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停滞与活力之间如我们所见，70 年代中期和 80 年代早期的危机没有将盈利能力恢复到战后早期的水平。在 20 世纪，特别是在长期繁荣时期，构成资本主义体系的 “单位资本”得到了极大扩展。作为这一经济的主要参与者，政府尚未做好让危机席卷整个体系的准备，也未做好克服危机的准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摆脱困境和重建体系的努力与剥削工人的巨大驱动力联合起来，推动了生产的复苏。但是，要完全恢复利润率，还需要像卡尔·马克思在描述危机时所说的那样，所有劳动突然停止，大量资本瞬间毁灭，导致资本主义回到那个既能继续充分利用生产力又不至于自我灭亡的时期。而现在的情况是，资本主义仍然趋于停滞，并与活力共存，而活力的产生则源于主宰这个制度的那些竞争要素与资本重新组合，试图寻求全球扩张的新领域。
当然，这一体系不会永久停滞。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上世纪 80 年代拉丁美洲的停滞以及 90 年代日本 ( 当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的停滞; 苏联 ( 其经济估计为美国的1 /3 或一半) 则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解体，解体后的各国在 1998 年遭受了经济急剧萎缩; 全球南方地区也忍受着彻底崩溃的折磨; 而 “亚洲四小虎”等经济体在 1997 年则面临着经济危机; 即使在美国，也在 20世纪 90 年代初和 21 世纪初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了解盈利能力的衰弱以及始于 1982 年的停滞，有助于把握这一时代的变迁。它有助于我们解决当前危机的根源，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今天所说的金融化的兴起。已经到了需要我们来扭转它的时候了。
对金融化的独到解释?
麦克纳利同意我们所说的，即 “危机从本质上来讲并不是金融，但金融部门确实承载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新内涵”。不过，麦克纳利进一步阐述了他 “对金融化的独到解释”。他告诉我们这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强调了世界货币在 1971 年后发生的历史性转变，当时美国政府停止了美元兑换黄金，从而开启了货币的浮动汇率时代。正是在这里，我找到了诸如金融衍生品这种外来赚钱手段泛滥的根源，其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表现突出。”
因此，“金融化的结构性基础”出现了，对麦克纳利而言，它出现在 “1971 年至1973 年世界货币在法律上去商品化” 的过程中。他还强调了早期 “金融化的结构性基础”，它以 “所谓的欧洲美元市场”的形式出现，并建立在以美元计价的贸易 ( 这些贸易中以美元结算的资产在美国的法律管辖以外) 的基础上。欧洲美元的首次出现可以追溯到 1957 年。因此，许多情况显然都出现了，包括 1971 年这个重要的转折点。但是，对于其根源，却缺乏这种独到的解释。例如，卡利尼科斯写道：以高度的国际资本流动为特征的重新崛起的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是一个发展了几十年的进程。第一次真正打破这种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受到管制的金融体系……是在 60年代初。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使得货币可以超越货币发行国的边界进行交易。但是，金融市场的力量不断增强，这可以从始于 50年代后期的英镑长期危机以及围绕美元货币动荡最终导致尼克松政府于 1971 年 8 月切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中得到证明。
大卫·哈维则指出，1970 年至 2000 年是新自由主义霸权时期， “一个全然不同的体系出现了，它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美国的监护之下。作为货币价值之物质基础的黄金被抛弃了，之后，世界不得不生活在一个非实物化的货币体系中。货币资本的流动 ( 已经通过欧洲美元市场向世界各地自由流动)……从国家的控制中完全解放出来”。
根据彼得·高恩 ( Peter Gowan) 所说：“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金融和其他资产的账户交易成为了投资银行日益重要的核心活动，同样，商业银行也是如此。”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第一次与外汇交易市场的新波动联系在一起的转变，进而通过国内金融自由化创造出机会。”
罗伯特·韦德 ( Robert Wade) 写道：当 1973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时，这一切 ( 对贸易赤字的限制、对私人资本流动的限制、主要经济参数的稳定性等) 都改变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抑制贸易逆差的调节机制不再起作用。现在，美国没有义务为其进口支付黄金，或以美元支持黄金，而改为可用美元或没有供应方限制的国库券支付。随着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美国的赤字开始增长。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必然结果———现在占其国内 GDP 的 6%———是其他国家央行储备的膨胀，其中大部分是由美元或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工具组成。央行储备金的增加为信贷的快速扩张提供了基础。
全球流动性的激增，以及金融所有者和管理者给政府施加的压力，促使政府取消了跨境资本流动的限制。一些主要的经合组织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在 70 年代开放了其资本账户; 其他经合组织经济体在 80年代随之开放，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其中。同时，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取消融资的限制，私人金融组织大量增加。它们包括保险公司、养老基金、证券机构、投资银行、共同基金、风险投资、对冲基金和金融管理基金……这些规模庞大的基金已经改变了世界经济的面貌。
世界经济中这些转变的意义，几乎被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左翼学者所公认。当然，应该强调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坏 ( 它有助于为金融化铺平道路) 是其他事件的结果———永久性武器经济中的矛盾见证了德国和日本非军事化状态的国家资本主义超越了美国经济，并导致了美国贸易赤字。麦克纳利似乎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写道: “北方的其他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其增长速度要快于美国，因为美国被其庞大的军费开支所拖累。”
麦克纳利继续勾勒出外汇汇率投机的增长方式和浮动货币的新体系。他写道: “在与货币相关的工具 ( 衍生品) 中，场外交易市场的额外交易从 1992 年的 1. 2 万亿美元增加到 15 年后的 4. 2 万亿美元。”
这些日期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表明，无论 “结构性基础”在何时遭到破坏，市场真正急剧扩张的时间都将晚得多。其他金融市场同样如此。
个人债务在20 世纪80 年代和21 世纪初增长得很快; 影子银行系统在 90 年代初超越了传统的银行部门，呈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直到 2007 年。麦克纳利指出，虽然“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在 70 年代已经出现”，“但直到 90 年代早期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运用……真正的、肆无忌惮的爆发是从 2000 年左右开始的”。
?同样，金融利润，作为总利润的一部分，在美国有两次大规模的激增，分别是 1985—1994 年和 2001— 2007 年。
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了资本主义金融业蓬勃发展所带来的许多重要变化。对于麦克纳利所强调的浮动汇率的出现，我们可以进一步补充如下内容: 新技术的潜力 ( 它可以简化银行的某些复杂运作) ，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 ( 它需要更复杂的金融市场来增加跨界资本的流动性) ，我们的统治者推动金融发展的自觉的政治决策，等等。这些变化有助于解释金融市场是如何扩张的。但是，总体来说，它们没有充分解释为什么金融市场会扩张、为什么会这么做以及为什么扩张如此之快。
新自由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的缺陷是，无法产生它所生产的投资的各种回报，无论是在 19 世纪 90 年代还是 20 世纪头 10 年，不过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中，资本主义在推动资本注入和金融市场扩张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麦克纳利拒绝承认这一点。
危机和反抗麦克纳利用两个章节来总结全球经济衰退，包括危机对全球压迫和剥削以及对反抗的潜能的影响。这一部分讲述了许多故事，即令人震惊又鼓舞人心。但是，他所提供的战略建议却有些令人失望。麦克纳利似乎看到了最受蹂躏和最受压迫的人当中所蕴藏的反抗潜力。例如，在美国劳工运动中，他所讨论的重点几乎完全倾向于移民劳工，并补充说， “有色人种工人的自组织也将被迫面对将白人工人吸引到斗争当中去的问题”。
这是 “无法完成的，因为它只是试图找到共同的 ‘阶级团结’基础，却忽视或低估了通常用来分化工人的非常现实的社会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是以种族、性别、性取向以及能力为基础的”。
在这里，与左翼学者的多数当代作品一样，阶级在瞬息万变的斗争中被视为多种身份认同中的一种。
有时，麦克纳利的着述让人联想到从1999 年的西雅图世贸组织抗议到 2001 年的热那亚反八国峰会抗议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它们拉开了世界范围内反全球化运动的帷幕。他的叙述捕获了那个时期对团结的热情和渴望，但却通过新的庆典试图掩盖历史的争论，如议会制、国家的作用、阶级与压迫的关系等问题，这些争论都曾在后来的一段时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 “大衰退”时期，非常值得思考什么样的反抗形式是最有力的，那就是 2011年初埃及和突尼斯推翻独裁统治的运动。它们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经典的革命动员，当然也有创意。这一运动最显而易见的表达是，由 “工人、小商人、工匠、失业者和半失业者”组成的人群聚集在开罗的解放广场。但是，正如安妮·亚历山大 ( Anne Al-exander) 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工人群体在工作场所的动员，实际上是导致穆巴拉克下台的关键。正是这种持续性的动员为革命创造了条件，它可以从政治到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挑战现有的秩序。
放大压迫问题在任何革命运动中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把这些问题放到社会团体当中，这些社会团体的集体反抗可以有效地挑战资本主义———并且仍然要保留工人阶级。麦克纳利写道: “如果没有群众性斗争的重生，就不可能超越小型激进组织的范围，在小型激进组织中，一些人会致力于行动，另一些人则更热衷于争论。”
不幸的是，斗争往往不会如期而至。
在这里，如果我们试图构想和加强未来的斗争，那么通过相对小型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团体来开展当下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这些群体来说，明确过去以及我们正在参与的时期的性质至关重要。尽管本文提出了多种观点，但我认为麦克纳利是一位非常重要的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的贡献和他在这个领域提出的挑战将会提高对危机性质进行评论的水平。然而，他的这部着作实在有愧于他的能力。我希望他今后能够避免夸大他所认同的这一趋势，或是避免夸大他自己的理论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