社会热点“劝家长带口罩”的现象不谋而合，可知年轻一代正是面对此次疫情时积极学习知识、主动自我防护的人群，风险传播方式较为有效。结合表6的相关性分析还可以看出，年龄越大，对疫情的关注度越低，同时，对于此次疫情的情感态度反而是积极的。从这种悖论中可知，年龄较长的人在对疫情没有全面关注的情况下，就对疫情展示出了比较乐观的心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导致盲目乐观，进而导致无效的风险传播。同时，年龄还和信息来源呈负相关，即年龄越大的人越倾向于选择接收官方媒体的信息，表明年龄越大的人越信任正规且官方的疫情报道（图1）。
表6 性别、年龄、态度倾向、信息关注度、信息来源相关性分析
下载原表
图1 疫情朋友圈动态年龄分布
注：18岁以下的数量为0，图中不显示
3）风险传播存在职业差异。
如图2所示，学生、科研工作者和政府工作人员发送朋友圈动态的比例分别是28%、25%和24%。学生作为正在受教育的群体，对于此次疫情的敏感性和关注较高；科研工作者面对疫情，存在发送朋友圈动态进行科普的可能性；政府工作人员作为此次疫情的一线人员，对疫情的关注度也较高。这几类职业的风险传播较为正向，容易减少恐慌信息，更好地面对危机。
图2 疫情朋友圈动态职业分布
4）信息来源不均衡。
就朋友圈动态发布形式和发布来源来看（图3、图4），首先，3种发布形式的比例近乎相同，这意味着人们对此次疫情不仅有积极吸收社会信息的态度，还有自己的个人见解；其次，信息来源显示，63%的信息都来源于自媒体。当前自媒体时代经济蓬勃发展，为信息的形式和内容增添了许多丰富的色彩，同时也在挑战着官方媒体的权威。自媒体有一定的自利性和偏向性，站的角度不同往往会增加信息传播的风险，从信息来源的比例可以看出人们对自媒体的依赖，但是过分依赖自媒体会加重风险传播的危机，判断疫情信息有失公允。
图3 疫情朋友圈动态发布形式分布
图4 疫情朋友圈动态信息来源分布
5）信息来源筛选性弱。
就态度倾向而言，由图5和表6可知：总体来说，中性和正向的言论占了95%，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公众面对此次疫情的正向信念。由表6可看出，态度倾向和疫情关注度呈正相关，和信息来源呈负相关，即人们的态度越积极，就越容易多发布与疫情相关的朋友圈动态，但是对信息来源的筛选性较差，更倾向于选择来自自媒体的信息。就疫情关注度而言，疫情关注度与疫情信息来源呈正相关，越关注疫情，就越容易不对信息源进行筛选。
图5 疫情朋友圈动态态度倾向分布
6）社会热点下的风险传播。
就社会热点而言，由表4和图6可知，社会热点大致分为“公共应对”“社会能量”“科研与科普”“社会生活”4类，其中“社会能量”类的社会热点所占比例为6%，其他3类社会热点话题的比例均为30%以上。这意味着，面对疫情时公众最关心的首先是“个人生活”，如自己的健康能否得到保障，自己的生活能否继续；接着是疫情相关的“科研与科普”，能够增强公众的自我保护水平和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再次是“公共应对”，国家和政府在面对疫情时有没有能力保障公众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最后，公众对“社会捐赠”的讨论度较低，这可能是因为公众并不觉得社会能量的运作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自己的利益。
图6 疫情朋友圈动态社会热点分布
图7表示了社会热点的23个二级指标的热度排序，其中热度最高的是“正能量”，最低的是“个人损失”，这表示公众乐于表达自己对疫情的信心和信念，感激科研人员、医务人员的付出，赞叹中国强有力的调控能力和基建水平等。同时，受此次疫情的影响，全中国的人们都采取了居家隔离的措施，这无疑会对公众的生活产生影响，但是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也为了保证个人的生命安全、共同打赢这场防疫战，公众普遍表示不会计较个人损失。
图7 社会热点二级指标统计
4 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与传播与个人、民族和国家都息息相关，只有充分地了解疫情，才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启动正确的响应机制。在当今时代，风险传播借由大众传播媒体对人们的信息接收与处理产生着巨大影响。良性的风险传播能够快速提高人们应对、防范突发公共事件危害的意识和技能，消除无谓的恐慌情绪，恶性的风险传播则反之。在这场防疫战中，了解疫情下公众的风险传播特性，有利于更好地引导风险传播，为打赢疫情攻坚战提供借鉴。微信是公众使用频率极高的手机软件，微信朋友圈动态不仅可以一定程度地体现出人们对待这场疫情的态度，从而帮助判定风险传播的特性，还充当“风险放大”的角色，人们的态度会经这一平台再次放大，这种直观清晰的感受能够帮助进一步对当前的风险传播进行判定。本文对符合条件的134个好友1052条疫情相关朋友圈动态进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注重性别差异，合理引导风险。
女性与男性在面对此次风险时的不同选择，体现出了男女需求的不同，女性对疫情呈现出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更强的乐观性，男性则对信息来源更加谨慎。首先，应该引导男性的积极心态，可以在军事频道等男性更倾向于选择的信息接收平台上多播放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进展，以提升男性对战胜此次疫情的信心，减少由负面情绪带来失败的风险传播的可能性。其次，应该引导女性的理性思维和关注度，由数据可知，女性发布动态的比例小于男性，且比起官方消息，女性更倾向于非官方的消息渠道。
2）出台应对不同年龄段的疫情防控措施。
风险传播的年龄差异明显，年轻一代对疫情关注度更高，具体表现在朋友圈动态数量多。老年人倾向于接收官方媒体的消息，对疫情的发展表示出乐观的心态，显示出了年老一代相较于青年人，会更加相信政府和国家的应对能力。由数据可知，发送的1052条疫情相关朋友圈动态中，79%都来自于18～40岁的青年人。青年人的疫情防控意识较老一代更强。对于学生群体，学校要对在读学生提出疫情防控学习要求，同时用远程授课的方式来减少损失，保证学生的学习进度；对于青年群体，除了自己搜索疫情防控知识学习外，还应该让青年群体所在单位定时组织远程疫情防控学习，与员工对接好远程工作；对于40岁以上的人群，有工作单位的群体，工作单位应该对员工提出硬性要求，包括带口罩、勤洗手等，向员工普及疫情防控知识，有条件的发放疫情防控物资；对于自由职业者和退休人员，应该合理利用居委会，让片区的居委会成员对其进行科普宣传和防控教育，并动员该群体的亲属对其进行疫情防控宣传。
3）加强官方媒体的公信力，增加对自媒体的约束。
风险传播中信息来源十分重要。研究表明，就转载来源而言，公众趋向于转载自媒体的信息。但是，自媒体所发布的信息无法保证疫情信息的真实性，这不利于进行良性的风险传播。新媒体时代，自媒体和一般社会媒体的存在不断挑战着官方媒体。官方媒体要增强发布信息的被接受度，不仅要保证信息的准确无误，还要增强信息传播方式和内容的趣味性。只有官方的正确信息被更多的人接收到，风险传播才会更有意义，社会上的谣言和阴谋论调才不会猖獗。自媒体做为一种灵活性极强的媒体形式，其发布的信息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应该合理地对其进行约束，对散布谣言的自媒体进行处罚，以保证自媒体能更好地约束自己的行为，降低风险传播中虚假信息带来的危险。
4）注重发挥职业优势。
学生、科研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与此次疫情都息息相关，如果能够合理引导其应对疫情的行为，那么就能合理减少风险传播的压力。对于学生来说，学校可以作为教育的一方对其进行疫情防控教育并加以相关管束。科研工作者除了要对疫情进行相关研究之外，还应该从自身做起，保证自身行为的合理性和散播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对于政府工作人员来说，除了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防范，还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多注意观察，将他人危害防疫的举动和行为整理上报，让政府对现实民情了解的更深入，从源头上把控风险。同时，从宏观来看，政府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保证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如保证日常用品的正常补给等；第二，应该保证防护物资和医疗物资的供应，保证公众的安全感与就医权利；第三，应该不断加大科研投资力度，让科研人员有安全且合理的环境来进行疫苗和治疗药物的研究；第四，应该加大疫情的科普宣传力度，可以在街道循环播放疫情防护知识，让疫情知识真正传播到每一个人；第五，应该注重人民的精神健康和娱乐生活，让跟病魔战斗的公众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5）注重热点事件的发酵。
风险传播与社会热点事件密不可分，正面的热点事件会推动良性的风险传播，如“火神山、雷神山”的建设再次体现了中国的凝聚力与创造力，为打赢这场防疫战增添了民族自信，而“红十字会”事件的不断发酵却让政府与社会慈善团体出现了信任危机，不利于风险传播，不利于疫情的应对。因此，在疫情发生时，要对时下的社会热点事件保持持续关注，合理引导舆论走向，帮助公众梳理事件痛点，推动公众进行理性思考，防止恶性热点事件借由“放大站”搭便车，以更好地安抚公众情绪，团结公众，用良性的风险传播为疫情攻坚战营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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