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朝历代的书法家及其作品

　　书法艺术发生于原始的刻画符号，虽然它仅仅是一种不自觉的朦胧行为，但这已经是一种带有文字性质的言说方式。像原始人的结绳记事都属于这个范畴。  
　　
　　以后的甲骨文、金文、石刻文均是以契刻或范铸的形式出现。甲骨文发现于晚清，是殷商晚期王室占卜时的记录，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一带，是一种契刻于龟骨和牛胛骨之上的文字，其契刻之籍和文字之美令后人向往不已。书写者称为"贞人"。后世的一些汉字的书写规则和章法款式在甲骨文中已大体具备。
　　
　　金文兴盛于周代，依附于青铜器。铸鼎本身是一种宗教祭祀的礼器。金文也被称为钟鼎文，最初应该是出于宗教的目的。和青铜器一起铸成的铭文线条较之于甲骨文更为粗壮有力，文字的象形意味也更为浓重，尤以《司母戊鼎》、《散氏盘》、《毛公鼎》最为着名，艺术成就也高。（在当时就未必有这么高了。） 但是金属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毕竟还是稀有品，当人们认识到石刻比骨契更大方，比范铸更简便之后，石刻书法便开始兴盛，故所有名迹力求能"摹勒上石"，开启了石刻书法的先河。传说中最早的石刻是夏朝时的《峋嵝碑》，但周宣王的岐阳石鼓于公元七世纪被人发现，后代书家共称"古妙"，十只鼓形圆石四周刻有四言韵文，书法朴茂浑古，齐整稳定。秦代的六处经功刻石，将石刻艺术推向新的高度。清杨守敬称："虽磨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天上神品。" 两汉书法艺术  两汉书法分为两大表现形式。一为主流系统的汉石刻；一为次流系统的瓦当玺印文和简帛盟书墨迹。"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是汉隶成熟的标记。在摩崖石刻中（刻在山崖上的文字）尤以《石门颂》等为最着名，书家视为"神品"。于此同时蔡邕的《嘉平石经》达到了恢复古隶、胎息楷则的要求。而碑刻是体现时代度与韵的最主要的艺术形式，康有为将其分为八类，认为"至于隶法，体气益多"，中以《封龙山》、《西狭颂》、《孔宙》、《乙瑛》、《史晨》、《张迁》、《曹全》诸碑尤为后人称道仿效。可以说，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北书雄丽，南书朴古，体现了"士"、"庶"阶层的不同美学追求。 
　　
　　至于瓦当玺印、简帛盟书则体现了艺术性与实用性的联姻。汉代墨迹的重视，是由于《流沙堕简》及《遣册简》的出土，古代简牍是由竹木加以牛筋等串编而成，用墨笔书写，字体篆隶兼具，率直淳朴，与秦简笔法无波挑不同，汉简增加了波磔俯仰，在《居延汉简》中时有今草出现，圆笔运行，悬针垂露等特色已十分明显，具蚕头雁尾，是汉代墨迹的代表作品，较之书于玉石上的"盟书"更具有时代特点。 
　　
　　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  有文字便有书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书写能否成为书法，或者说书写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却取决于使用这些文字的人们。   当然，真正意义上的书法依赖于毛笔的发明。据考古发现，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有毛笔，秦汉的毛笔出土颇多。河南安阳市殷墟小屯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便有用毛笔书写者。  
　　
　　 魏晋是书法艺术的自觉时期，王羲之被称为"书圣"，他的书法被人用重金收买，不仅仅表明他的字写得好，更主要的是，书法是一门独立的艺术这一观念已经成为当时人的共识。    古人说书画同源，又有六书之说，其实象形、指事、会意是基础，而形声、转注和假借则是前三者基础上的衍化。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明白为什么古人要用形象的语言来描绘精美的书法艺术。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好的书法有"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这种拟物和拟人化行为的思想依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本质的出发点――天人合一。
　　
　　隋代上承两晋南北朝沿革，下开唐代规范化的新局。隋有碑版遗世，多为真书，分四种风格，一为平正淳和，如丁道护的《启法寺碑》等；一为峻严方饬，如《董美人墓志铭》等。一为深厚圆劲，如《信行禅师砖塔铭》等，一为秀朗细挺，如《龙藏寺碑》等。    唐初，国力强盛，气象宏大。书法从六朝遗法中蝉蜕而出。楷书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欧阳通、钟绍京，在李世民倡导下，掀起崇王热潮，继承传统，力创楷书新规范。初唐以欧、虞、褚、薛四家为书法主流，总特点是结构严谨整饬。故后代论书有"唐重间架"之说，一时尊为"翰墨之冠"。延至盛唐歌舞升平，儒道结合。李邕变右军行法，独树一帜，张旭、怀素以颠狂醉态将草书表现形式推向极致，孙过庭草书则以儒雅见长，余如贺知章、李隆基亦力创真率夷旷，风骨丰丽之新境界。而颜真卿一出，"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董其昌谓唐人书取法，鲁公大备。到晚唐五代，国势转衰，沈传师、柳公权再变楷法，以瘦劲露骨自矜，进一步丰富了唐楷之法。到了五代，杨凝式兼采颜柳之长，上溯二王，侧锋取态，铺毫着力，遂于离乱之际，独饶承平之象， 也为唐书之回光。五代之际，狂禅之风大炽，此亦影响到书坛，"狂禅书法"虽未在五代一显规模，然对宋代书法影响不小。 
　　
　　宋、辽、金代书法艺术     
　　
　　宋朝书法尚意，此乃宋大倡理学所致，晚唐禅风大播，礼乐崩坏，为倡新秩序理学兴起，两者互制平衡，衍而为意。意之内涵，包含有四点：一重哲理性，二重书卷气，三重风格化，四重意境表现。同时倡导书法创作中个性化和独创性。这些在书法上有所体现。如果说隋唐五代的尚法，是求"工"的体现，那么到了宋代，书法开始以一种尚意抒情的新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就要求书家除了具有"天然"、"工夫"两个层次外，还需具有"学识"，即"书卷气"，黄庭坚所说的"胸中有道义，广之以圣贤之学，书乃可贵"的话指的就是这个道理。北宋四家一改唐楷面貌，直接晋帖行书遗风，无论是天资既高的蔡襄和自出新意的苏东坡，还是高视古人的黄庭坚和萧散奇险的米芾，都力图在表现自己书法风貌的同时，凸现出一种标新立异的姿态，使学问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并给人以一种新的审美意境。这在南宋的吴说、赵估、陆游、范成大、朱熹、文天祥等书家中进一步得到延伸，然南宋书家的学问和笔墨功底已不能和北宋四家相比肩了。   辽、金都是地处边陲，未得启蒙，几无文化可言。金人入汴京，得内府收藏，眼界开阔，故也出现了几个像王庭筠这样小有名气的书家。
　　
　　元代书法艺术   
　　
　　元朝书坛的核心人物是赵孟頫，他所创立的楷书"赵体"，与唐楷之欧体、颜体、柳体并称四体，成为后代规摹的主要书体。由于赵孟頫的书法思想绝对不逾越二王一步，所以，他的书法对王派书法的精妙之处颇有独到的领悟，表现为"温润闲雅"、"秀研飘逸"的风格面貌。这也和他笃信佛教、审美观趋向折衷平和、清恬、淡雅有关，同时和他寄人篱下的心境，以闲雅飘逸的超然之态获得一种精神解脱有一定联系。在元朝书坛也享有盛名的还有鲜于枢、邓文原，虽然成就不及赵孟頫，然在书法风格上也有自己独到之处。    宋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上崛起，书法家也不乏其人，如哈萨克族的康里巙巙，也以自己独到的艺术形式，丰富了书坛的表现面貌，增添了新鲜血液。
　　
　　明代书法艺术     
　　
　　明朝统治者指摘元朝统治者重视书法不力，把帖学推至极致。明朝书法的发展表现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明初书法陷于"台阁体"泥淖。虽然擅行草书的刘基、工小楷的宋濂、精篆隶的宋璲和名满天下的章草名家宋克、宋广表现不俗。但沈度、沈粲兄弟推波助澜将工稳的小楷推向极致，"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 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二沈书法被推为科举楷则。于是书坛"一字万同"，"台阁体"盛行。   
　　
　　第二阶段，明中期吴中四家崛起，书法开始朝尚态方向发展。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王宠四子依赵孟頫而上通晋唐，取法弥高，笔调亦雅，其中祝允明高古无华，文徵明娟秀骨清，唐寅风华绝代，王雅宜风流儒雅，这和当时思想观念的开拓解放有关，书法开始迈入倡导个性化的新境域。    第三阶段，晚明书坛兴起一股批判思潮，书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荡的视觉效果，侧锋取势，横涂竖抹，满纸烟云，以丑为美，使书法原先的秩序开始瓦解，这些代表书家有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璐等。他们的创作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帖学殿军董其昌仍坚持传统立场。
　　
　　清代书法艺术     
　　
　　清代书法的总体倾向是尚质，同时分为帖学与碑学两大发展时期。   明末书坛的放浪笔墨、狂放不羁、愤世嫉俗的风气在清初进一步延伸，如朱聋、傅山等人的作品仍表现出自我内在的生命力和一种不可遏止的情绪表现。这一点在中期"扬州八怪"的身上又一次复现。于此同时，晚明的帖学传统也同时进一步光大发扬，姜宸英、张照、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等人在刻意尊幸传统的时候，力图表现出新面貌。或以淡墨书写，或改变章法结构等，但由于帖学长时期传承，未有很好地加以清理、认识、调整，某种积弊也日益加深，这就使帖学的颓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正此时，金石出土日多，士大夫从热衷于尺牍转而从事金石考据之学。一时朝野内外，学碑者趋之若鹜，最后成为清朝书坛的发展主流。加之阮元、包世臣、康有为大力张扬，碑学作为一种与贴学相抗衡的书学系统而存在。当时着名的书家和郑簠、金农、郑燮、李（鱼单）、伊秉绶、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张裕钊、康有为等纷纷用碑意写字作画，达到了尽性尽量，璀灿夺目的境地，可胃是中国书法文化中的一大景观。如果说，帖学家们力图寻找质的愿望没有实现的话，那么这种愿望在碑学那里实现了。 
　　
　　结语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孕育出了无比灿烂的文化，而其中一枝光彩夺目的当属书法艺术，历朝历代的书法家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历史大观园中的引人注目的一片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