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大都市》中，资本主义的技术伦理观体现在埃里克无视全球资本流通的原则，为个人利益滥用技术力量之上。埃里克的自负与傲慢在小说开篇不久就通过他对那辆豪华轿车的赞赏体现出来：“他需要这辆汽车，因为它不仅体型超大，而且具有进攻性。它蔑视一切。经过改装之后，它如此巨大，能够对抗所有反对它的观点”.[14]10当汽车穿过曼哈顿大街时，埃里克俨然成为这个封闭空间的国王，通过汽车中的各种技术手段指挥和遥控外面的世界。米米·谢勒尔和约翰·厄里在《城市与汽车》一文中曾指出，对于在城市中移动的汽车来说，“在挡风玻璃与此无关之外者是异类的他者”.[15]
这点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埃里克对车外发生的一切均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上。他蔑视有人用现金交易，而不是像他一样使用虚拟货币。对他人得失毫不在乎的态度致使埃里克在股市中刚愎自用，恣意妄为。
三、技术正义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反叙事
在《在未来的废墟中： 9·11之后对恐怖和丧失的思考》中，德里罗表示作家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能够在官方叙事之外创作反叙事，让读者了解“一段历史阴影，其中充满错误记忆和假想的损失”.就技术主题叙事而言，德里罗的小说中并没有因此趋同附和资本主义工具性的技术伦理，而是一方面着力揭露资本主义技术发展给社会生态制造的灾难，批判工具性技术伦理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则在对资本主义工具性技术伦理和全球资本主义贪婪欲望进行批判的同时，通过构建具有正义维度的技术伦理，对抗资本主义扩张的暴力，为服务全球健康交往进行诗性书写。
德里罗小说对工具性技术伦理合理性的批判在于向读者展示，功能性技术不只是像资本主义所宣扬的那样给世界带来无穷的财富，而是在创造奇迹的同时，逐渐变成环境和经济秩序的罪魁祸首。
在《地下世界》中，以功利性为目的的资本主义技术给社会制造的灾难是随处可见的垃圾。这里既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技术产品之后留下的垃圾，又有国家层面制造的武器垃圾。原本人口聚集的布朗克斯区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被废弃的汽车等生活垃圾所占据，而冷战结束之后长期搁置无需报废的核武器成为垃圾处理师们需要面对的新问题。经营垃圾处理业务的德特维勒在文中指出，“城市是随着垃圾一步一步地上升。数十年来，随着掩埋的垃圾增多，城市不断地增加高度。在一个房间里或风景地带，垃圾总是在层层叠起或者向四周拓展。但垃圾有它自身的动力。它会反攻。挤进一切可能接触的空间，控制建筑模型和改变仪式系统。垃圾生产老鼠和妄想症”.[4]287由于没有顾及可能给生态系统带来的压力，技术在促进文明发展的同时，已经日渐成为现代荒野的制造者。更可怕的是，就像那艘满载技术垃圾的轮船所寓意的那样，技术灾难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已经在全球漫延开来。
在《国际大都市》中，这种灾难表现为信息技术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语境下成为掠夺弱势群体利益的帮凶。小说中埃里克的理论顾问金斯基坦言道，“网络资本的力量就是把人们推进下水道，让他们恶心，让他们死去”.[14]90小说中描写的反全球化运动正是无法忍受资本主义剥削的人们发出的怒吼。但埃里克为了验证个人判断，仍然不顾现实情况扰乱股市，结果不仅把“帕克公司”推向深渊，而且导致世界股市动荡不定。有研究者在分析《国际大都市》中埃里克投资股市失败的原因时，认为是“机器化的思维导致了他的毁灭……机器在让人充满理性算计的同时，也会激起最后的非理性疯狂”.[16]
资本主义工具性的技术伦理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它的负面效应日渐变得明显突出。它不仅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一个不利的竞争环境，而且反过来损害全球资本家自身的判断力，威胁世界经济的发展。
然而，德里罗并不是一位反对现代技术的作家。事实上，他对现代技术的发展充满了敬佩，因为他认为“技术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方式，帮助人们了解这个事实、学习现代系统等。设计这些系统的人都具有非凡的创造力”.[17]
他非常了解当代社会文化的品质，明白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使全球交往成为既成现实和历史潮流。德里罗小说在质疑工具性技术伦理的合理性的同时，积极寻求超越资本主义技术观的途径，对人类摆脱工具性技术伦理的束缚表达了信心。不少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德里罗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艺术家形象体现了作者对艺术救赎现实的信念。周敏认为，德里罗在《地下世界》中通过描述垃圾改造者柯拉腊和萨贝托两位艺术家的活动，体现了艺术在消费时代“谋求‘对抗’消费逻辑、符号逻辑的新策略”.[18]
不过，该研究者没有分析小说中另外一名叫伊斯梅尔·曼佐的艺术家所从事的活动。同柯拉腊和萨贝托一样，曼佐的活动也与改造废品和回收垃圾有关。不过，曼佐是一位少数族裔艺术家。他的活动不仅以艺术的审美性挑战资本主义工具性技术伦理的限制，而且更具有人道情怀和国际政治性。就像德里罗本人一样，曼佐是一位游离在体制之外的艺术家，他把自己的艺术活动与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曼佐计划着要在网上全球性地兜售收集到的废旧汽车，“为那些被蹂躏的国家提供废弃金属，帮助他们建设军队”.[4]812曼佐把为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中饱受欺凌之苦的国家服务视为自己艺术活动的一种责任，超越了全球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奴役，通过为技术伦理赋予审美理性和道德理性，抗拒全球资本主义工具性技术伦理观的侵略性。
通过艺术活动改造工具理性的构想在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那里得到呼应。在马尔库塞的学说中，“只有将理性与艺术汇聚一起，构建新的理性，走向后技术理性时代，人类才有可能走出目前困境，解决现代性的难题”.[19]
审美理性以其对整体美好生活的关注，批判和改变工具性技术伦理的功利性。这一愿景也为《国际大都市》中埃里克的转变提供了可能。在小说开篇，失眠的埃里克在阅读诗歌和欣赏窗外的风景中为焦躁的心情寻找到一些安宁。审美理性的存在为埃里克摆脱工具理性的奴役打下了伏笔。值得注意的是，除保留一定的审美能力之外，埃里克身上的道德理性也没有被工具理性所窒息。激发他道德理性和同情心的是在他被反全球化游行队伍挡住去路之后，目睹现场有人自焚的情形。他意识到，眼前最重要的不再是为自己已经濒临破产的公司操心，而是“去理解他人的处境和感受”.[14]121他接下来做了两件叛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事情： 首先，他枪杀了象征全球资本主义守护神的保镖长托沃尔。托沃尔外表僵硬，“头似乎可以卸下来进行维修”,[14]11是一位完全被资本主义技术伦理同化的人物形象。他全身武装，尽职地保护着埃里克。破产之后的埃里克利用托沃尔身上的声控手枪把他杀死，暗示他要亲手摧毁以工具性技术伦理为内核的全球资本主义； 其次，他抛弃那辆象征全球资本主义技术空间的豪华轿车，坦然面对一位曾经在他公司工作过的人员对他实施的报复。这位名叫列维的员工因为跟不上资本主义技术革新的步伐而失业，落得妻离子散的下场，绝望的他决定谋杀埃里克。有研究者认为，列维“既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受害者，也是所有被全球化资本挤到边缘的人群或文化的代言人”.
因此，埃里克主动面对落魄的列维更像是一次赎罪。在列维动手之前，埃里克先用手枪朝自己的手掌开了一枪，体会钻心的疼痛感。疼痛让他与那些深受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暴力之害的人感同身受，加深他对自己以前不负责行为的愧疚感。埃里克以肉体的痛苦改造了资本主义冰冷的技术力量。手枪此时不仅仅是执行射杀功能的工具，而是具有救赎和正义的意义。①有评论者认为，由于德里罗的小说“以令人眼花缭乱的笔触，去描摹当代世界的文化冲动和政治事件，以大量的信息和特殊的叙述语境，将美国社会的复杂性、将整个美国社会的全息图像‘复印’了出来”,[21]德里罗是美国当代文坛的巴尔扎克。确实，虽然在写作风格上迥异于19世纪的巴尔扎克，但德里罗始终以呈现文化风貌和时代精神为写作的目标。他所呈现的社会风貌并不是机械复制出来的表面现象，而是经过犀利剖析和细心洞察的结果。在《地下世界》和《国际大都市》中，德里罗既为读者揭示了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背后的技术魅影，又通过追踪资本主义工具性的技术伦理，展现了全球资本主义暴力性扩张的本质。与此同时，德里罗以一位人文主义者的视角，通过重新建构融工具性、审美性和道德性为一体的技术伦理，书写了全球资本主义霸权的反叙事，为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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