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目录：
一、前言
二、Voigt与Burckhardt对文艺复兴人文学的阐述
三、Kristeller对文艺复兴人文学的界定
四、文艺复兴《人文学》语意内涵的有限性
四、文艺复兴《人文学》语意内涵的有限性
Kristeller对文艺复兴人文学的阐述在根本上牵涉到《文艺复兴》应该如何认知、诠释的问题。不论有多少不同的诠释观点以及相互驳斥的意见，若说《文艺复兴》对欧洲文化史之特殊意义在于它引领中古宗教文化转向，在启蒙运动之前为欧洲近代文化的发展路径定下了基调；那么，Kristeller着重研究文艺复兴人文学与中古法国文化的连结，强调中古文化到文艺复兴的延续性、而非断裂性，在相当程度上可说翻转了Voigt与Burckhardt赋予文艺复兴研究原应具有的意义。当然，《断裂》或《延续》不该被斩截地论断。从欧洲史来看，不只文艺复兴史牵涉到《断裂》或《延续》的诠释问题，上古末期至中古初期义大利城市史、或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宗教改革 也都牵涉到《断裂》或《延续》的问题。为了避免过于偏重哪一方，当代学者也有人认为，应以《变革》与《变迁》（transition）来取代黑白太过分明的《断裂》或《延续》。无论如何，在《文艺复兴》或《近代初期》（Early Modern）研究上，偏重探讨延续性，而忽视断裂性，的确是会碰到何谓《文艺复兴》的问题。历史分期不免牵涉到价值判断。不管是历史学的《中古》、《文艺复兴》、《启蒙时代》，或是艺术史的《哥德式艺术》（Gothic art）、《巴洛可艺术》（Baroque art） 《印象派》、（Impressionism）。这些分期概念在原先被塑造时，就被赋予特定的正负面价值卷标。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为了跳脱这些标签所隐喻的特定观点，有时改采《十四世纪》、《十五世纪》这种中立的年代标记。
然而， Kristeller在文艺复兴人文学研究上最大的问题却在于，他一方面积极地将《人文学》与《文艺复兴》联结在一起，将之形塑为一个至为关键的学术研究课题，并努力给予定义；但在另一方面，他却又将《人文学》讨论的重点放在与中古文化的延续脉络来检视。因此到头来，他避免不了会遭遇到学术概念在语意指涉意涵上的重大矛盾。
诚如荷兰文化史家Johan Huizinga所言，Burckhardt让《文艺复兴》这个概念具有《满载特定意涵的历史图像，并能启发人对历史有进一步的认知》 不。论学界对所谓《近代》的概念有多少不同诠释的版本，当研究者采用的是《文艺复兴》人文学、而非《十四至十六世纪》人文学时，他其实很难避免必须处理学术专有名词所隐喻的价值判断问题──《文艺复兴人文学》究竟有多《文艺复兴》？Reinhart Koselleck曾在一篇名为〈近代到底有多《近》 （“Wie neu ist die？〉Neuzeit”，直译为：〈新时代究竟有多新？〉 的论文里指出，当我们使用）《近代》这样的分期概念时，不可避免必须解释，何以被提出来讨论的对象可以被称之为《近》？因此对《近代》的阐释会着重在定义《近》的特质以及解释何以某些历史现象可被视为《近》的原因。依此逻辑，连带会产生两个阐述方向：
第一，《近代》重视的是新的经验带来的改变，而非探讨与过去的连结与延续；第二，《近代》比较的对象不是中古，而是带起现代的启蒙运动。 当然，这样的诠释观点一则很容易导致进步史观；二则历史研究其实不应受学术概念语意的限制，以至于顾此失彼，扭曲了对历史发展全貌的探索。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研究者也不应为了要避免进步史观，就只敢用回溯性的眼光去论述，新兴的历史发展里其实都有旧成分，阳光底下其实没有新鲜事。Koselleck举法国大革命为例，说明历史学者的确可以《后知后觉》地排列整理出，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早有许多思潮与事件《预示》革命将会发生。但是，这些思想与事件本身终究不是法国大革命本身。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的确开启了许多划时代的新经验，对现代西方世界的形成产生无与伦比的影响。相较之下，中古时代的人看高耸挺立的哥德式教堂，也都觉得那是前所未见的创新与突破。但不会有历史学家将哥德式教堂的诞生与扩散视为欧洲近代的开始。
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差别？ Koselleck认为，讨论《文艺复兴》或《近代初期》是如何开始的，有一个关键重点在于历史变迁的速度相对之下加快了──不论从正面或负面意义来看，剧烈的变动是当时人普遍有感。而且从那时候起以至现今，《这个世界在改变》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然而，在讨论剧烈变动的同时，Koselleck提醒，历史研究者也应注意，社会对变迁的反应是有层次/层面（Schichten）的差异。有些领域、社群或年龄层对某些未来会带来剧烈改变的发展反应迅捷敏锐，跟随的脚步也快；相较之下，有些则反应较慢、甚至于不太愿意跟随。因此，对历史研究者而言，能够跳脱进步史观的做法是，不是只谈变动的方向与结果，而应更细腻地去体察不同层次/层面的反应──哪些人对特定的变迁会快速产生敏锐的嗅觉，并且愿意跟从？哪些人终究会慢慢跟上？哪些人不愿意跟着改变，甚至企图制止、反扑？透过更精细地整理历史变迁里种种不同层面的反应与作为，研究者对近代到底《近》在哪里，应可以提出更周全、也更有启发性的阐述。针对这个问题，Peter Burke也曾说过，文艺复兴研究里一些特别被提出来探讨的现象，其实都不是当时社会文化真正的主流状态，而应将之视为新兴的、与过往有明显区隔作用的历史现象。
如上所述，Burckhardt不太愿意为《人文学》下明确的定义，只接受这是为了跳脱中古教会文化，因而选择重新与古代希腊罗马知识遗产做出联结，在社会各个不同层面所发动的大规模新文化运动。因为看到人文学者在历史实际运作面留下不少负面的评价，例如，其中不乏有人自以为是菁英翘楚，但实际上却只是追赶潮流、汲汲营营的应和之辈，因此，Burckhardt一方面避免将《人文学》与《人文学者》过度联结起来；在另一方面，他也不认为人文学者都可被视为真正有原创思考的新时代文化创造者。面对文艺复兴研究里，《人文学》与《人文学者》这两个概念在语意涵上比较意谓着新时代文化转向的清楚识别标记，但却不能因此说，这两个概念就是代表近代欧洲文化所追求的崇高精神文化理想。Burckhardt于是藉由提出《谁不是人文学者？》这个问题，希望能清楚点明，文艺复兴文化史研究的重点，不应聚焦在对上古文化毫无批判性的承接上；而应积极去探讨：文艺复兴文化如何在《承先》之余，同时能具有足够的活力与开创力来《启后》？
针对上述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阐释Burckhardt的论述观点，并理解他对《文艺复兴》的认知。第一，他强调能够撷取古典文化精髓，却又能跳脱传统思想框架，以不拘的眼光以及真实的情感，用本土语言取代人文学者藉以标榜个人知识才学的古典拉丁文，以此为自己同胞书写《公民史学》的史学家才是跳脱古典人文学桎梏的文艺复兴典范。第二，他认为文艺复兴之所以多彩灿烂，主要动力并非来自于Voigt与Kristeller所论述的《人文学者》，而是来自文艺复兴时代的《通才》（l’uomo universale）。在Burckhardt心目中，文艺复兴时代有一些多才多艺的学问家，与其称他们为《人文学者》，不如从《通才》的角度来诠释他们对文化的贡献更为适切。 从实际的范例来看，人文学者LeonBattista Alberti （1404-1472）其实就是文艺复兴《通才》。除了人文学之外，Alberti广泛学习视觉艺术以及几何学、数学与工程，并成为贡献卓越的建筑师与都市计划家。与其说Alberti是特例，不如说，当时的知识架构并非像现代大学的学科分类那么清楚。面对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与其说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倾向于谨守固定的知识范围，积极想让自己成为《人文学者》，不如说，真正的才干之士都努力透过各种管道学习各种新知以及跨领域才能，以便随时可以游刃有余地面对时代环境的瞬息万变。
相较之下，Kristeller对《文艺复兴》的认知却游移在法文字面意义的希罗上古文化《再生》与更高精神层次的《复活重生》之间。我们也可以说，他游移在Voigt与Burckhardt对文艺复兴的定义之间， 而这个游移明显表现在他如何区隔文艺复兴《人文学》与《哲学》的不同。Kristeller虽然强调，人文学不是文艺复兴知识的全部，对不以此为业的人而言，人文学只是基础的中高等教育。然而，他从形式面、操作面来界定《人文学》的做法，虽然呼应了Niethammer原初造此词时所下的定义，人文学是《一套教育与课程方案》，然而他却没有清楚说明，Niethammer所提的教改并非只有古典人文学这套自成体系的封闭方案，而是还有实用与理工技能学科；而且这两大类学程方案之间是可以弹性转换的。因此，Kristeller严格界定文艺复兴人文学的领域范畴，认为人文学者所学就限定在某些与修辞学相关的学科，就实际情况来看，并不完全符合史实。而这样窄化且单一的立论视野，也让文艺复兴人文学研究逐渐走入某种难以伸展的死巷。正是出于对Kristeller论述思维的重新反省，所以当代西方学界开始发出检讨之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可举2006年出版的两本论文集为例：KristellerReconsidered. Essays on His Life and Scholarship与Interpretations of RenaissanceHumanism。
在Kristeller Reconsidered一书里，Ronald G. Witt指出，当代文艺复兴研究应修正Kristeller为《人文学》所下 的定义；而在Interpretations ofRenaissance Humanism一书里，Riccardo Fubini则强调，文艺复兴应被视为具有多元面向、而非只朝单一方向发展的大型文化运动。回到Kristeller透过提问《谁不应被视为人文学者？》来区隔文艺复兴《人文 学》与 《哲学 》这个 问题， 主张提 倡自由 意志与 人性尊 严的 Pico dellaMirandola，以及追求宗教文化宽容的Marsilio Ficino《不应被视为人文学者》，可以清楚看出，他不是不了解Burckhardt对文艺复兴的论述，也不是不了解Burckhardt评价《人文学》 《人文学者》与所持的观点。反之，正是因为Kristeller深知，Burckhardt主张应好好评估《人文学》与《人文学者》为近代欧洲所带来的各种正负面影响，所以他也延续《谁不应被视为人文学者？》这个提问，在二战之后于美国学界建构他想要推动的文艺复兴研究。然而，出于应和二战之后美国学界的主流思维，他刻意将Burckhardt对近代初期萌芽中的公民社会文化之讨论，转向到与中古法国宫廷文化做新的联结。由于Burckhardt对近代初期公民社会的讨论是与中古晚期至近代初期德意志的自治城市文化以及意大利的共和城邦文化密切相关，Kristeller回避对这段时期德意志与意大利政治史的讨论，其实也让他引领风骚下所作出的文艺复兴研究失去Burckhardt史学书写一直强调的的公民社会多元视野。
五、结语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谁不是文艺复兴人文学者？》这个问题指出，Burckhardt与Kristeller都认为，如果文艺复兴只是意味着上古文化传统重新再生为主流文化的核心论述，这样的人文学不仅贡献有限，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难以小觑。如果不能以健康的理性面对古典文化所带来的各种影响、以高远的见识懂得撷取精华、去其糟粕，所谓重新与上古文化接轨的文艺复兴其实并无法为后续的欧洲文化带来更新的活力。由于不同的《人文学者》面对上古文化的态度不同，在学问与思想作风上是否真能对社会文化作出具体贡献的情况也各自殊异，因此，Burckhatdt避免从单一角度评断他们，也不认为他们是带起文艺复兴文化高峰的主要推动者。在Burckhardt 心目中，文艺复兴时代真正值得重视的，其实是《通才》，而非《人文学者》。《通才》不羁地横跨各领域知识技能，对新的艺术文化创造带来了丰富的启示。此外，虽然Burckhardt认为文艺复兴史学成就相当有限，但是对那些能跳脱以古人为尊的桎梏，积极用母语书写历史，以此建构公民意识与文化意识的史家，他仍表达高度的肯定之意。
Kristeller在文艺复兴研究上的主要企图则在于，希望能表明，欧洲近代之所以能产生具有独立思考心灵的知识分子，让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人权思想能因他们的努力而逐渐开花结果，其实在心态上是因为与中古宫廷御用文人传统进行了清楚的切割。然而，为了清楚区分《人文学者》与《哲学家》的界限，Kristeller坚持为文艺复兴《人文学者》下明确的定义，并从这个角度定义当时的《人文学》，结果反而让探讨《文艺复兴人文学》问题的考察母体变得太小，而且取样也不尽符合史实。二则，将《文艺复兴人文学》与中古宫廷御用文人传统产生紧密联结的研究，让《文艺复兴人文学》究竟有多《文艺复兴》，成为难以回答的问题。
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有时会让我们看到，密集地在短时间内所爆发的事件有可能为社会带来巨大的《质变》效应，而且对往后的历史造成深远影响。然而，在历史书写里，这个《质变》的过程因为无法完全建立清楚可证的逻辑推论关系，究竟如何阐释，对历史研究者而言，始终是很大的挑战，如同本文引述Koselleck对法国大革命爆发所提出的见解那般。Burckhardt与Kristeller都对近代初期欧洲历史文化产生《质变》的现象有着高度的研究兴趣，而且也都试图提出一些看法。然而，他们两人对《谁不是文艺复兴人文学者？》这个问题的讨论，却让我们看到，Burckhardt对无法充分解释的历史现象，选择不强加解释，以免错上加错；而Kristeller 则选择积极建立自己的论述体系，穷毕生之力阐述、钻研。这两种治学的风格带来的影响是，Burckhardt的史学论述对某些研究者来说并不好理解；而Kristeller的学说则是在带起五十年的风潮之后，必须从立论的基本出发点重新接受检视。
虽然此二人治学的态度与路径相当不同，但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始终方兴未艾的文艺复兴研究来看，清楚显示出，在西方文艺复兴研究的学术传统里，只知尊古、仿古、摹古的艺术文化与知识，从来就不曾被视为体现文艺复兴的精神。相反地，是有能力跳脱传统桎梏，可以进一步启发人们在自己所生存的环境里，开创更具人性尊严、不必对专权独裁者卑躬顺服的文化，才是一个半世纪多来，文艺复兴研究能在不断自我检视如何建立更适切研究立足点的同时，也能继续推陈出新的根本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