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一门艺术，兼具实用和审美两重性质。书法的美通过墨色变幻的线条体现，是黑与白组合的艺术。两种具有强烈反差的色彩在相互对立、相互协调中互相融汇和贯通，形成了最简单而又最复杂的形式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书法本身是字符的集合体，它所包含的文字意义本身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然而，不同书写者所创造的书法，拥有不同的结构形态美，又使得书法作品具有各自不同的艺术特色。
书法观念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其表现形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始终保持不变的是书法中的笔墨方法和对审美气韵的追求。书法的创作是一种文化行为，那么它当然应该为当代新的文化演进服务，而书法家在进行创作时的感受不可能游离在当代现实文化外，故熊秉明称：“无论他写的成败，作品总是要反映他的性格、学养和经历的，并间接反映时代风尚与地域影响。”[1]书法作品是最能表现时代精神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1]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风貌，不同的风貌特色组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时代的时代风格。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时代风格，而后者又造就了不同的书法风格。作为实用性很强的交流形式，书法在各个时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面貌。时代的发展决定着社会的需求，而社会的需求反映在书法艺术上，就是每个时代各不相同的书法风貌，连贯起来，就是文字发展的脉络。“书画作品本身就是表现的另一种历史，作品本身其实就是对历史的另一种记录。”[2]
一
文字的演变是在社会环境综合因素的影响下发展的，“在影响文字发展的诸多因素中，首先应该突出社会对文字的需求……社会对文字的需求的发展决定了文字发展的整个历史的规律。”[3]
中国文字亦是如此。文字是语言的书面记录形式，而语言的发展，则与时代的发展同步，新的语言总是在旧的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了时代的基础，语言就失去了前进的基石。
中国文字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阶段--“隶变”阶段。隶变的过程来自于社会的需求，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取得了长足发展的背景下，民众对文字有了新的形式要求，故隶变“以书写性简化为基本功力，最终导致古今文字形体的根本变革”[4].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发展到今天的体系面貌，经历了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隶变过程，将汉字从象形的古文字变成了利于书写的抽象符号。这一变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是在社会经济、文化都达到一定发展程度后，文字为适应时代的变化而自然幻化的结果。郭沫若说过：“在字的结构上初期的隶书和小篆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在用笔上有所不同……画弧线没有画直线快，画圆形没有画方形省……这样书写的速度便自然加快了。”[5]
社会生产力决定了当时社会的总体面貌，时代面貌又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力，社会的需求导致了隶变的产生，隶变的文字又进一步服务于社会需求。这是时代演进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统称为大篆的字体，在历史上使用时间相当长，在字形结构上有极大的随意性。西周时期，实行的是分封制的中央集权国家，政权稳定，礼教渐兴，政局的稳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西周时期稳重的时代风格。崇尚文明且偏重含蓄的总基调推动圆笔的盛行，笔法也由此出现了尖、圆、肥、钝等变化，这些充分反映在西周时期的钟鼎文字中，成为后世书法审美的主流基调。
西周晚期，周王的统治日渐衰微，各地诸侯逐渐各自为政。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大篆也出现了各种变体，其中，出现了与今文相似的字形。《水经注》中记载：“孙畅之尝见青州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塚，得桐棺前和外隐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6]
这说明在西周王朝晚期，已经出现了文字隶变。
由于大篆的书写要求笔划平缓，粗细相当，弯折圆转，不能流露出笔尖的波折，这样的字体形态对书写者要求很高，并且费时费力，很难满足大量文字书写的需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对于文字的需求量增加，这种需求使得庄重典雅的大篆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各种或书写方便、或具有装饰意味的文字开始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汉字系统，从而引发了隶变的萌芽，汉字“摆脱了古文字婉曲线条的束缚，开始步入今文字阶段”[7].
二
与稳定的西周不同，战乱与国家政权的快速更迭，是春秋时期的时代基调。春秋战国时期，政权分裂，社会进入了自由发展的时期，生产力较此前有了明显的提高。战争冲突、贸易交流、文化交往等活动的需要使社会对文字的使用有了大量的需求，对文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隶变的现象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
春秋早期，各国都沿袭周时的大篆书风，书体沉着端庄，体现出周时礼乐制度下的严谨性与正统性。春秋晚期，各诸侯国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独立发展过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文字因其自由性与艺术性的需要，也呈现出众多不同的面貌。然而，由于战乱、贸易等交流的需要，又使得各国之间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产生了一定的共同性，这种相异性与共同性相辅相成的局面，正是这一时期的时代面貌。
青铜器上“锡命”格式的铭文逐渐消失，随之出现的是“余某某之子”、“子子孙孙永保用”、“某某择其吉金，自作某器”等铭文，周王朝的权威性正在逐渐消失，各诸侯国各自为政，遂在铭文上凸显自身的国家荣誉感。而从书写风格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字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风格。秦国由于地处西北，民风淳朴，保留了周的书写风格，显得严谨方正。晋国的文字以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为代表，出现了大篆夹杂蝌蚪文的写法，书写风格随意，出现了隶变的现象。楚国位于南方水系密集之地，文字显得灵动优美。燕国文字与传统金文相似。齐国东靠海，经济发达，文字显得简单而方硬。这一局面在春秋晚期开始出现，影响一直延续到了战国时期，形成了以地域为特征，各国之间差异明显的书法风格。从严格遵从周王室的号令，到注重本族群的荣耀，这样的变化，地域的变化，是社会文化在书法上的反映，也是书法艺术的时代性的体现。
战国晚期，各国间的拉锯争霸更加剧烈。由于战争的需要，各国之间的相互交流增多，而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演进，社会生产力亦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铁冶炼技术的普及，铁制工具不仅促进了战争的进行，对农业也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使得生产力大大提升，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出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贸易也频繁起来，经商致富在当时已经是常有的事，商人通过经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商业活动中对于契约、债券等文书的需求，也大大增加。
战国时期“士”阶层的产生，使得这时期的文化面貌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荀子·荣辱》中记载：“农以力耕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机械，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人后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之平。”士人以自己的才能，供职于公侯之家，形成社会一个特定阶层。士人的产生使得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文化水平得到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读书认字，文字不再局限于上层贵族，下层官吏、庶人也有了接触文字的机会。社会文化繁荣，学术下移，由原先的学在官府变成了学在民间。这些都促进了书法的繁荣。
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有着各自不同的面貌，但总体来说，由于交流的需要，其共性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1],从《曾侯乙墓竹简》、《青川木牍》、《包山楚简》等为代表的战国早中期代表性书法文物的面貌看，此时实用汉字在字形上与篆书已经有了较多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