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关怀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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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中国纪实摄影的美学特点探究
　　【导言】我国纪实摄影审美性分析导言
　　【1.1】摄影的起源
　　【1.2】纪实摄影的发展：从西方到中国
　　【2.1】人文关怀的觉醒
　　【2.2】向土地与人回归
　　【第三章】纪实摄影的批判：城市边缘的人
　　【第四章】纪实摄影的流动：当代景观与人
　　【结语/参考文献】中国当代纪实摄影的发展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二章 纪实的自觉：从宏大叙事中走出来的人
　　
　　第一节 人文关怀的觉醒
　　
　　一、“四五运动”中的“决定性瞬间”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全国人民无限悲痛，悼念的首都群众前往十里长街默哀送灵，“四人帮”却下令不许人们悼念周恩来，其所作所为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和反对。4 月 5 日，广大群众纷纷涌向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由此展开。
　　
　　运动的浪潮催生出了明亮的眼睛。由于不甘艺术“政治化”的压制，以及对摄影长久以来被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不满，部分业余摄影者、艺术工作者在声势浩大的运动中觉察到了“决定性瞬间”,他们纷纷举起手中的相机，将镜头对准了怒气难平的群众。四五运动时拿起相机的群体多为当时的“红二代”,他们眼中的革命斗争与寻常百姓眼中的反抗不同，不管是他们拍摄的人物还是摄影家自身，都带有着悲剧感中“非凡人物的超乎寻常的痛苦”.“四五运动”中率先突起的罗晓韵，乃是中共元老邓力群的女儿。按罗晓韵回忆说：“当时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只有一台徕卡相机，用的是保定胶片厂生产的‘代代红’黑白胶卷。受当时政治形式和经济条件制约，我不可能拍太多片子，只能捡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画面拍”.对于代表作《力挽狂澜》，罗晓韵说：“上午 11 时，一位穿中式衣服的男子在人群中发表演说，带领群众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现场群情激昂，我根本来不及选角度，急忙站上自行车按下快门，一口气拍了十几张，其中一张就是《力挽狂澜》。”如图 2-1
　　
　　“四五运动”中涌现出的重要摄影家如王立平-《让我们的血留在一起》、如图 2-2吴鹏-《团结起来到明天》2-3
　　
　　这些影像真实的反映了改革运动时期，摄影师抓取了时代中的“典型性”,即抛弃从前的“工具论”、“红、光、亮”论，自觉的意识到运动中人性的苦难，从而以摄影这一“决定性瞬间”来记录历史，这些照片不仅具有初步的纪实形态，还有着丰富的历史文献性；从形式上来说，摄影师以准确的“直觉”判断，直指矛盾的中心点，使观众看到照片即可观得历史。对于这种“直觉”判断的理解，用克罗齐的话表达即为：直觉是一种先于并独立于推理即概念思维的精神活动，是一种“形象的创造”.运动中的人民愤慨激昂，“还我花圈”、“打倒四人帮”的呼声震天响，手持笨重的相机，心中怀有赤诚的摄影者已经把自我放入集体中，“拍下来”成了他心中唯一的思想。叔本华在《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提出：“他自己”失落“在这事物里面，忘去他自己的个性与意志，专过”纯粹自我“（pure subject）的生活，成为该事物的明镜，好像只有它在那里，并没有人在知觉它，好像他不把知觉者和所觉物分开，以至二者融为一体，全部意识和一个具体的图画恰相叠合。”1朱光潜对于形象的直觉举例：一个画家在聚精会神地欣赏一颗古松，那颗古松对于他便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这种形象直觉的“移情作用”即是“决定性瞬间”中最本质的要素。“四五运动”中的摄影者用相机抓住了富有人文意味的历史性瞬间，拍下了“四五运动”中真正具有典型性的人，表达出了对社会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因而这一时期的摄影可被视为中国现代纪实摄影的真正发端--摄影师自觉地选择所拍摄的影像成为了纪录历史、批判社会的重要见证。
　　
　　由于政府影像的缺席，这些民间自发拍摄的影像成为了珍贵的历史纪实影像。中国历史上这样用影像来表现民众运动的纪录方式在中国是开创性的。“四五运动”的照片通过对历史时刻中的中国人的呈现，表达出了对一个不断变化的、易逝的、意义不断被争夺的社会历史语境的人文反思。
　　
　　民国时期的摄影，是在沙龙摄影影响下的“画意摄影”;1949年以前的摄影，摄影要服从战争、政治的需要。而在1949至“四五运动”时期，摄影又因一次强烈的“文化大革命”事件而成为单一的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代言的艺术类型。自摄影踏入中国国门起，就始终包含着片面化、碎片化的特征。以“纪实性”特点来说，“四五运动”之前的摄影既没有完全起到批判、警醒的作用，又没有如西方一样起到推动社会变革的作用。文革后至80年代初期，在这场“后文革”时代里，典型美学样式从高潮走向了衰落，摄影终于也能够在“折腾”了近30年后得到了平复的机会，与“四五运动”时期的率先者们一同走入了纪实摄影的真正“纪实时代”.
　　
　　二、纪实摄影与中国转折期
　　
　　文革之后，国家百废待兴。被禁锢的文化从改革中得到了喘息机会，正拼命张开大口呼吸新鲜的空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摆脱了过去高度集中地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市场经济转型，文化也紧随着转变。但是，转变的效果却并不如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遗留给中国新闻界的仍是一些空洞的政治口号和一些不科学的观点。自“五四运动”短暂的启蒙思想春风拂过了部分有志之士的头脑之后，人文主义思想依然在社会压抑下无法自由挣脱出来。
　　
　　但是，政治政策的推动助力使得文艺界、思想界储备了强大的能量，人文主义关怀现象在八十年代初期席卷了中国文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认识，是形成人文自由思想的基础。1983年，周扬在中央党校演讲的讲话稿《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探讨》发表。对于中国建国以来的哲学政治思想，周在肯定的前提下批判了一些认识观上的问题，在讲话稿中对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中，周对于之前“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进行了批评，指正它是一次“思想批判运动的消极因素的发展和恶性膨胀”,在“文革”之后，又做的不够开放，又回到了“消极”中去。而应该全面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扬弃”,此外，也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人文主义有了肯定的认识。但马克思主义不完全是人道主义。马克思的这种人道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重视人的，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讲的人是社会的人、现实的人、实践的人；马克思主义讲的全人类解放，是通过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的。”这时，人们才注意到，人的本质是“自由”!
　　
　　这些之前从未加以积极肯定的话语犹如赠送了在黑暗森林中苦苦探索却没有找到出口的人一盏指明灯。随后，1984年12月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做出的《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提出了文艺界翘首企盼的“创作自由”这一口号。《祝词》明确指出：“作家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大批的文艺思想工作者们得到了政治理论上的保障，创造作品自由性提高，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现代主义的先锋运动。
　　
　　80年代文艺界及知识界发出了他们的呐喊，而摄影工作者们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一特色的中国“文艺复兴”时期走向了纪实摄影的本质复归点。80年代的中国，美学界掀起了一股火热的“美学热”风潮。在80年代，不论是文学还是艺术，都在追求物质享乐的平民文化。这股追寻“自由”之风，使得李泽厚对50年代的“英雄时期”他自己提出的“人的本质对象化”转移了侧重点，他侧重强调“善”,强调“主体性”,强调“自由主体性”的造形力量。1由李泽厚所阐释的“美是自由的形式”的“自由”美学观，被拿做成为了“平民享乐”的理论指导。文艺界中几次大的讨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以及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使得80年代的年轻摄影者们建立了强烈的“主体意识”,认识到要对现实主义进行深化。
　　
　　1986年10月11日-16日，“第14届全国摄影艺术展”在北京举行。可是一群年轻的摄影青年将此次展览的封闭、保守进行了系统性的评价与判断。以青年研究摄影者鲍昆和《现代摄影》杂志主编李媚女士在内的摄影师们，从摄影师的主体性认识、现实主义的深化、国内摄影创作现状等多个角度，在会上与摄影界的保守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2由于此次会议在安徽芜湖召开，故称为“芜湖会议”.经由这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批判型会议，摄影者深刻地回顾了摄影这几十年在中国发展的曲折历程：与美术没有现实的区分和和解、对于西方摄影史的不甚了解、对权利话语进行的对抗，以及根本问题：找不到摄影的本体语言。
　　
　　正因为有摄影者及理论家积极地探索，纪实摄影才能够恢复和建立了与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诚然，正因为他们对摄影深深地热爱，纪实摄影便不再扭捏着歌颂和谐与高雅，也不再是简单的记录文献价值的工具。而是以激情和理想，去追求“人本性”的社会，去探寻“底层叙事”与深化现实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