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本诗还重点刻画了两对贵族父子关系：亚希多弗父子（ Achitophel） 和巴兹莱父子（ Barzillai） .这两对父子形成一种对称关系。在处理这两对父子形象的大是大非面前，德莱顿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党派偏见。已有评论家指出，亚希多弗很明显是仿照《失乐园》中的撒旦形象塑造的，德莱顿不仅借用《失乐园》的情节，而且还重复其中的许多意向和词语，如本诗第 137、145、147、152、156、174、202 行等诸多地方与《失乐园》第一章的用词很有重合之处（ Thomas 1978: 218） .诗中他诱惑蒙玛斯公爵的场景就是仿照《失乐园》中撒旦诱惑夏娃的那一幕。在德莱顿笔下亚希多弗被描绘成一个和撒旦一样邪恶、放肆和不安分的人。而他对另一个贵族巴兹莱的描写则截然不同，他对应的历史人物应该是奥蒙德公爵（ Duke of Ormond） .奥蒙德公爵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忠实扞卫者，《押沙龙与亚希多弗》发表时他已经71 岁了，德莱顿称他是“年长位尊”的老者（ 818 行） .如果将这个文本细节与上文提到的沙夫茨伯里放在一起，或许我们可以发现德莱顿价值评判上的极大差别。沙夫茨伯里伯爵当时才 60 岁，但是德莱顿是这样说的：
“可是他早已功成名就、腰缠万贯，/为什么还不服老，不回家安享晚年？ /尽会瞎折腾一把老骨头，/老朽老朽，他何时满足过安逸享受？ /将自己辛苦打下的基业交给儿子吧/那个没有羽毛的两条腿的东西/做那事时他心烦意乱/便养出了这个模糊的肉团”（ 165-172 行） .德莱顿借用了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 Diogenes） 讽刺柏拉图对人的定义那则轶事，他在这里未免过于夸张，恐怕有泄私愤的嫌疑。沙夫茨伯里的子孙后代对德莱顿如此描写他们的长辈很是恼火，因为沙夫茨伯里父子的相貌“不仅身端形正而且丰姿英俊”（ Verrall 1914: 79） .德莱顿还提到了奥蒙德公爵英年早逝的长子奥所里伯爵（ 原名托马斯·巴特勒，Thomas Butler） .奥所里伯爵1680 年去世时年仅47 岁，和父亲一样，他也是查理二世的忠实拥护者，以作战英勇、举止高雅闻名于世。
叙述者叹息道： “他的逝世让我常感哀戚”（ 832 行） ,它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形式出现，穿透故事整体框架的第三人称叙述声音，直接显形来表达作者的存在感。《押沙龙与亚希多弗》叙事性话语的段落和戏剧性转述话语的段落交替出现。故事外的第三人称叙述者在全文所有的叙事段落中只有两次窜出叙述层面来强调自己的存在： 除了此处（ 832 行） 之外就只有“我要提到一些人的名字，那就是赞美”（ 816 行） .作者德莱顿在这两处不禁跳出第三人称叙述冰冷的人格面具，直抒自己的个人情感（ 虽然这种情感是否是真挚还是礼节性的还有待商榷） .或许这并不是巧合，有史实文本证明德莱顿和奥蒙德公爵一家过往甚密，他曾将自己的几部作品题献给公爵一家，其中就包括他的《古今寓言》（ Fables Ancientand Modern） （ Dryden 1800: 575） .
德莱顿在《押沙龙与亚希多弗》中对克伦威尔父子的评判不尽相同。如果说德莱顿在涉及英雄人物奥利弗·克伦威尔时尚能为其留些情面，那么当他论及其子理查德·克伦威尔时便毫不留情地说道： “扫罗王逝去之后，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便使愚蠢的伊施波设放弃了王冠”（ 57-58 行） .德莱顿敢于公然责骂理查德·克伦威尔，现出对其不屑之意，这在当时并非出格之举。理查德·克伦威尔的个人魅力远逊于其父奥利弗·克伦威尔。哈钦森在《哈钦森上校传》中说： “（ 理查德） 为人温顺、平和、不事张扬，毫无先父风范，亦无力管理一个头绪纷繁的政府”（ 转引自 Collins 1923: 94） .克伦威尔父子在《押沙龙与亚希多弗》中所占篇幅不多，并非重点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对父子在诗作中无足轻重，德莱顿在行文操控话语的过程中留下很多细节，透露出他的党派政治立场与伦理取向，同时也展示了复辟时期英国社会风云的变幻无常。
4. 党派文化与政治个人化： 变节抑或信仰？
在《押沙龙与亚希多弗》开始部分，德莱顿就用《旧约》扫罗和伊施波设父子来隐射克伦威尔父子，描写克伦威尔及其共和思想的诗曰： “这群具有亚当巧智的叛逆者，未尝羁绊/便开始梦想自己渴望自由/……他们将自己的欲望延至森林与洞穴/以为除野蛮人之外，其他都是奴隶”（ 51-56 行） .叙述这段历史之际，德莱顿带有明显的党派政治偏见。将其与他在 1658 年写的《纪念护国英雄克伦威尔》（ Heroic Stanzas on the Death of Ol-iver Cromwell） 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德莱顿前后的态度如此截然不同： “他的伟大源于上天独授/时运使然之前，他已将伟大造就/战争像太阳底下升起的雾霭/仅仅彰显，而不是成就他的伟大”（ 21-24 行）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1681 年在德莱顿发表《押沙龙与亚希多弗》之后不久，他的旧作《纪念护国英雄克伦威尔》就被辉格党政敌重印并广为散布，只不过这次题目变成了《哀悼篡位者克伦威尔： < 押沙龙与亚希多弗 > 作者的忠与诚》（ Patterson 2004: 224） .辉格党人对德莱顿诗作的标题进行修改，对他专门阿谀奉承执政当局的骑墙做派极尽揶揄。对于政敌与同辈作家的挑衅，德莱顿当然毫不示弱，他接连发表了《麦克·弗莱克诺》和《奖章》等数篇讽刺诗歌以作反击。
就《押沙龙与亚希多弗》而言，它表现了德莱顿政治立场与伦理立场之间的融合问题，诗中对几对父子形象的描写无疑受到其党派政治立场的影响。自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以来，伦理研究关注的都是道德责任义务，强调善、正义、友爱、高尚、幸福、德性等维度的内容。政治立场与伦理立场有时会产生冲突。德莱顿的言行显得缺乏道德原则，政治立场上趋炎附势之举遭人诟病。复辟时期的英国政坛党争异常激烈，作为御用文人，德莱顿在政治立场上没有太多选择余地，他的政治讽刺作品不是为了表现个人价值判断或者文学兴味，而是承载了所在党派利益共同体的政治使命。作为一首应景的政治讽刺诗，《押沙龙与亚希多弗》应该被放置在更大的政治与文化语境之中，它作为文学话语直接参与到当时的历史事件之中，成为党派倾轧与政治争斗的载体，其终极目的在于打击政敌以及引导社会舆论。
《押沙龙与亚希多弗》并非简单的党派宣传品，它通过影射与暗示的方式描写当时英国政坛几对着名的父子，藉此形成贯穿整首诗歌的伦理结构主线，其落脚点始终不离伦理纲常。维恩布洛特指出，这部作品“探讨了辉格党和托利党一致认同的观念---儿子对父亲应有的尊敬和爱，以及作品同名主人公如何违背子女的孝顺本分”（ Weinbrot 1988: 391） .作为应景的政治讽刺诗，德莱顿必须支持查理二世所提倡的君权神授思想，政治立场得要鲜明，他在写作《押沙龙与亚希多弗》时需要尽量摒弃个人好恶，戴上桂冠诗人的人格面具，成为保王党阵营的传声筒。批评界认为德莱顿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在此类命题作品中尽量消除私人情感，比如弗兰奇就曾评论道： “德莱顿在他的诗歌里不涉及任何私人生活或爱好，他对自己作为社会公众之声的角色感到舒适自如，F. R. ·利维斯曾说‘他的效果完全是为了倾听的公众'.”（ French 1968: 412） 弗兰奇引用利维斯之语来强调德莱顿作品中的公共特性，但是如果断定德莱顿作品中并不夹带任何私人品味则似乎有些许武断之嫌。尽管德莱顿在《押沙龙与亚希多弗》以及其它大量以桂冠诗人身份创造的作品中尽量涤除私人情绪因素，他仍然无法完全做到不涉及个人情感。党派利益纷争的集体意志确实限制了德莱顿，使他无法随心所欲地表达私人的价值判断，但这些个体化的情感诉求并没有消失，而是被压抑进诗歌文本之中，以不易察觉的形式出现。
5. 结语
德莱顿表现出来的矛盾状况在他那个时代以及早期现代英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英国文学与文化界对这种矛盾状况表现出较大的包容性，易于将党派政治文学作品中代表集团利益的公共声音与代表作家自身品味的私人声音区分开来。就《押沙龙与亚希多弗》而言，德莱顿刻画了一系列父子人物形象，关注的是家庭伦理纲常与国家政治生活之间的隐喻和讽喻关系。党派文化扭曲与压制了个体的感性认知，当德莱顿以桂冠诗人的官方身份写作时，他恪守自己的职业伦理，维护国王利益，发出符合所在党派利益集团的公共声音； 当所述事实有悖于正义原则与伦理规范时，他又会在局部范围内巧妙地利用历史讽喻结构制造反讽效果，以迂回的方法对违背伦理规范之事进行讽刺。《押沙龙与亚希多弗》展示出作家与党派文化之间的制约、服从与抵制关系，契合了 17 世纪中后期英国涌现的对国家政治伦理规范与个体自由进行反思的时代潮流，为我们敞开和再现了英国民族文化在复辟时期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横切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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