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先生在旅居巴黎期间仿照《红楼梦》的结构完成的一部英文长篇小说。《飘》是美国现代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唯一一部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两部名着几乎同期诞生，创作初衷与创作背景的不同使作品展现出迥异的中西方文化。林语堂与玛格丽特·米切尔都在其作品中大胆塑造了令人记忆深刻的女性形象，以女性为主导，以战争年代为背景，以婚姻和爱情为主线进行叙事。两部作品的可比之处体现在诸多方面，极具研究价值。
2 《京华烟云》和《飘》的平行研究
2. 1 人物形象
《京华烟云》和《飘》均以战争为背景，塑造了姚木兰和斯嘉丽两位勇敢坚强、追求自由的女性形象，经过战争的洗礼，两者以新时代女性形象示人。姚木兰的形象自始至终是崇高美的表现，斯嘉丽的形象是随战争的发展日渐丰满。因二者独特的特征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京华烟云》中，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姚木兰自小深受浓郁家庭文化底蕴的熏陶而聪颖好学、知书达理、贤良淑德、仁慈宽厚。父亲姚思安一生崇信道家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和超脱世俗的精神[1],曾家老爷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恪守人伦，修身养性，这种生活环境造就了木兰从容乐观的心态，在既定的命运前不骄不躁，表现出寻常女性难得的宽容和忍耐，遇事能由被动接受转向积极调适。她既是道家女又为儒家媳的身份融合了儒道两家文化精神的精髓，而且兼具现代精神。姚木兰的一生是由平静如水的大小姐过渡到艰辛操劳的当家少奶奶，经受了家兄暴毙、爱女丧生、丈夫背叛等磨难，以智慧和勇敢多方周旋冒死救出自己至爱之人，于国家民族危难前深明大义，毅然送子奔赴战场，积极投身于全民抗战洪流，这个看似普通的女人集多种文化优点于一身。较斯嘉丽相比，姚木兰追求自由、提倡民主、拥有独立主见，崇尚人道主义，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又不失传统中国女性特有的优良品德[2],使她成为完美的中国女性形象。
在《飘》中，南方塔拉庄园农场主的女儿斯嘉丽与艾希礼、白瑞德的感情纠葛纷扰不断，经历了战前、战中、战后不同的生活。从少女时期富家女的骄傲任性到战争时期智慧女性的精明强悍，再到战后时期当家少妇的自私贪婪，性格矛盾而复杂。她孤傲叛逆却又坚毅善良，吝啬倔强却又敢爱敢恨，处事不择手段却也执着乐观。斯嘉丽经米歇尔之笔被刻画得鲜明活泼，真实自然。她敢于挑战传统世俗，勇于向“男尊女卑”的思想发起进攻，为了心中的迷恋愿意付出一切，却也屡屡伤害爱她之人，放下贵族小姐的身价如农妇般劳作，用双手重建破败的家园。斯嘉丽是生活的强者，战火中的玫瑰。
两位主人公相较之下，斯嘉丽将当代西方女性的价值观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展现得淋漓尽致； 姚木兰除了具有斯嘉丽的部分特征外还具备东方女性独有的传统美德，这足以见得东西方文化对于美的品鉴要求各有不同。
2. 2 内容题材
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生活在典型的男权社会，小说围绕女主人公的爱情与婚姻故事展开，都反映了战争背景下名门望族中年轻人的爱情观和婚姻观。二者的婚姻都缺失爱情基础，作者在内容布局和题材选取方面的差异导致结局亦不相同。
《京华烟云》讲述了从 1901 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三十多年间北平曾、姚、牛三大家族的恩怨情仇和悲欢离合，安插了袁世凯篡位、军阀混战、五四运动、二战爆发等一系列事件，以全景展示手段尽现了近代中国风云莫测的历史面貌。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姚木兰对待爱情的态度非一般人能做到，即虽有爱情也不一定要完全占有。虽然与荪亚的结合看似门当户对，但真正令木兰体会到爱情的甜蜜和感受到自我的存在是订婚前与孔立夫的相知相遇。
封建礼教的束缚致使她无力争取爱情的幸福，只能将这段感情尘封于心底。木兰的婚姻顺应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条陈规陋习，她没有勇气反抗，反而逐渐屈从，尽力掩饰嫁非所爱的痛苦，努力做个贤妻良母[3].由此看出，姚木兰爱情与婚姻的分离极大地显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影响，温柔大度和忠贞不渝的传统美德成为传统男权社会中评判女性的典型价值标准。再者，木兰学会了道教的坚韧和儒家的大度，于困难前平衡了不公的命运，于隐忍中找到幸福的婚姻。
《飘》取材于美国南北战争，无情的战争结束了贵族小姐斯嘉丽的美好生活，凭借坚强和勇敢重建庄园，成为战后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小说不仅仅讲述了一个女人的成长经历，同时也是美国南方诸州社会现状的缩影。斯嘉丽对待爱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她的爱情观中存在专一性与不确定性交织的矛盾，婚姻观则体现出目的性与随意性并存的态度。斯嘉丽几乎用一生的时间守护着对艾希礼的爱慕与崇拜，而反复拒绝白瑞德对她的一片真心。为了报复与查尔斯结婚，为了生存不惜违背伦理道德嫁给弗兰克，与白瑞德的婚姻仅仅是为了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满足。三段婚姻的共同点是没有爱情基础只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与需求。最终斯嘉丽的婚姻以白瑞德的离开而告终，忧伤中她明白了自己想要怎样的爱情，不再恳求满怀等待。对待爱情与婚姻，性格迥异、观念相悖的姚木兰与斯嘉丽注定结局不同，正所谓“性格观念决定命运”[4].
2. 3 表现手法
两部作品的表现手法和写作风格各有千秋。林语堂先生创作《京华烟云》时深受《红楼梦》一书的影响，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创作方法，深含哲学意义。三部总标题“道家儿女、庭园悲剧、秋季歌声”中蕴含了道家学说的深意。《京华烟云》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它是联成的长篇小说，融入哲学、闲话、演义、风俗和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等。小说不但借鉴了西方作品的创作手法，而且沿袭了以叙事为主的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手法，不乏静态的心理描写和夹叙夹议的文字。女主人公姚木兰的命运是小说的一条主线，从幼年到青年再到婚后经历，所有故事情节几乎是直线式的随时间顺序向前推移，使读者易于理清脉络，期待下文。在写作层面，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是中国社会各种人物的化身。不少学者认为若对应《红楼梦》便可以找到性格类似的角色，这是一种对比性的创作手法。
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全面展现了美国南方社会的风貌以及各色人物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的命运变迁，她从女性特有的观察视角出发，大胆地采用写实手法，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小说人物的社会活动。不同于其他女作家的是她的文法更像其直白的个性。玛格丽特用一幅幅女性剪影勾画出一个在战争中挺起胸膛的南方淑女形象，用一种娓娓道来却又坚定的方式诉说女性的独特魅力。玛格丽特擅长从眼睛描写反映人物特点，寥寥几笔便能使人物富有灵气。她不喜欢华丽辞藻，不用复杂句式，只是忠于事实、干净利落地将自己脑海中浮现的影像如实描绘出来。
由此可见，中国小说讲究意藏文中，留予读者思考的空间，西方小说力求叙述写实，直抒作者情感，平铺故事结局。东西方文化差异使得文学性标准存在不同，但文学性在人类相遇的某个交叉点上是有共通性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共性和差别交相辉映的产物[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