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目录：
一、前言
二、Voigt与Burckhardt对文艺复兴人文学的阐述
三、Kristeller对文艺复兴人文学的界定
四、文艺复兴《人文学》语意内涵的有限性
二、Voigt与Burckhardt对文艺复兴人文学的阐述
“Humanismus”是十九世纪德文新产生的词汇，原先是Friedrich ImmanuelNiethammer（1766-1848）为了讨论法国大革命后的德意志教育究竟该往甚么方向改革，新创此名词。在历史书写上，最早将这个词汇转化为历史研究概念的学者是Georg Voigt与Jacob Burckhardt。Voigt于1859年出版《古典文化的复兴/抑或：人文学的第一个世纪》，而Burckhardt则于1860年出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此二书出版时间只有相隔一年；而且很巧地，两位作者都是在德意志史学界热衷于德意志中古史与政治、外交史研究之际，不约而同以义大利文艺复兴文化史研究来与主流论述相抗衡。
换言之，这两本史着分别由一位居住在东普鲁士K?nigsberg的年轻学者以及一位住在Basel的瑞士学者写成。这两位远离柏林学术圈的历史学者都企图跳脱当时德意志狭隘的国族主义，希望透过新兴的文化史研究，论述意大利文艺复兴对整个近代欧洲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虽然两人的观点有不少差异，但却共同为文艺复兴文化史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为了了解“Humanismus”这个词汇原先被创造出来的语境脉络，本文首先阐述Niethammer原先论述的历史背景。1808年，Niethammer受命担任巴伐利亚中小学教育改革的规划者与推动者（Zentralschul- und Oberkirchenrat）。眼见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后，德意志传统以古典语文为基础的人文教育日益受到冷落，大家越来越看重法文与应用学科为主的实用教育（Realia），因此他特别撰写《从当代中小学教育与课程理论谈应用学科教育与古典人文学教育何者为重4的争议》 一文，为即将推动的教育改革提出说明。Niethammer用 “Humanismus”称呼以古典语文为基础，着重思想与心灵启发 的人文学教育； 5他再以“Philanthropinismus”称呼以现代语文、自然科学、运动以及实用职业技能训练为主的应用学科教育。这两个名词都是Niethammer从当时现有的德文词汇转化而来：“Humanismus”转化自“Humaniora”，这是十七世纪以来，德文对 “studiahumanitatis”（古罗马修辞学家Cicero所提倡的博雅教育）惯用的简称， 主要指涉的，就是精通古典语文而能广泛阅读上古经典的传统菁英教育。 “Philanthropinismus”则借用Philanthropinum这所着名的实用科学教育中学之校名，这所学校是Johann Bernhard Basedow（1724-1790）于1774年在Dessau创设的。
在Niethammer构想中，人的心智不应被简单区分为理性/动物性、理性/感性、或分析性/感受性。因此教改也不应将人文教育或实用科学教育一刀两断，而应设计出一套更有弹性的制度，让两者并行，并能提供学生足够的弹性空间，随着自己成长发展所需，可以在不同学制、不同领域间转换。 换言之，Niethammer并不认为国民教育的内容应被区块化 反而是要有多元转换的空间。，Niethammer提出的教改方案原意是想提供巴伐利亚一套可以超越传统天主教菁英教育框架的课程规画，以因应新教教育改革所带来的冲击。他巧妙地运用德文“-ismus”（英文：-ism）可以灵活指涉的语意范畴，创造了Humanismus与Philanthropinismus这两个识别标记，藉以指称《古典人文学》与《理工应用学科》这两类课程规画方案。对他而言，“-ismus”代表一套妥善规画、可以付诸实践的教育理念与课程规画方案，但非特定的哲学思想。半世纪之后，“Humanismus”这个概念被Georg Voigt用在他所写的《古典文化的复兴/抑或：人文学的第一个世纪》书中，但却跳脱原意，转而用来指涉1350-1450年这一个世纪之间，欧洲人透过学习古典语文、重拾上古异教文化，所产生的新思维与新作风。 他们不再向往成为中古基督信仰所推崇的圣徒，而是开始追求个人不朽的声誉；他们开始扬弃中古集体主义的思维，转而重视个人主体的自由。对Voigt而言，在这样风气影响下，接受《人文学》成为跳脱中古、进入近代最关键的因素。
Voigt大概是从1852年开始着手写这本书，最初动机应该跟他想研究人文学者Aeneas Silvius Piccolomini（1405-1464）有关。Piccolomini早年曾任职于维也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 emperor 1452-1493）的总理府（chancery），1458年选上教宗（即Pius II）。 从写作时间来看，虽然这是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学者所写的书， 但因该书讨论的范围几乎涵盖欧洲各主要地区-意大利之外，也包括阿尔卑斯山北方、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波兰、匈牙利，因而被视为Burckhardt经典之作之外，另一本文艺复兴人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Voigt将《古典文化的复兴》与《人文学的第一个世纪》等同来看。对他而言，文艺复兴文化的全貌就是《人文学》，而人文学就是人文学者推展起来的古典文化复兴。因此Voigt有兴趣的，不是人文学在欧洲各地如何发展出自己的风貌，而是人文学何以能成为区别文艺复兴与中古文化的关键因素。对他而言，人文学在欧洲的广布流传是意大利文化单向对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的传播（Propaganda jenseits der Alpen）。为了打破当时德意志国族主义的思维，Voigt特别强调，这是意大利民族对日耳曼民族的文化输出。他喜欢使用《人文学的使徒》（Apostel des Humanismus） 或《火苗》（Funke） 等字眼来形容这个文化传播的过程。就书写架构而言，Voigt的论述建立在相当规范性（normative）的思考上。他以佩托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为新时代典范，积极论述他应被视为《人文学之父》（Vater des Humanismus）， 并以他的思想行径来定义人文学的内涵。在该书第一章第二句，Voigt开宗明义指出：《佩托拉克既是人文学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人文学新世界的发现者》。在Voigt笔下，佩托拉克不仅是文艺复兴人文学创始者，同时也是人文学的具体化身。透过英雄化、典范化佩托拉克，Voigt确立了文艺复兴人文学在新时代文化开创上涵盖的各种面向。
根据Voigt的诠释，在知识上，佩托拉克反中古经院哲学，嘲笑中古大学因循旧知、食古不化的教育内容；他提倡努力学习古典语文以重新汲取创造新文化的知识养分与素材（Nahrungs- und Bildungsstoff）。佩托拉克特别举出应以弗吉尔（Vergil）与西塞罗（Cicero）这两位古罗马修辞学家作为仿效楷模，以与中古知识主流对抗，创造新时代文化。 在宗教上，佩托拉克并没有抛弃基督信仰，但是他批评迷信； 他也强力抨击从泛神论角度诠释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阿威罗伊学派（Averroism）。 此外，佩托拉克透过研读《忏悔录》（Confession），一方面将奥古斯丁视为生命导师，同时也透过奥古斯丁重新理解新约圣经的核心教理。 在伦理认知上，佩托拉克抨击中古教会腐败，他很少提及圣徒与神迹，却很重视道德哲学，认为好的哲学家与好的宗教家一样可贵。 在性格与生活上，佩托拉克突破中古以群体主义为尚的传统框架，勇于展现个人的新思维与新作风。Voigt指出，虽然佩托拉克有时不免虚荣自负，思想言行有时也不太一致， 但是，他敢于向世界表露真实自我的勇气，仍让他 成为开启近代个人主义的先锋。在政治上，佩托拉克认同共和政体（republic），但不曾正式委身任何政权。他对共和政治的拥护，并没有妨碍到他经常为教宗、国王、君侯、自治城市政府担任特使。Voigt将人文学者视为新兴的职业社群。换言之，他们是一群受佩托拉克影响，专门学习人文学，并以此为业的人──有些人是教导人文学的老师，有些人则运用人文学知识在共和国政府、君侯、贵族、以及教廷等机构担任职员、秘书、或中高阶官员。在Voigt笔下，这群新世代的知识分子透过学习人文学，在改变自己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同时，也促成了当时社会文化的转向。然而，Voigt也批评，佩托拉克之后的人文学者不再像佩托拉克那样具有创新格局，却相当拘泥于摹古、仿古，以至于缺乏独立思考力与原创力。
Voigt笔下的佩托拉克热爱古典语言文化，散发个人思想、智识的魅力。佩托拉克以四处寻找古抄本、编辑罗马史家利瓦伊（Livy, 59 BC - AD 17）散佚的《罗马史》（Ab Urbe Condita, “History of Rome”）等实际行动，带动了时代新风气，让许多人愿意跟随他的脚步。Voigt对文艺复兴人文学的诠释最大的特色在于，他以思想史的写法， 将文艺复兴定义为复兴古代语文与文化。在这样单一的观点下，虽然佩托拉克的文学成就以及对意大利文化的贡献也包含以本土语言（vernacular）书写诗歌，但Voigt却将之弃而不谈。这样偏颇的处理方式，也许可以归因于他想透过书写《古典文化的复兴/抑或：人文学的第一个世纪》来抗衡正当道的德意志浪漫主义国族史学思想。因此，他以德意志古典主义追仿古希腊文化的历史过程为思考基底，欲意重建更早之前以古典拉丁文为主的《第一代人文学》。从Voigt的思考脉络来看，我们可以推论，他心目中的《第二代人文学》并非人文学大兴的十六世纪，而是十八世纪德意志美术考古学家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 所带起的古典主义，透过推崇古希腊艺术独具的美感价值以及精神意涵，发展出以古希腊语文为人文教育基础训练的《新人文主义》（Neohumanismus）。接续Voigt的思考脉络，LotharHelbing才会于1932年以Werner Jaeger教育思想为基础，提出所谓的《第三代人文学》（der dritte Humanismus）。
Voigt片面强调古典文化的复兴就是文艺复兴的全貌，其实忽略了文艺复兴文化之所以灿烂多彩，正是在复兴古代语文知识的同时，本土语言文化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与发展。透过古代与现代、经典与本土文化在各种不同层次的相互撞击，壮阔辉煌的文化高峰才得以产生。Voigt不仅对佩托拉克的本土语文创作视而不见，对但丁（Dante Alighieri, c. 1265-1321）与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的评价亦不高。他认为，但丁还沉浸在经院哲学的思想里；36而薄伽丘也还停留在亚里士多德与经院哲学的思维世界里，没有走上佩托拉克所开创出来的新道路。对但丁与薄伽丘以托斯坎纳（Toscana）本土语言分别写出《神曲》（Divina Commedia）与《十日谈》（Decameron）这两部文学经典巨作，Voigt并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
从以上的论析可以看出，Voigt与Burckhardt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诠释有着本质上的差异。Burckhardt并不认为希罗古典文化的复兴是促成文艺复兴文化绚烂辉煌的主因；他也不认为，人文学的兴起决定了文艺复兴与中古文化根本上的差异。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第三卷，Burckhardt开宗明义指出：说实在的，没有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影响，本书至今所阐述的历史实况已足以震惊意大利人的心灵，并促使他们往更成熟的方向发展；而且本书稍后所要继续阐述的文化发展新貌即使没有古典文化影响，大概也不会有太大不同。
对Burckhardt而言，与其说古典人文学的复兴促成文艺复兴的诞生，不如说是十四世纪意大利城邦（city-state）政治蓬勃发展，让公民意识抬头，进而《下定决心挣脱中古以神为主、不以人为主的形而上思维，确实建立属于人世层面可以习得的文化教养（Bildung）》。 根据Burckhardt的解释，十四世纪拥有独立自治权的意大利城邦公民之所以有意识地提倡古典人文学，是希望以此作为城邦政治迈向理性发展的思想根据，以建立政治、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关系。
换言之，古典人文学复兴是在中古城邦公民政治发展过程中，有意识被要求出来的结果；而非古典人文学的复兴促成了城邦公民意识的抬头，继而促成了历史的转向。随着意大利中古自治城邦脱离神圣罗马帝国在法理上的辖管，以及教会（尤其是主教）对走向政治自主的意大利各城邦控制力日减，正在蓬勃兴起的公民社会要求一套与中古宗教文化不同的教养内涵，以便在生活与社会各层面运作上，有新的思想养分来源，以促进公民社会新文化可以茁壮。对此，Burckhardt的阐述如下：十四世纪人文学的发展是汇聚许许多多各领风骚人物的成就而成的。但当时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公民社会新兴起的力量。他们的先驱大概可以溯源到十二世纪的《云游教士》。他们漂浮不定的生活方式、自由不羁的生命观、以及拟古的诗体多多少少都为十四世纪的人文学发展奠定了一些基础。但是，十四世纪人文学的兴起代表了新式文化教养观的出现，希望与中古时代本质上还是被教会以及神职人员所操控的教育／教养作出明显区隔。十四世纪的人文学主要便是反动中世纪的教会文化。积极投身参与这个新文化运动的人后来都成为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因为他们透过学习上古文化菁英书写的方式、感知的方式与思考的方式而彻底了解到上古文化菁英值得学习的地方究竟何在？这些人文学者所推崇的古典传统在文化与生活各层面以再生的方式重新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Burckhardt指出，古典人文学复兴原是新兴的公民社会为了在思想内涵上与教会文化作出区隔，同时在风格上树立另一种足以与教会文化抗衡的世俗精致文化，因此才选择大力推广古典文化。然而，Burckhardt也指出，推广古典文化也带来了明显的后遗症。因为当上古古典文化被人文学者视为评定学术文化是否符合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最高准则时，人文学已为意大利埋下致命的危机：第一，人文学剥夺了本土文化健康发展的机会；第二，人文学开始成为专制独裁者的御用工具：近现代有些学者经常慨叹，1300年左右在佛罗伦萨原有一种与人文学本质不同，但更有自主性、更具意大利本土色彩的文化教养方式，可惜后来整个被人文学发展的浪潮所淹没。
1400年以后，随着人文学发展的浪潮愈益高涨，在佛罗伦萨本地兴起的文化主体性却惨遭压抑。因为此后对所有的问题大家都只靠古人提供的方式来解决，文学创作也只剩下卖弄古文知识。说实在的，开创新文化亟需的自由精神却因此逐渐凋零，因为所谓《有学问》（Erudition）其实就是只会引经据典。原有的民法为了要施行罗马法而被弃置一旁，这正是为了要方便独裁者专政才特别安排的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Burckhardt是以相当立体的角度来看人文学如何在义大利兴起，如何提供新时代公民文化开创所需的养分，但后来又如何被摧毁公民政治的专政掌权者所御用。在讨论人文学运动如何成功地被推展开来的同时，Burckhardt也指出，当人文学成为具有排他性（排斥本土文化）的文化主流时，人文学也会被专制统治者拿来作为御用的思想控制工具。与Voigt静态地为人文学下定义，片面地以复兴古典文化作为讨论人文学内涵的参考坐标，Burckhardt的诠释是动态且多层次。
在Burckhardt的书写里，与其说《人文学》这个概念具有固定的意涵与特殊时代文化意义，不如说，他对于清楚诠释何谓《人文学》其实没有太大兴趣。他 在使用 《人文 学者》 这个 专有名 词之余 ，也常以 《诗人 ─语文 学者 》（Poet-Philolog）、或《语文学家》（Philolog）来称呼这些以人文学知识为业的人。这个现象似乎多少也透露出，他并不太倾向于将《人文学》与《人文学者》过度联结起来，并为它们下清楚明确的定义。基本上Burckhardt认为，以人文学做为新时代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所以能获致可观的成功，原因应从赞助者、执行者、与接受者等各种角度来考察；而非像Voigt那样，只是单方面聚焦在人文学者的研究上。Burckhardt以十五世纪佛罗伦萨为例，说明文艺复兴人文学运动在当时之所以能蓬勃发展，来自不同领域公民的热爱、努力与奉献都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因素，这是他一直强调的《公民的人文学》（Bürgerhumanismus）。 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公民，有些是杰出的文学家、有些是过着修士生活的学者、有些是不惜倾家荡产热衷搜罗古抄本的知识文化爱好者、有些则是具有宽容开放心胸的思想家。此外，Burckhardt还提出另有一群人，他们在习得基本的人文学知识后，并没有以此为业，但因真心喜爱，成为慷慨大方的赞助者与业余爱好者、欣赏者。 在Burckhardt眼中，这些不靠人文学知识营生获利的人，更应被视为是让古典人文学价值在社会上广被接受的重要力量。反之，许多以人文学为业的《人文学者》不 时成为 社会争 议的人 物， 反而让 人看到 人文学带 来的负 面影响 。诚 如Burckhardt指出，文艺复兴人文学者一方面是《上古文化专业知识真正的拥有者、继承者、与传播者》，46但在另一方面，他们的《傲慢自大》（superbia）以及拼命想保有上流菁英的身分地位， 也让他们成为《人类追求主体意志开展过程里最值得注意的范例与牺牲者》。 由于人文学者经常过着随人俯仰的生活，以至于Burckhardt并不认为这个《最没有群体共同感》49的社群作为一个整体，可被视为带起文艺复兴灿烂辉煌文化的主力。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人文学者》“umanista”（humanista, “humanist”）原本是十五世纪下半叶意大利大学生称呼大学里教文法与修辞学老师的意大利文俚语，衍伸自古罗马对博雅教育（“studia humanitatis”）的称呼。到了十六世纪，在意大利文的口语表达里，这些修辞学老师也以umanista对公证人或政府机关陈述自己的职业身份。由此可知，umanista是十五、六世纪意大利本土语文就有的称谓，而Humanismus则是十九世纪德文新产生的概念。对于相隔三个世纪所产生的两个看似相近的名词，亦即是否应将十五、六世纪的“umanista”所从事的工作内容等同于十九世纪所谓的Humanismus，这是史家在进行历史诠释 时必须 非常谨 慎处理 的问 题。在 此情况 下，熟读 文艺复 兴史料 文献 的Burckhardt之所以对《人文学》与《人文学者》之间的关系究竟该如何界定，采取不愿完全等同而论的小心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若说Burckhardt是从政治、社会、与文化各种不同的角度探讨《人文学》在十四、五世纪意大利被催生、接受的过程；而他对文艺复兴《人文学者》所作的阐述，也不像Voigt那般单方面强调《人文学者》与上古知识文化之间的关系。反之，Burckhardt更关注政治生态与社会环境带给当时人文学者的压力与影响。在这样的观照视野下，Burckhardt带领读者去认识人文学者所从事的工作内容，他们必须面对的工作环境，他们的职业生态对他们人格与行事作风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其中部分不与世同流、而能坚持理想者，为当代与后世留下的可贵典范。
虽然对人文学者的评价基本上不太高，但Burckhardt也不像Voigt那样，认为佩托拉克以后的人文学者纷纷脱离基督信仰的束缚，因此应被视为是拥抱世俗文化的先驱。 在Burckhardt心目中，《反教会》与《反基督信仰》是两回事。人文学虽然反中古教会文化，但并没有完全抛弃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他特别指出：在宗教信仰方面，其实还是有部分人文学者是谨守教规、内心虔敬的基督徒。如果我们要一竿子打翻一艘船，认为当时的人文学者都是悖离基督教的叛徒，那是对文艺复兴时代了解太少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如前所述，人文学做为新的文化教养内涵固然有促进公民社会往精致/经典文化层次发展的正面意义，但人文学后来走向只以复古、仿古为圭臬的矩度也因排斥本土文化，让学术文化发展逐渐脱离智识菁英自己所生长、生活的土地与环境，越来越容易被用来服务专制统治者之所需。在依附政治权势的情况下，人文学者也易成为政权游戏里的牺牲者。因此，Burckhardt在揭示《公民的人文学》有其不可忽视的正面意义之余，他也针对文艺复兴史学的发展提出他的看法。
他指出，崇古之风不仅让中古年鉴书写原本具有的活泼地方色彩丧失，它也让写史者不敢有自己的独立观察与批判，以至于《当读者慢慢察觉到，他们把李维（Livy）着作里写得不太好的地方拿来当作典范高倡，读者对他们史着的信任感便开始下降，认为他们『将贫乏无味的传统糟粕拿来当作精致多彩的新风尚』 。日积月累下来，》《我们不禁要为文艺复兴史学着作的成就深深哀叹》。对Burckhardt而言，文艺复兴文化对催生近代西方文明真正积极的意义不应从尊古、崇古、仿古的角度来看，而应从《社会、学术、教育文化转向》后产生了许许多多新的可能与新的价值来探察。在这个层面上，Burckhardt提出一个极为耐人寻味的问题：在以人文学为业的人之中，谁不应被视为人文学者？
Burckhardt认为，在撷取古典养分之余，又能对近世新文化开创产生深远影响力的，不是那些唯古是从的仿古专家，而是那些能抛开传统束缚，愿意用意大利母语为自己同胞写作的十六世纪史学家，如马基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 1483-1540）与瓦尔齐（BenedettoVarchi, 1503-1565）：这些十六世纪的史学家不再是人文学者，而是超越了《人文学》的局限，吸纳更多古希腊罗马史学着述的精髓。他们不再像那些只知模仿利瓦伊文体的拉丁文专家--他们是公民，如上古的史学大师为同胞写下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
对Burckhardt而言，是公民意识支撑下的史学书写让文艺复兴跳脱人文学者用以自我标榜的仿古、崇古文化。有识见的学者在与古典文化对话后，转而积极地以真实的思想情感来面对自己当下所存在的环境与世界；并以活泼的眼光重新检视历史，用鲜活生动的文字帮助同胞对历史文化进行更深刻的省思。虽然Burckhardt对这个问题的阐述只是点到为止，但是《谁不应被视为人文学者》这个问题到了Paul Oskar Kristeller手里，却成为他重新定义文艺复兴人文学最根本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