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截至2018年中国已连续24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发起对华反倾销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美国对华反倾销影响因素众多,而美国对华态度可直接影响中美贸易关系,其中美国总统及国会对华态度更为其增加了复杂性,因此由总统选举和中期选举构成的美国政治周期对于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利用负二项回归对1996-2017年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了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动因,重点关注包含美国大选和中期选举在内的美国政治周期对于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特有的政治周期——四年一次的大选和两年一次的中期选举对其向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具有显着正向影响。
关键词： 反倾销; 政治周期; 总统选举; 中期选举; 负二项回归;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飞速发展,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早在2013年,中国就以41589.9亿美元的货物进出口总额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伙伴国日益严重的贸易保护与贸易限制,根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统计,1996年至2017年,中国遭遇全球反倾销调查1265起,其中美国仅次于印度,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147起,占比11.62%。因此,研究美国对华反倾销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不仅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签署文件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要求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而且建议制造业回迁以重振经济。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无疑将受到巨大的影响。
良好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是自由贸易开展的必要条件,加之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家间政治、经济和文化距离不断缩小,政治冲突更多地外化为贸易摩擦。美国频繁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背后是否也有政治因素的推动,我们可以探究其发生原因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对症下药,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使我国贸易救济体系更加完善,降低我国因被他国提起反倾销调查所遭受的贸易损失,保护国内相关产业和企业,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WTO的成立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有利于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生产与流通。然而,二战至今的70多年时间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时有抬头,贸易摩擦不断,反倾销成为各国最常使用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之一,其影响因素纷繁复杂,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
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于反倾销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从全球角度出发。实际汇率和本国GDP增速是发起反倾销申诉的两大影响因素,本国货币升值将助长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本国GDP增速下降也会助长本国反倾销案件申诉数量的增加(Michael M.Knetter和Th-omas J.Prusa,2002)。从制度层面来说,反倾销法实际上比经济更具政治性,一旦WTO严格实施反倾销法,则会助长反倾销的使用(Aradhna Aggarwal,2004)。
除此之外,国外学者还关注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的影响因素。企业性质与遭受反倾销调查有相关关系,即国有企业由于更有可能受到政府保护而遭受反倾销调查(Hongyong Zhang,2008)。中国的进口竞争力也与其遭受反倾销调查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在2016年之前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对其遭受反倾销调查有着重要影响(Ka Zeng,2011)。
2.国内研究现状。
相比国外学者,国内学者更关注中美经贸摩擦,这极有可能是因为中美经贸关系对于中美双方都至关重要,且中国遭受来自美国的反倾销调查情况不容乐观。
首先,宏观经济因素是研究美国对华反倾销影响因素的重点方向。美国国内工业产出的波动与对华贸易逆差显着提高了美国对华的反倾销调查频率(谢建国,2006)。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的渗透率、美国国内的失业率都是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宏观成因(郭杰,2013)。
其次,非经济因素也对美国向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有着重要影响。从美国方面来说,美国独特的政治周期对中美经贸关系有着深刻影响,大选年前后,候选人为了获得更多选票会提出诸多强硬的对华政策(梁碧波,2007),中美技术差距缩小和利益集团游说均对美国对华反倾销产生了显着影响,而且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相当大(杨飞,孙文远,程瑶,2018)。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于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研究多从宏观经济角度出发,而研究政治因素作用的较少,鉴于此,将从美国政治周期与美国对华提起反倾销诉讼案件数量之间的关系入手,探究美国政治周期是否会对美国对华提起反倾销产生显着影响。
二、美国政治周期及对华反倾销现状分析
(一)美国政治周期分析
政治周期源于政府更迭导致的国家内外政策的周期变化,美国总统大选与中期选举的同时存在使得美国的政治周期更加复杂,政治大周期由总统选举决定,而中期选举则决定政治小周期,政治小周期内含于政治大周期之中(梁碧波,2007)。本文将基于此,研究美国政治周期对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影响。
1.美国总统选举。
美国实行总统制,总统每四年选举一次。因此美国政治大周期以美国总统换届为标志,将美国政治大周期定为4年,而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举行,标志着新一届美国总统任期的开始。1933年后,就职日由原来的3月4日改为1月20日,因此将大选后次年定为政治周期的第一年。借鉴刘雨波(2018)对美国政治周期划分,并加以改进,将美国政治周期循环划分如下:(1)总统执政年。总统大选后第一年,如2013年1月—2013年12月。(2)国会选举年。即中期选举年,国会选举前一年,如2014年1月—2014年12月。(3)国会执政年。国会选举后一年,如2015年1月—2015年12月。(4)总统选举年。下届总统选举前一年,如2016年1月—2016年12月。
在这四年一次的循环中,对美国对华反倾销影响程度最大的是竞选人对华态度及上任后的对华政策。纵观1996年至今的历届美国总统在大选前后对华态度,如克林顿政府、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曾在竞选时表现出对华强硬态度,可见,美国政府高层对华态度随大选的开始和结束呈现周期变化特点。相应地,1997年为克林顿连任后政治周期第一年,对华态度有所缓和,并未向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2001年是小布什当选后的总统执政年,他曾对中国入世表示积极支持,而2001年美国对华发起8次反倾销调查,与前一年持平;2009年为奥巴马上任后的总统执政年,因受金融危机影响,当年美国对华反倾销达到了峰值12起;2017年是时任总统特朗普总统执政年,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与前一年相等,均为11件。
2.中期选举。
根据美国宪法,国会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其中一次国会选举与总统选举同时举行,而另一次则在总统任期之间举行。在总统任期之间举行的国会选举,就是“中期选举”。中期选举的实质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争夺对国会的控制权。
美国中期选举为美国对华态度增加了不确定性。从国家层面上讲,美国国会主要负责制定法律并监督总统行使权力。如果总统所在的政党能够在国会占据多次席位,那么将使得白宫能够更加方便地实施各项政策;而如果另外一个政党占据了国会的多次席位,那么总统在行使权力时将面临很大的牵制。
综上所述,中期选举会直接影响到美国对华态度与政策,从而会影响到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1999年为克林顿在任时中期选举后国会执政年,当年美国对华发起反倾销6起,远高于1998年的1起;2007年小布什在任时的国会执政年,中国遭受了12起来自美国的反倾销调查,达到了近20年的峰值;2011年是奥巴马在任时的国会执政年,中国共遭受来自美国的反倾销调查5起,高于2010的3起。
(二)美国对华反倾销现状分析
对美国对华发起的反倾销案件将从纵向角度分析,即美国对华发起反倾销案件数量的阶段特征。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中国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经济封锁与禁运的状态发生巨大转变。此后,中美经贸关系在向前发展的同时,贸易摩擦也时有发生。数据表明,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整体而言,美国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案件数量在波动中上升。
第一阶段,1996-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除1997年未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外,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1999年为国会执政年,而这一年美国对华反倾销数量较之前一年有了较大幅度上涨。
第二阶段,2002-2006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案件数量呈现下降趋势,2006年时达到最低值。这五年间,小布什成功连任,2003年为国会执政年,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与2002年持平,高于2001年,而2005年即小布什连任后第一年,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有所减少,由前一年的6起减为4起。
第三阶段,2007-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亟需复苏,美国总统由小布什换届为奥巴马,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案件数量也达到了1996年以来的峰值,2007年和2009年均达到12起。
第四阶段,2010-2017年,美国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在波动中上升。这期间,奥巴马于2012年成功连任,2011-2013年三年中国遭受美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均为5起,在2014年前后有所变化外,其他年份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均呈现上升趋势。
除此之外,美对华反倾销的阶段性特征与美国政治周期相吻合。因为在大选年份前后,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来自国内的压力都很大。为了获得更多选票,候选人纷纷提出强硬的对华政策,发起的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也随之增加。WTO成立后,1996年美国进行总统选举,克林顿为获得更多选票连任总统短时间内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使得当年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占当年美国发起反倾销案件总数的比重达30%之多,远超之前16年;再如2000年和2004年小布什两次竞选成功,当年美国发起对华反倾销案件占比都较高;之后,2008年和2012年奥巴马两次成功竞选,当年美国发起对华反倾销调查案件占比均较前一年有所增加。特朗普上台后,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和产业回迁,于2018年3月打响贸易战,使中美经贸关系一度十分紧张。
三、政治周期视角下美国对华反倾销影响的实证分析
根据前文所述,美国对华发起反倾销十分积极,其中的影响因素众多且十分复杂。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及搜集到的数据,构建负二项回归模型,通过实证分析研究美国政治周期对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影响。
(一)模型构建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是美国发起的对华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属于计数数据,一般采用泊松分布或负二项分布进行拟合。泊松回归要求样本均值一定等于样本方差,为“均等分散”,负二项回归适用于“过度分散情形”,即被解释变量的方差明显大于期望。利用计量软件考察case的统计特征,结果显示,样本方差(6.77)和均值(6.68)不相等,应使用负二项回归。
初步设定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别为:
case=Β0+Β1dum1+Β2dum2+Β3gdpg+Β4ip+Β5ta+Β6open+Β7unem+Β8cunem+Β9deficit+Β10exch+Β11inf+Β12deter+Β13rel+Β14prs+ε (3.1)
case=Β0+Β1dum1+Β2dum2+Β3gdpg+Β4rel+ε (3.2)
其中,case代表1996-2017年间历年美国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虚拟变量dum1代表“是否处于总统执政年”,虚拟变量dum2代表“是否处于国会执政年”,gdpg代表美国GDP增速,ip代表进口渗透度,ta代表中国对美国进口关税水平,open代表中国贸易开放度,unem代表美国国内失业率,cunem代表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deficit代表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exch代表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inf代表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率,deter代表美国对中国的市场依赖度,rel代表中美关系,prs代表美国政治稳定性。
对于取值为正的因变量来说,通常可以利用自然对数变换,并且使用线性模型。然而,由于本文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有些年份取值为0,所以取对数不可行,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将其期望值模型转化为一个指数函数,即令E(y|X)=exp(XB),由于exp(XB)总是为正,也就保证了y的预测值也总是为正(鲍晓华,2011)。对期望值模型取对数之后,本文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回归方程变形为:
Ln[E(caset=yt|Xt,vt)]=Β0+Β1dum1+Β2dum2+Β3gdpgt+Β4ipt+Β5tat+Β6opent+Β7unemt+Β8cunemt+Β9lndeficitt+Β10excht+Β11inft+Β12detert+Β13relt+Β14prst+εt (3.3)
Ln[E(caset=yt|Xt,vt)]=Β0+Β1dum1+Β2dum2+Β3gdpgt+Β4relt+εt (3.4)
其中εt=ln(vt),其期望值服从伽马分布。
(二)变量选取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将选取以下变量进行实证分析:
1.被解释变量。
1996-2017年美国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case)。
2.核心解释变量。
虚拟变量“是否处于总统执政年(dum1)”。美国大选对于中美经贸关系影响很大,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竞选成功的总统及其政府对华态度,因此预期符号不确定。
虚拟变量“是否处于国会执政年(dum2)”。根据前文分析中期选举后第一年为国会执政年,国会对华态度因议员不同而不同,更因其背后的利益集团不同而不同,因此预期符号不确定。
3.控制变量。
(1)美国GDP增速(gdpg,单位:%)。若一国GDP增速下降,表明该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国内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反倾销的认定越容易。因此,美国GDP增速的下降将会助长其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预期符号为负。(2)进口渗透度(ip,单位:%)。一般而言,进口渗透度越高,来自j国的进口商品对i国商品的竞争力越强,这将助长进口国发起更多反倾销调查以保护国内产业。因此,来自于中国进口品的渗透度提高,将使得美国针对中国产品发起更多反倾销调查。预测该偏回归系数为正。(3)中国对美国进口关税水平(ta,单位:%)。中国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商品设置的关税水平越高,越不利于美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引发美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发起更多的反倾销调查。因此,中国对美国进口关税水平预期符号为正。2012、2013年数据缺失。(4)中国贸易开放度(open,单位:%)。贸易开放度为一国贸易总额与GDP之比。开放度越高,其他国家商品进入中国就越容易,对中国发起反倾销的次数越少,因此预期符号为负。(5)美国国内失业率(unem,单位:%)。目前对于美国国内失业率对其对华反倾销之间的关系有两种看法。一方面,失业率的上升使得美国更多关注国内,允许国外低价商品进入市场以降低人们的生活成本,同时,廉价中间品进入美国部分产业,使该产业获益,并带来就业(陈巧慧,2015);另一方面,沈国兵(2007)认为,如果美国国内宏观经济不景气,失业率较高,则任何进口竞争都可能对美国国内生产能力利用、利润幅度和失业产生进一步的压力,在此条件下,国内生产者会游说政府,甚至对政府施压以保护自身利益,结果反倾销调查更多。因此,预期符号不确定。(6)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cunem,单位:%)。中国国内失业率反映出中国经济状况,失业率越高,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对外贸易减少,遭受的反倾销调查减少,因此预期符号为负。(7)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deficit,单位:1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越大,对美国经济和相关产业的打击越重,中国遭受来自美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越多,因此,该变量偏回归系数预期符号为正。此处将贸易逆差绝对值取自然对数处理。(8)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exch)(采用直接标价法)。现有的研究认为,汇率对反倾销的判定具有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在于进口国货币贬值会使得出口商品以出口国货币表示的价格下降,从而增大了判定存在倾销行为的可能性(Feinberg,Robert M,1989);另一方面,进口国货币的贬值会使得以进口国货币表示的进口品价格上涨,从而会减少进口,这种情况下会减少进口国的反倾销起诉数量(Michael M.Knetter,Thomas J.Prusa,2002)。因此,预期符号不确定。(9)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率(inf,单位:%)。由于物价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通货膨胀率上升侧面反映出美元代表的价值量下降,若通货膨胀率能够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可以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但若通货膨胀率过低,可能会造成经济不景气,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可能性增大,因此预期符号为负。(10)美国对中国的市场依赖度(deter,单位:%)。该指数越高说明美国对中国的市场依赖度越高,可能会使美国减少对华反倾销调查,因此预期符号为负。(11)中美关系(rel)。本文通过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指数来衡量两国关系,数据来源于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制定的《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因该数据库数据为月度数据,故将每年12个月数值简单平均后作为两国关系的最终数值得分,得分越高,两国关系越良好。因此预期符号为负。(12)美国政治稳定性(prs)。政治稳定性的量化采用全球政治治理指标,将其所含六项指标排名数据求简单平均作为政治稳定性的数据,数值越大,政治稳定性越高。国内政治稳定性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开展,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越少,因此二者成负相关关系,预期符号为负。
(三)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出现因序列不平稳带来的问题,首先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表。
表1 单位根检验
注:①d.代表一阶差分;②检验类型中C、T、L分别代表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项;③*、**、***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显着性水平上通过统计检验。
2.负二项回归结果。
在数据平稳的基础上进行负二项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表2 负二项回归结果
注:*、**、***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显着性水平上通过统计检验。
从表2可以看出,所有变量均通过1%的显着性水平检验。美国政治周期确实与美国对华反倾销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在总统执政年和国会执政年,中国遭受来自美国的反倾销调查较之其他年份显着增加。
美国的GDP增速对于其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的影响符合理论预期,为负,说明美国GDP每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遭受来自美国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将增长1.67%。进口渗透度符号显着为正,符合理论预期,说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竞争力每提高1%,美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会增加41.40%。中国对美国进口关税水平系数符号符合理论预期,为正,中国对美国进口品关税每提高1%,中国遭受来自美国的反倾销调查数量将增加0.57%。中国的贸易开放度系数符号符合理论预期,显着为负,中国每提高1%的贸易开放度,将会减少遭受美国发起反倾销调查0.92%。滞后一期的美国国内失业率系数符号为负,说明上一年美国失业率上升1%,当年中国遭受来自美国反倾销调查将减少2.55%。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系数符号显着为负,符合理论预期,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1%,遭遇美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减少3.4%。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系数符号符合预期,显着为正,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增加1%,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增加3.11%。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系数符号为正,说明人民币对美元贬值1%,中国遭受来自美国的反倾销调查增加1.53%。美国上一年国内通货膨胀率系数符号显着为负,证明上一年美国通胀率上升1%,当年对华反倾销调查减少7.54%。美国对中国市场依赖度系数符号符合预期,显着为负,说明美国对中国市场依赖度提高1%,对华反倾销减少2.11%。
上一年中美关系指数系数符号显着为负,符合理论预期,意味着上一年中美关系改善1%,当年美国对华反倾销减少6.75%。美国政治稳定性系数符号显着为负,符合理论预期,即美国政治稳定性提高1%,对华反倾销诉讼减少0.34%。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美国政治周期的确和美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有相关关系,总统执政年和国会执政年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会显着增加。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鉴于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势头迅猛,贸易顺差日益增多,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有利于缓和我国和贸易伙伴国关系。
第二,我国应效仿德国做法,逐步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分散风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对于“三驾马车”中的出口依赖度较高,出口的很大部分都流向美国,所以拓展海外市场,将风险分散化才是合理有效地减少贸易摩擦的途径。
第三,着力发展服务贸易。在货物贸易领域,中国无疑是世界第一大国,但服务贸易却位居美国之后,且在规模上与美国相差较大。美国一味拿中美货物贸易逆差对中国施压,但是,在服务贸易领域,美国对中国却是贸易顺差。若中国加快服务贸易发展,可减少服务贸易逆差。
最后,充分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我国早在2001年就已加入WTO,WTO 成员国身份意味着我国可以实施对等的贸易报复措施,善于利用贸易救济措施,有助于遏制国外对华出口产品滥用贸易救济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