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环境问题现状
20 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规模的扩大和全球市场的形成，自然环境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环境恶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开始由地区局部环境问题上升到全球性环境问题。现在地球圈的各个圈层———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岩土圈，都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极大地威胁着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
在大气圈所存在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大气污染、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和酸雨，这主要是由于人类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大量的使用煤炭和石油等矿物燃料造成的;在水圈，表现出来的是全球性淡水资源危机，这主要是由于工业废水、农业灌溉用水和生活废水排放到池塘、江河和地表等所造成的水污染导致的;生物圈的环境问题主要是:森林面积减少、牧场退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这和由家庭、汽车、农场、工厂、实验室等人为的事物组成的技术圈的过度扩张分不开;在岩石圈，主要面临的是矿物资源枯竭、矿物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引起的环境污染、地质灾害以及地表水系统和地下水被污染和破坏等环境问题;在土壤圈，环境问题突出的表现为:土壤侵蚀、土地荒漠化严重以及土壤污染等。
人类很早就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但环境问题真正突出出来还是工业社会以来的这段历史，尤其是 20 世纪随着生产技术瓶颈的一个个突破，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大大提高，改变和重塑自然环境的能力空前加强。
在有着充沛的物质保障的基础上，全球人口的数量在二十世纪尤其是二战后以人口爆炸性地增长，到了2011 年 10 月份全球人口数量达到了 70 亿之多。庞大的人口，必然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能源，加剧生态系统的压力。为了解决庞大的人口给城市的食品供应、饮水、交通和市政管理等方面的压力，政府就要大力扩大城市的规模。规模扩大必然要征占土地，破坏城市周围的生态环境。这么多的人需要吃喝，就要大力发展农业和工业，实行功利化的经济体制变革。功利化的经济体制变革又把增长等同于发展，在单纯追求增长的同时忽略自然成本，再加上对技术的迷信，现在各国的科技竞争就是一个例子，生态遭到了更多和更大的破坏，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
像 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 70 年代出现的八大公害事件、最近几年出现的北京雾霾天气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说明环境问题还会反作用于人自身，给人类自身的生存带来严重的威胁。人类要想在这个地球上，也就是盖亚中生存，他就不能忽视环境问题，而是要正视它，想办法解决它。正是在面对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关于技术的态度，一种是乐观主义的态度，一种是悲观主义的态度。前一种态度把环境问题解决的希望归之于技术;后一种态度，则认为环境问题主要就是由于技术造成的，技术应为全球的日益加剧的环境问题承担责任，它无益于环境问题的解决。
二、浅层生态学:技术能够解决环境问题
浅层生态学是相对于深层生态学而言的。1973年奈斯在其长文《肤浅的生态学运动与深层的生态学运动:一个总结》中把那种以人为尺度，仅仅从人出发来寻找污染治理的技术和制度策略的生态主义运动，称为浅层生态学。
浅层生态学也认识到了国家工业化和技术对环境的破坏，也关注环境问题。但他们把环境问题的出现归结为西方国家工业化模式的不完善和技术的不发达。他们认为如果不断的从政治和制度两个层面去完善西方的民主模式和工业化模式，不断的克服阻碍技术创新的制度瓶颈和技术瓶颈推进技术创新，技术最终一定能够解决环境问题。现在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治理技术对环境本身的有益改变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浅层生态学之所以有这样一种观点，深层生态学认为主要是因为他们活动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范围，信奉一种人类至上的生态学观点，希望在不触动人类利益的前提下，开展对环境问题的解决，但问题就出在对人类利益的这种认知上。人类利益当然是人类开展生产活动的过程中首要考虑的因素，但人类的利益并不是非得建立在对自然的敲诈、勒索和掠夺的基础之上，人类本可以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始的采集和渔猎社会可以，传统农业社会可以，现代的工业社会依然可以。既然如此，浅层生态学就不该把人类的利益摆在自然的对立面，把自然当作一个被动的客体序列来看待。那么，浅层生态学为什么却偏偏走向了这个问题的反面呢。主要是因为浅层生态学没有实现一种哲学观念的深沉变革，正是因为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哲学基础上，才导致它不能够深刻的反思自己的人类中心主义藩篱。这种哲学基础就是近代以来所塑造出来的主客二元对立的二元论观念。自笛卡尔把“我思故我在”看作一切知识自明的前提以来，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二元论思想便在西方的人类理智世界悄然的矗立。
如果科学的经验世界是被“我思”这个思维的理智主体所确定的，一切的东西就只能在人类理性的打量下才能被赋予存在的可能、价值与意义。如此的话，取代上帝在人间地位的既不是人，也不是物质，而是一种思维着的自我。这种自我只是一架概念的机器，它按照逻辑机制加工自然物生成知识产品。自然物本身是什么，有没有价值和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被人类认识的概念机器粉碎、加工和重塑。近代以来的人类文明的成就就是对这种思想的确立和运用。它所带来的技术成就和工业模式极大的鼓舞了乐观的人。导致这些人，即使在面临技术工业链条所释放出来的毒气、废物的危险环境里，也依然相信技术的能力而执着于污染治理技术的创新、开发和革命。当代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海洋技术、空间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为主体的资源、能量消耗少、工业增长率高为特点的高技术的开发、应用和推广，更使他们受到巨大的鼓舞，坚信技术的创新、应用和推广一定能打破一部分人对技术和西方国家工业化模式的质疑，使人类文明和技术的进步并驾齐驱，以至于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二战以来的技术变迁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物占到全部污染物产出的 80% 以上，尽管这些技术的发明和运用很多时候也考虑了生态环境的问题。
这些现象只能说明技术对生态的改变和这种技术出于何种目的设计无关，而只与这种技术的本质有关。
现代技术的本质，建立在二元论的哲学基础之上，把广袤的自然看作仅仅具有长宽高的无生命的几何存在。几何是不过问事物内容的数学体系，只要人类在对自然的思考中不违背数学演绎，人类尽可以为了自身的利益对自然进行任何的数学和技术设计，而不需要考虑生态圈的整体利益。现代技术就是以一种数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无论现代技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它都不可能改变其造成生态失败的结局。要想做出这种改变，只有改变现代技术的本质，实现一种范式的深刻转换才行，这种转换技术悲观主义实现不了，它只能发生在深层生态学的领域。
三、技术悲观主义:技术造就一切环境问题
技术悲观主义的技术观点，是一种地球至上论。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技术圈，无论设计得怎么好，都只能是让人们获取不属于其生态龛的资源，都会带来地球环境的破坏，都会是生态环境所不能接受的手段。人类要想真正的保护地球母亲，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停止一切属人的技术活动，把自然归还给自然。
问题是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发明技术来增长自己在自然界的权能，不就像猎豹凭借自己迅捷地奔跑和锋利的爪牙维持自己在食物链的较高等级地位那样是一种自然的东西吗? 如果我们不承认人类在盖亚中的这种生存智慧，认为这种智慧不像老虎、猎豹等动物的狩猎技术那样在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平衡而是一种巨大的破坏，这岂不就是在运用一种双重的标准来看待动物的爪牙和人类的技术发明吗? 岂不就是在否定人类作为自然系统中的物种栖息和存在的权利吗? 这种对人类作为自然系统中的物种栖息和存在的权利的否定，不也是一种非生态的观点吗? 技术悲观主义的观点，如果不是这样一种认识，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福祉，那么他就必须不能在肯定人类在这个自然界存在和栖息权利的同时，否定人类的技术智慧，因为这是人类维持自身生态龛地位必需的一种自然权利，否则他们就不能和这个凶猛的动物世界竞争，毕竟人不像动物那样有锋利的牙齿和坚硬的皮毛，他们脆弱到只有智慧———生存的智慧、发明技术的智慧。所以可以说，技术悲观主义者对技术的否定，也是对人类存在和栖息权利的否定，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环境沙文主义。我想关于这一点，即使最坚定的技术反对者也不会否认。所以，技术悲观主义者对技术的观点绝不会像他们自己描述的那样强硬，因为技术悲观主义者所坚持的那种关于技术的强纲领是难以达到它的目的的。过惯了舒适生活的现代人谁也不会愿意为了他们所谓的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再返回到那种如《礼记·礼运》所言的“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似的茹毛饮血的生活。即使退一步，建议我们抛弃工业时代的物质富足，捣毁机器，做个怀疑技术的“勒德分子”过传统农业社会的小农日子或渔猎社会的生活，我想也没有太多的人会愿意。故而，技术悲观主义的技术纲领，只能是一种弱化的纲领。它谨慎的把人类的技术活动克制在满足自身的基本需要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的技术活动都是应该开展的，超越了这个范围的技术活动必定会给生态系统带来巨大的压力，致使在这种压力下无法实现其恢复自身健康的能力，从而丧失其恢复功能。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才算基本需要? 顾名思义，基本需要就是为了满足生命个体或种群的存在和延续而必需的物质支持。我们说过，人不是动物，面对强大的自然和危机四伏的世界，人要想维持生存，必须靠智慧而非血肉之躯。人在捕猎时仅靠四肢还不行，还必须把自己的意志赋予物质才行，而这种对物质的赋义行为，便是在发明一种自然界任凭自身怎样的进化努力，也不可能产出的工具。可以说，人类要想满足自身的基本需要，必须有所技术发明和创造，否则他们只能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野蛮世界消失和灭绝。由此，可以设想技术悲观主义并不是怀疑技术，而是怀疑满足人类自身基本需要的技术创造。
可是在这个生存日益变得艰难和岌岌可危的世界，人类如果不继续凭借自己的智慧发明和创造更多自然界生长不出来的机械和操作、管理规程，人类能够实现满足自身基本需要的迫切愿望和目的吗? 答案肯定是不能。若如此的话，技术悲观主义者即使不赞成技术乐观主义的态度，他们也只能被动的跟着一轮又一轮技术革新浪潮往前走，即使他们看到了造成今天世界到处充满危险的罪魁祸首就是当代的技术。所以，无论技术悲观主义以强的纲领还是以一种弱的纲领来看待技术，它都不能实现技术的拯救和地球的拯救，它和它的信守者只能一味的悲观却又不得不生活在技术打造的世界。因为往回走是死路，往前走道路依然扑朔迷离，甚至也是一条死路。做成动物，还是做成新野兽———半人半机械都背离了人的目的和诉求，那就是成为人，成为幸福的人。
四、深层生态学:一种辩证综合的观念
深层生态学既不满意于浅层生态学关于环境问题的技术解决方案，也不赞成技术悲观主义进退两难的思考进路。它想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去思考和解决环境问题。
深层生态学把浅层生态学和技术悲观主义对环境问题解决方案的失败归结于没有把生态学置放在一个更加坚实的平台。浅层生态学对人类利益的过分强调和当代技术的本质如出一辙，都是没有看到正是这样一种顽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才造成了今天一切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近代以来西方的文化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在资产阶级的上升阶段有助于打造一种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它帮助西方人确立了人在世俗世界的地位，有力的抵抗了神权的侵入，扞卫了人的理性自主，坚实了人对这个世界的责任，鼓励人去努力创造完美的物质生活和政治制度;同时，把人从与物质世界的暗昧不明中解放出来，既帮助人辨明了物质世界，也借助物质世界更好的审视和检验了人自身，使人受到更多的启蒙，完善了自身的理智，确证了自身的权能。正是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对西方人有这么多的益处，才使西方人以及对西方的一切盲目崇拜的人很久看不到它所带来的弊病:一方面是对其他非西方的异质文明的侵入，这种侵入即使在今天也以各民族的生活方式越来越美国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面是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对其他非西方的异质文明的侵入，破坏了文化的多样性;对自然的疯狂掠夺，破坏了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正是这一系列多样性的丧失，才加剧了西方文明与其他诸文明的冲突、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我们要想走出西方文化的牢笼，克服浅层生态学的弊病，就必须学会尊重其他的文明形式，尊重自然，与其他文明和谐共处，与自然和谐共处。
要想做到这些方面，就必须有一个深沉的变革，转变已有的技术模式和工业模式植根的社会价值观念、人类行为方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为了做到这一点，以奈斯为代表的深层生态学家认为，首先就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达到一种生态圈平等主义。深层生态学认为，当我们为了人类自身(无论是当代人，还是后代子孙)的利益而实行环境保护的时候，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只会放慢脚步，但永不会停止，生态系统的崩溃迟早还是要到来。按照技术悲观主义的强纲领———为了环境，停止发展，当然也不符合当前人类的实际状况，所以也不可取。今天，我们唯一能够兼顾发展和环境两个方面而做的只有告别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圈平等主义这条路。告别人类中心主义，一是指要打破培根式的“种族假相”。这包含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每一自然物，都有它内在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以它对人类有没有用来判定;第二层意思是，自然物的价值和人类的价值是平等的。二是指要告别西方中心论，就是说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形式并不矛盾，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正是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渗透到西方社会价值观念、人类行为方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的各个方面，才造成了今天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只有当西方文化，从其他文明的文化形式中吸取和消化异质的营养，由西方观念中所塑造出来的近代的进攻的文化才会为世界和平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带来新的和谐与繁荣。
其次，就是要把生态学建立在自我实现论的规范之上。第一个规范也就是生态圈平等主义的规范，必然要求人类不仅把权利的主体从人类扩大到自然界每一个存在者，而且还要求把人类的道德义务范围从社会扩大到自然。人类不仅对自己的同类怀有道德义务，还要对自然界仍旧怀有道德义务。就如奈斯所言:“随着人们的成熟，他们将能够与其他生命同甘共苦。当我们的兄弟、一条狗、一只猫感到难过时，我们也会感到难过;不仅如此，当有生命的存在物(包括大地)被毁灭时我们也将感到悲哀。”
这种义务论的观念是建立在一种通感的心理学基础之上。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通感，我才能够把孤独的自我扩大到整个生态圈的范围，整个生态圈都是我的一部分。生态圈受到伤害，我也会感到忧伤。生态圈的整体利益得到实现，我才觉得自我的利益得到实现。如果整个生态圈不能得救，谁也不会得救。正如深层生态学家德韦尔和塞欣斯所言:“谁也不会得救，除非我们大家都得救。这里的谁不仅包括我自己，单个的人，还包括所有的人，鲸鱼、灰熊、完整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高山河流、土壤中的微生物等。”
有了这样一种包含了整个生态圈的人类、动物、植物、非生命物质的大的自我的观念，才能缩小人类自我与自然的疏离感，才能自觉地承担起对自然的道德责任，才不会面对技术对自然和环境的摧残而袖手旁观，而积极地投身于对全球各个国家的政府决策日益产生显着影响的环保运动中。
就这样自我实现论，把狭隘的自我与宽广的生态圈融为一个互为一体的存在整体。保护环境，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和美感，就成了人类必须竭力尽到的义务。因为它不仅关乎生物的多样性，重要的是还关乎到人类自身的福祉。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深层生态学已然向我们说明，关于技术能否帮助人类解决环境的问题的回答，只能是这样:就看这种技术发明和革新是出于人类的目的还是出于整个生态圈，也就是生态系统整体。如果是出于人类的目的，无论怎样的技术设计，哪怕这种技术设计是出于一种环保的目的，它也无益于环境问题的解决。相反，如果它是出于整个生态圈整体，那么这样的技术，总会是“适宜技术”和软能源的发展道路，因为根基于其他观念上的技术必然是非适宜和高能耗的(这种高能耗是一种相对高能耗，相对于不采用这样一种能源和技术道路而言)。
拥有这样的一套适宜技术，凭借人类锐意进取的理智并不困难，难的是怎样实现一种深层生态学的转换，把孕育出这种技术模式的思想观念建筑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人类行为方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之中。深层生态学就是在个问题上与以往的一切生态学区别了开来。以前的生态学都是浅层生态学，是科学，关注的不过是生态系统的物质层面，中心目标不过是保护已开发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福祉，着重在反对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等主题上，从未在更深的层面进行过反思。而现在的深层生态学是哲学，它要求精神的思考人类的环境问题，要把环境问题看作一种文化问题、哲学问题，这显然比浅层生态学物质的看问题深刻得多。但问题是文化和哲学上的反思相对于技术的革新和进步对环境问题的解决的助益更是不足道，这显然不会让深层生态学者满意，如果仅仅是在文化和哲学上进行反思，而在现实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不发生任何变化的话。故此，深层生态学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题，必然要求我们在哲学和文化上扭转观点之后，逻辑地要求我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根本变化。如此，深层生态学就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哲学观，它还内在的包含着一种生态政治运动。奈斯等人所提出的深层生态学的八个基本原则中的后三个原则反映的就是深层生态学的政治方面的诉求。这第六到第八的基本原则是:“(六)未来的科技、经济与意识形态的政策必须与现在状态完全不同。(七)意识形态的改变，主要在欣赏生命的品质而非追求经济成长。(八)认同上述观点的人，都有义务直接或间接参与必要的改革。”
可见，深层生态学最终把技术对环境问题的解决归结到了未来各国政府经济、科技政策和意识形态政策的转变，归结到了人人深层生态学的从事和促进各国政府的政治改革上面。只有政治的绿化，哲学上的洞见才能转变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转变已有的技术模式和工业模式植根的社会价值观念、人类行为方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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