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摄影号称是摄影的中坚①，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摄影形态②。改革开放以来，纪实摄影在创作上热度不减，佳作迭出；其研究也是持续升温，成果丰硕。相比于风光摄影在理论界遭遇讨伐、唯美摄影被斥为俗气，纪实摄影的被推崇，可谓是天壤之别。由于纪实摄影概念的动态性，其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拓展，不仅与风光摄影、民俗摄影、新闻摄影等有交集，而且收编了新起的部分观念摄影、私人摄影等现代后现代摄影，从而出现了诸多矛盾现象，如见证历史、干预社会与记录个人私密生活、纯粹表达，鲜明观点的揭示批判与暧昧模糊的抽象表述，不干扰对象的抓拍与有意的摆拍等种种对立的因素均出现在纪实摄影之中。这样，在纪实摄影的研究中，对于什么是纪实摄影、纪实摄影的真实性如何、纪实摄影与艺术的关系等问题，实际上是观点各异、歧义纷呈，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对此，本文试图作些梳理，或有益于加深了解，提高认识。
一、纪实摄影概念：动态发展，不可被定义
中国的“纪实摄影”一词源于1981年对美国《社会纪实摄影》一书中“Documentary Photography”一词的翻译。以前都是翻译成“文献摄影”③，1981年改译成“纪实摄影”是为了把中国传统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情怀灌注其中④。这样的翻译显然将“Documentary Photography”的外延缩小了，因为该英文单词还包括没有人文关怀的纯记录性质的摄影，如档案资料的摄影等；而注重人文关怀的摄影，其英文的准确表达是“SocialDocumentary Photography”,即“社会纪实摄影”.参与翻译的林少忠曾要求大家改称“社会纪实摄影”,但“纪实摄影”一经使用，便约定俗成，形成路径依赖，大家不愿改了。另外，据任悦研究，英文“Doc-umentary Photography”也是有歧义的，主要原因是这词出现较晚，难以涵盖之前的相关摄影实践。同时，在西方也常常将“纪实摄影”与“社会纪实摄影”互用。总之，纪实摄影一词在中国刚一诞生就有了歧义，以后在使用中，随着摄影实践的发展，歧义越加显着。
国内在纪实摄影的研究中，对该概念曾有过较多的界定，以黄少华在其1986年的硕士论文《论纪实摄影》中的定义为最早，他是这样说的：“纪实摄影是摄影家对现时世界中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人与人、人与环境间的关系作相对全面的诚实生动的描写，以导致观众对被描写对象的关注与正确认识的一种摄影形式。”①该定义的关键词是：社会历史意义、人及人与环境间的关系、社会的关注、正确认识。该定义强调的是社会功用，抓住了除不言自明的记录之外的另一本质特征，奠定了纪实摄影研究的基础。在以后的研究中，社会功用得到弘扬与细化。可以认为在纪实摄影的研究及其实际发展中，关注社会、追求社会功利的一脉由此发轫，并沿着两个方向发展。
其一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形成对社会问题的揭示与批判，力图通过纪实摄影来促进社会改良，把纪实摄影当作干预社会、为变革扫清障碍的工具。尤其是在解海龙的“我要上学”大眼睛照片得到政府、公众的广泛认同并极大地推动了希望工程发展后，这种灌注批判精神、充满人性关怀的纪实摄影得到快速发展。随着其发展，在纪实摄影的界定中，社会功用被进一步强化，表述得更为明确，如：“是一种对人类生存状态有着强烈关怀和拍摄者诉诸自己鲜明道德立场和价值判断的‘观看’式的摄影”②，“用犀利的表现方式对社会进行直接的揭露批判”③，“把拍摄的焦点放在事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上……成为记录时代瞬间和促进社会改革的有力工具，成为关怀人类的重要方式……使得纪实摄影成为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类摄影方式”④，等等。因为“批判”实际上包涵在对社会的评价之中，因而作者的“评价”被视为除记录之外的第二特性，并且“评价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记录的信息”⑤；又因人文关怀及批判实际上是一种爱憎分明的情感，因而情感的诉求又成为纪实摄影区别于其摄影形式的又一主要特征⑥。因这些特征，纪实摄影被称作人性的见证者、社会良心的承担者，赋予了崇高的道德地位；纪实摄影最核心、最根本的要素也被有的学者界定为人性，“直面现实，干预生活，关注生命，揭示人性成为中国纪实摄影本质内涵与时代标志”⑦。
其二是记录日常的社会生活及民俗现象，不让历史留下空白。这是在1988年的全国摄影理论年会上就开始强调的话题，凸显的是纪实摄影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李媚称之是“摄影的镜头开始转向了民众，转向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转向了摄影家自身对生活感受的表达，转向了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自觉记录。”⑧很显然，这种记录是非官方的，是纯粹民间的视角，并且突破了专记重大事件的局限，更多地以波澜不惊、平淡无奇的普通百姓生活视焉不察的细微变化来记录社会的转型。纪实摄影的这一路径，虽然在功用上不如前者来得有力，但受到的批评指责极少，功用价值也不可低估，黎朗就称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是摄影的最高档次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