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目录：
一、前言
二、Voigt与Burckhardt对文艺复兴人文学的阐述
三、Kristeller对文艺复兴人文学的界定
四、文艺复兴《人文学》语意内涵的有限性
三、Kristeller对文艺复兴人文学的界定
Paul Oskar Kristeller不仅是二十世纪美国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文艺复兴人文学研究者，在相当程度上也可说，他是Burkhardt之后，二十世纪西方最富声望的文艺复兴研究者。 为了逃避纳粹迫害，Kristeller于1939年移民美国， 并将德国训练解读文艺复兴人文学者着作的教育方式移植到美国。他不仅为美国的文艺复兴研究奠定深厚的基础；在漫长的教学生涯里 ，也为美国培养了三个世代的学术后进。
Kristeller早年学中古哲学出身，1928年在海德堡大学以新柏拉图主义创始者Plotinus伦理学中的灵魂观为题，获得博士学位。 纳粹掌权后，Kristeller先逃到意大利，在比萨高等师范学院（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完成第一本成名作《斐契诺补编》（Supplementum Ficinianum, 1937）。对Kristeller而言，研究新柏拉图主义不仅让他成为美国思想史界文艺复兴人文学研究的泰斗，他在晚年也自白，自己对新柏拉图主义有着终生不渝的偏爱。不仅因为它连结了上古希腊哲学与近代的康德、黑格尔哲学，这个思想也调和了古代希腊罗马思想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隔阂。此外，对Kristeller个人而言，在他离开德国后那段异乡流离的岁月中，新柏拉图主义在智识见解与道德坚持上也提供他许多心灵的支撑。从德国转到美国教书，Kristeller不仅努力调整自己去配合美国历史界原已存在的《西方文明史》（Western Civilization）教学传统；他更必须去面对如何处理德文“Humanismus”与英文“humanism”在语意上的落差。
对Voigt与Burckhardt而言,“Humanismus”是十九世纪新出现的专有名词，没有甚么旧的学说包袱需要先行厘清，有的只是两人对文艺复兴人文学的诠释与评价相当不同。然而，Kristeller到美国后，却需要面对不同的语言环境。主要的问题在于，英文“humanism” 一词自十七世纪起便已经存在。根据OxfordEnglish Dictionary（简称OED）提供的数据，“humanism”原先的意涵是指抛开道德与宗教的束缚，只知追求个人欲求的满足与世俗利益。62到了十八世纪末，“humanism”被转为神学用语，指称那些不接受耶稣基督具有神性，认为他只具有人性的神学思想。 在这个意涵上，“humanism”可与同时期新兴的另一个神学术语“humanitarianism”混用。到了十九世纪，德文新创的“Humanismus”一词开始被引介到英文，且被直译为“humanism”，并开始应用在讨论人文教育与文艺 复 兴 古 典 人 文 学 上 。 在 这 方 面 ， 着 名 诗 人 与 评 论 家 Matthew Arnold（1822-1888）于1882年所写的着名论战文章“Literature and Science”更起了推波助澜之效，让“humanism”一词成为十九世纪英国社会讨论教育与学术广泛使用的概念。 在该文中， Arnold强调，所谓“Humanism”是深入且确实地学习认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全貌，这应被视为学校教育重要的内容，与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并不对立。从这一点来看，Arnold立论的出发点基本上与Niethammer无异。
根据以上的论析可知，英文“humanism”一词在语意发展上依循了两个不同的脉络：第一个脉络源自十七世纪《没有宗教敬虔之心与道德感，只知追求个人私欲》的语意，这与《敬神、畏神》是相对立的概念。然而，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这个《一切以人性为考虑》的向度被赋予新的意义，开始与当时想跟宗教信仰画清界线的《人本主义》、或尊重人性价值与尊严的《人道主义》结合，因此在语意上也转而与humaneness, humanity, humanitarianism通用。这个语意在十九世纪不少重要的思想或哲学论述里，又被进一步强化。例如，马克斯学派或存在主义──纷纷利用“humanism”这个概念来论述人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强调排斥宗教信仰，以人自身的力量来建构理想的社会或追求个人意志所向往的心灵世界。 第二个脉络则是从十九世纪德文“Humanismus”转译而来，特别用来指称十四至十六世纪文艺复兴以古典语文为基础所发展出的人文学。如果说，德文“Humanismus”源自于拉丁文所指涉的博雅教育（“studiahumanitatis”），放在文艺复兴宗教文化脉络来看，人文学基本上是反对中古教会宰制下的知识文化，但并非意谓着否定或抛弃基督信仰。毕竟文艺复兴文化艺术仍是在基督信仰架构下进行，只是有一部分转向去讨论基督信如何与《人的尊严》与人的《意志自由》相结合。
如上述，在英文里，经过十九世纪知识分子不受太多拘束地从不同角度使用“humanism”一词来论述各种思想见解，到了二十世纪，“humanism”这个英文词汇已经必须面临，在论述特定历史时期时，有两种互相冲突矛盾的语意并存的状况。一方面是与基督（或一神）信仰彻底画清界限；另一方面则是依然在基督信仰的架构里。这种语意冲突矛盾的状况让学哲学出身、又想在美国积极建构新的文艺复兴思想史研究的Kristeller深感困扰，觉得有必要为文艺复兴《人文学》下一个清楚明确的定义。1955年，Kristeller在他写的一篇重要论文“TheHumanist Movement”里，开宗明义便指出：《人文学》（humanism）这个词汇与文艺复兴以及古典语文研究连结在一起的历史已经超过一百年，但是，近来这个概念却成为在哲学与历史研究上引发许多混乱的源头。在当代论述里，几乎所有与人性价值相关的思考都被称之为“humanistic”，结果有许多思想家，不管是怀有宗教感或是反宗教、是怀有科学精神或是反科学，都会对这个具有赞美意义、但难以确切定义的词汇加以表示意见。虽然Kristeller一再强调，文艺复兴人文学与基督信仰的联结未断，但在英文里，这个混乱的情形其实并没有因他长年的努力而有太大的改变 2003年出版的。《牛津文艺复兴大辞典》（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Renaissance）在“Humanism”辞条下，开宗明义仍必须先强调：在现代惯常用法里，“humanism”被视为宗教信仰之外的其它选项。
然而，在文艺复兴时代，“humanism”却与宗教信仰毫不相悖。它与[跟宗教信仰对立的]俗世主义并无关连，而是与上古文化追求的人文涵养，也就是传统所称的博雅教育、当今所称的人文学息息相关。Kristeller强调，人文学运动的本质是奠基于修辞学而来的文学运动，而非思想或哲学运动。因为所谓《人文学者》其实就是从中古负责起草官方文书与发表演说的专业修辞家（dictatores, rhetoricians）转化而来的新式职业社群，他们是教导古典博雅教育（studia humanitatis, 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而言包括：文法、修辞、历史、诗、道德哲学）的老师，而他们主要擅长的领域是文法与修辞 因此 与其说他们是全新的社会阶层 不如说他们是中古修辞家的接班人 。
透过定义人文学者本质上为修辞学家，Kristeller强调，人文学者不是哲学家，人文学也不能被模拟为启蒙时代的思想流派。换言之，不应将文艺复兴《人文学 》等同 于启蒙 时代兴 起的 《人文 主义》 ，虽然此 二者在 英文里 都是 以“humanism”来表示。只能说，人文学者在文献校勘上提供的研究成果、或是他们书写的文字内容对后来哲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不少启发与帮助。
换言之，对Kristeller而言，文艺复兴人文学本质上是人文学者《在特定范围内推展出来的文化与教育发展方案》，主要是文学运动，而非思想运动。如他在“The Humanist Movement”一文中所言：文艺复兴人文学并非某种特殊的哲学论述取向或系统，而比较是一种强调或着重于去发展某些特定重要学科领域的文化或教育方案。这个领域的核心包含一个学科群组。这些学科基本上与经典〔思想〕以及哲学关联不大，而与语言文学比较有关。因为特别着眼在语言文学能力的培养，人文学者的特征就是密集且广泛地研读上古希腊文、尤其是拉丁文经典。这个特色与十八世纪下半叶起近现代古典人文学家探讨的取径大不相同。根据上引文所述，可以看出，Kristeller企图回到 Voigt的论述框架，想藉由明确定义《人文学》就是以人文学为业的人文学者所推动出来的文化教育方案，藉此跳脱Burckhardt 对《人文学》与《人文学者》之间不一定密切相关的论述思维。在摆脱Burckhardt观点的同时，Kristeller其实也跳脱了Burckhardt对《公民的人文学》之主张，不再讨论对Burckhardt所主张，真正优质的人文学往往是靠一群不以此营生牟利的人所推动起来的知识文化。此外，在上引的论文里，Kristeller接着也强调，不应该用人文学来概括文艺复兴时代所有的知识；而应说，到了十五世纪中叶，人文学成为发展各领域知识的基本训练。 对于《人文学》常被混淆为《人文主义》，Kristeller也再三强调，人文学不应被视为从特定哲学思想中所发展出来的学问。只能说，因为人文学的内容或多或少会探讨到人性尊严、人的价值等问题，因此促成了部分文艺复兴哲学在这方面开创出一些新的思想。在此诠释架构下，Kristeller强调，不应将书写《论人的尊严》（De dignitate hominis, 1487）的大思想家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与提倡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Marsilio Ficino （1433-1499）、以及德意志的Nicholas ofCusa（1401-1464）视为人文学者。
Kristeller藉由讨论中古（尤其是法国）修辞学家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学者之间的脐带关系，申明了中古与文艺复兴文化之间的延续性。在这一点上，他可说是推翻了Voigt与Burckhardt这两位德语区研究者主张中古与文艺复兴之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断裂之看法。藉由强调延续性，Kristeller的研究观点开始转向去与美国《西方文明史》的教学传统、以及因反对Burckhardt观点而兴起的《中古史学者的反扑》（revolt of the medievalists） 79做联结。做为二战后移民美国的学者，Kristeller在诠释立场上所做出的明显转折，不仅值得现代学术研究深入观察，也是我们了解二战后犹太裔德国学者在美国如何开展新的学术生涯很好的范例。诚如John Monfasani所述，他曾问过 Kristeller，何时开始建立起对文艺复兴人文学的研究观点？ Kristeller回答，是移民到美国以后。Kristeller对文艺复兴人文学的诠释可从两方面来阐述：第一，他的立论基础主要放在《人文学者》（umanista）这个意大利文词汇产生的年代，亦即十五、六世纪。并视当时的人文学就是由人文学者所建构出来的一套新的文化与教育方案，传授文法、修辞学、历史、诗、与伦理学。 人文学者以这套课程方案在大学里与教授哲学、自然科学、医学与道德哲学的经院哲学派（Scholasticism）竞争教职，并争取学生对他们的认同与追随。根据Kristeller的诠释，人文学者透过研读古典人文学培养足以担任教师、公证人、或在共和政府/君侯贵族宫廷担任中高阶行政文书人员的工作技能。因此，人文学者本质上与中古修辞学家无异；唯一的差别是，人文学者写的文章、或发表的演说，在文类与风格上，是以古罗马文学为圭臬，因为文艺复兴人文学是奠基在古典拉丁文为典范的修辞学上。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文学运动可说是人文学者推动出来的《新拉丁文（Neo-Latin）运动》。他们积极仿效古罗马黄金时代的《纯正》拉丁文（尤其是以西塞罗Cicero为榜样），来与中古拉丁文做出区隔。依此而论，人文学者与思想家、哲学家有别。虽然人文学者在讨论人性价值的某些观点与文艺复兴哲学家有相近之处，但比起哲学思想来，人文学者对人性价值的阐述歧异性很高，甚至于同一位学者对何谓人性价值的看法前后并不一致。 积极地在文艺复兴人文学者与哲学家之间划上一条清楚的界线，这是Kristeller自成一格的诠释思考，与他学问往来甚多的Ernst Cassirer 与EugenioGarin对此严格划分并不表赞同。第二， Kristeller不讨论人文学何以起源于意大利的问题。88 Kristeller的研究视野主要是西方修辞学传统下的学术思想史，而非Burckhardt透过广泛探讨政治、文化、社会、宗教等因素如何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史。换言之，Kristeller对文艺复兴人文学的诠释其实相当窄化而单一，这与Burckhradt为文艺复兴研究开启了多元探讨的视野刚好形成对比。而也是在这一点上，Kristeller脱离了Burckhardt积极探讨文艺复兴文化与公民意识之间关系的重要论述。
Kristeller为何避谈这个问题？ 他自己不曾明白解释过，Kristeller的学生虽然有注意到这个现象，但所提出来的诠释却仍旧环绕在修辞学的框架里打转； 89而非像Hans Baron, Eugenio Garin或William Bouwsma那样，愿意正面处理意大利人文学兴起的政治背景问题。Burckhardt探讨文艺复兴之所以产生的时空背景，最根本的历史架构是中古神圣罗马帝国与意大利城邦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是理解他所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最重要的基本认知；但因与英国、法国历史发展的路径十分不同，也是最常被英语世界读者忽略的。公元843年，查理曼帝国根据凡尔登条约（Treaty of Verdun）将领土分割为三部分之后，自962年形成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法理上对意大利中北部具有统辖权。但是自1024年Otto王朝结束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便很少亲履意大利，转而将统辖权交给各地主教掌理。然而自从亨利四世（Henry IV, 1084-1106）与教宗发生严重的主教叙任权之争（InvestitureControversy），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更少到意大利。皇权长期不彰的结果，导致主教对地方的影响力日益式微。至1100年左右，意大利中北部城邦（city-state）纷纷独立，神圣罗马帝国对意大利的统治已经名存实亡。1152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Barbarossa, 1155-1190）想要重拾昔日对意大利中北部的统治，率军大力镇压北义大利的政治自治体运动（ communalmovement），但却反遭北意大利组成的隆巴底联盟（Lombard League）强力反击，反而促使意大利中北部许多实质上已经拥有自治权的城邦更进一步脱离神圣罗马帝国，往建立具有独立主权的共和国方向迈进。对意大利而言，这个政治转型的过程当然是混乱而失序。不仅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教宗、与城邦自治政府/君侯国之间充满了各种拉扯与角力；在另一方面，小国也必须时时面临被大国并吞的危险。
Burckhardt是从这个政治动荡、人民难以安居乐业的历史背景出发，探讨文艺复兴文化如何在急遽变动的失序环境里，创造出璀璨多彩的艺术文化。对他而言，不同领域里觉醒的个人能够懂得在战乱与失序的环境里提倡公民意识，并且奉献己力促进精致文化落地生根、发芽结实；同时也有能力唤起民间意识，共同追求优质文化普及各阶层，这是文艺复兴留给欧洲最重要的精神价值遗产。从这个角度来看，Burckhardt之所以被尊为欧洲文化史研究真正的奠基者，其关键正在于，他认为文化史研究之所以有别于其它研究领域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应该具体去关注文化如何挣脱政治与宗教的宰制，获得自己独立发展的自主性；以及精致优质的文化如何在人所真真实实生活的乡土落地生根。
反之，Kristeller的研究充分反映出他出身哲学训练的背景。透过强调Picodella Mirandola与Marsilio Ficino是哲学家而非人文学者，Kristeller企图强调西方哲学在引领人类迈向独立思考、追求个体尊严价值所独具的意义；并以此区分了宫廷御用之文人与具有独立思考心灵的知识菁英的差别。Kristeller特别强调Pico在论述人类尊严的议题以及Ficino在宗教改革浪潮下，如何藉由提倡新柏拉图主义，呼吁宗教宽容的用心， 对这些问题的特别重视，显示出，Kristeller本质上作为哲学研究者对《普世性》问题的关注；相较之下，历史学者对特定历史时空环境里应敏锐关注的变迁问题，反倒不是他有兴趣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与Kristeller同世代从德国移民到美国的犹太裔学者Hans Baron反而继承了Burckhardt的提问，以探讨《公民人文学》（Civic Humanism）在十五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的发展对公民社会建构、与文艺复兴文化的关连继续做出新的探讨。根据Edward Muir与Riccardo Fubini的观察，94与其它从德国移民到美国研究文艺复兴的重要学者相较，Hans Baron最没有花心思去与美国主流学界对话。他选择在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图书馆当研究员，以比较独立的学者心灵继续思考公民社会与《文化教养》（Bildung）之间的问题。而美国出生的学者在研究上持续关注文艺复兴公民社会问题的，则以 William Bouwsma, Gene Brucker以及John M. Najemy为代表。
随着Kristeller于1999年过世，近年来对他所开创出来的文艺复兴人文学研究也出现越来越多省思的声音，其中也包含他的学生与跟随者。 综观目前西方学界所提出来的观点，有一点可说是大家的共识，即以人文学者这个职业社群作为理解文艺复兴人文学发展的框架，这个考察母体实在太小， 限制了研究者从更广泛、更多元、也更动态的视野来理解在文艺复兴时代上古异教文化与基督教社会文化相遇时，冲激出来的各种丰富面向。当前这个检讨的声音不仅响应了Kristeller生前就已存在的一些不同的见解，其实也呼应了美国学界近年来检视自己接受欧洲史学研究传统重点有所偏的问题。换言之，现今的美国历史界有不少重要学者开始坦言，他们偏好法国史学带来的影响； 以及自冷战时代起，美国学界的确有意识地打造濒临大西洋的二战同盟国为西方历史文明代表。 在这些反省声浪中，美国学者也开始检视，过去透过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德国移民学者在美国主流学界所建立起来的知识架构，与这些学者早年在德国所受的教育内容其实并不完全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