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历史剧《亨利五世》开始部分，莎士比亚借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口赞扬同名主人公的奇迹般变化，从一个在底层社会中鬼混的浪荡王子突然转变为一个精通国家大事、具有言辞魅力的伟大国王。大主教认为，亨利身上不可能发生奇迹，一定是自然变化的结果，因为自然界最美丽的花朵总生长在最低贱的草丛旁边。这是新教戏剧对天主教圣餐“奇迹”的否定，说明莎士比亚对新教理论的内化和演绎，以更好说明亨利五世的自然成长过程，从一个不懂事的王子已经顺利发展为一个天才国王，为他在阿金库尔战役中的伟大胜利做好铺垫。
除讽刺天主教的圣餐仪式外，新教徒还通过观看新教殉难圣人的受难过程，谴责天主教的残忍，对圣人产生同情和心理认同，致力于构造新教共同体。④约翰·福克斯《殉教言行录和伟业》（ Acts and Monuments） 的许多插图都描绘新教圣徒被天主教谩骂、折磨和残忍执行死刑的过程。福克斯指出，对新教信徒使用暴力复仇是“移情场面”,宗教改革者的殉难是一个“令人遗憾和最值得同情的戏剧场景”.⑤移情是一种身份认同的情感，可把见证者与受害人联系在起来，让他与受害人一起痛苦。卡尔文在谈到约伯（ Job） 的布道词中说，“对我们邻居的痛苦，我们一定会受到感动，与他们一起哀悼。”⑥《殉教言行录和伟业》意在激起为殉难圣徒而做团体哀悼，在读者中培养一种新教团体。
韦伯斯特同时代的批评家托马斯·海伍德指出，舞台戏剧邀请观众采用全能全知的上帝审判视角，审判“世界舞台”⑦，唤醒观众的良知，坚定新教信仰。⑧与福克斯号召观众见证新教圣人的受难不同，反宗教改革的画家忽略这方面，仅仅刻画圣徒和压迫者，而不把观众画入插图内，忽视观众的同情和宗教团体意识。例如，安东尼奥·伽罗尼奥（ Antonio Gallonio） 的天主教圣人受难画集中，他的插图集中于圣人的神奇力量，不把图景作为戏剧舞台形式再现，不能培养读者对所看行为的自我反思。
约翰·韦伯斯特（ John Webster,1578? -1634?） 的戏剧《马尔菲公爵夫人》如何演绎新教所倡导的见证手法？ 《马尔菲公爵夫人》同名主人公在第四幕中，被费迪南德（ Ferdinand）制作的夫人家人的蜡像所欺骗，认为他们全部死去，深受精神折磨，也被费迪南德派来的七个疯子恐吓和咒骂，饱受身心折磨直至死去。韦伯斯特意图在于说明，此戏剧图景可激起费迪南德的仆人、暴力执行者也是见证者波叟拉（ Bosola） 对新教徒夫人的同情和感动。
韦伯斯特把故事设置在意大利，那公爵夫人为什么可以解读为新教徒？ 在与哥哥的对比中，她的新教身份自然显现出来。首先，她用秘密结婚的方式追求真爱，哥哥---罗马天主教徒费迪南德对此非常愤慨，而赞成秘密结婚是较为激进的新教徒在仪式和权威上的立场。第二，她反抗罗马天主教徒和意大利贵族，遭受到哥哥极为残忍的复仇，这让英国观众把她视为新教徒。第三，在描述她对折磨的反应时，费迪南德强调她放弃世俗物质、信仰隐形上帝，这正是新教殉难圣徒的重要品质。围绕公爵夫人的受难，韦伯斯特引导他的观众反思剧中行为。
让公爵夫人定位为费迪南德的病态艺术和疯人剧院的观看者，同时也是波叟拉和观众所注视的对象，他鼓励观众把自己视为观看者和被观看者，与公爵夫人一道体验和见证受难场景。
让波叟拉定位为公爵夫人殉难的观看者，同时也是忠实执行费迪南德命令、对夫人施虐的施暴者，他邀请观众换位思考： 他们正在观看一项自己参与执行的恶行。在观看、侦查和审判中，韦伯斯特的观众进行自我反省，获取精神力量和强化新教信仰。
通过费迪南德和波叟拉对公爵夫人殉难图景的不同反应，韦伯斯特试图参与宗教论战，讽刺天主教徒的偶像崇拜，让英国观众与波叟拉、与殉教圣人发生认同，共同感受新教上帝的力量。波叟拉让费迪南德观看被折磨致死的公爵夫人和她被谋杀的家庭成员，叫他“看这里”,①费迪南德最初拒绝观看。他命令波叟拉“盖住她的脸”（ Dutchess: IV. ii. 262） ,抱怨说“我眼睛发晕”（ Dutchess: IV. ii. 262） .然而，几乎在同时，他要求看她一眼，说“让我再看看她的脸”（ Dutchess: IV. ii. 271） .她被掀开的尸体意象打破了他的精神防线，因为就是在此时，他埋怨仆人没有感受到同情而盲目遵守执行指令。宣称对妹妹的谋杀是“邪恶行为”（ Dut-chess: IV. ii. 290） ,他突然离场。最后一幕中，他俨然是一个精神错乱之人，完全不能面对他的恶行。他哀叹道，“我有残暴而揪心的钻石眼睛。”（ Dutchess: V. v. 88） 他似乎明白，自己的精神分裂是因过分依赖目视、缺少内省而致。
这暗含韦伯斯特对天主教绘画艺术的批评，因为这些画家往往忽视观众见证场景，只描绘殉难圣人，可谓是典型的偶像崇拜。有趣的是，当波叟拉观看公爵夫人的眼睛时，这幅图景唤起他的同情，而费迪南德却做不到。不能不说，这既是对天主教徒残暴与专制的斥责，也是对偶像崇拜的无知与迷信的嘲讽。
尽管波叟拉非常情愿折磨她和冷漠地监视对她执行死刑，公爵夫人的受难图景深深地打动了波叟拉。他完全失态、动情痛哭，承认自己的错行，并发誓修正和弥补。与夫人及孩子的尸体单独共处时，他讲到了同情、怜悯、悲伤、眼泪和忏悔。感受到良心谴责带来的剧痛，他想象自己在地狱中的情景。当他目视尸体时，他懊悔地宣告，“负罪的良心/观察着黑暗，/检测我所有的善与罪，/为我指明了地狱之门！ ”（ Dutchess: IV. ii. 356 - 359） 当他注视被勒死的公爵夫人时，他“看到”了自己的堕落。韦伯斯特的观众与波叟拉立场非常相似，都是被边缘化了的普通人，他们都远距离地观看并进入公爵夫人的私人世界，并观看夫人的殉难过程。
与波叟拉一样，所有观众的眼睛直射内心，面对自己的罪恶。公爵夫人悲惨的景象唤醒观众的良知，让他们在内心的“良知法庭”中面对控告、审判和判刑。公爵夫人已完全成为新教圣人，正是通过观看和体验她受难历程，波叟拉与英国普通民众一道，借助“见证手法”自我醒悟，感受到隐形的上帝，逐步形成新教民族。
英国都铎王朝时期，戏剧与政治并不是两个判然分别的领域。①在欧洲宗教改革语境中，英国与罗马教廷势不两立，英国剧作家通过戏剧创作参与宗教论战，君王利用剧院舞台宣扬新教主张以构建民族国家，观众在观看戏剧表演过程中实现国家认同。戏剧《哈姆雷特》、《西班牙悲剧》、《马尔菲公爵夫人》等谴责天主教偶像崇拜，批判天主教的圣餐仪式，使用新教的宗教隐喻和见证手法，以树敌方式推进国民的民族身份建设。正如埃里森·谢尔（ AlisonShell） 指出，早期现代的英国戏剧与当时的其他社会文本一道，使用圣经的《新约启示录》中的圣餐隐喻和见证手法，把新教和天主教对立起来，尖刻讽刺罗马教廷的堕落、腐败、阴谋、邪恶与死亡，以“最后的审判”之结果暗喻英国新教事业的最终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