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凯恩斯学派认为，凯恩斯革命的主旨就在于打破均衡观念，揭示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不均衡和不稳定性。均衡不过是一种理想状态，充其量只能作为一种理论参照点，而现实世界的常态则是非均衡的，诸如投资不等于储蓄、实际 GDP 不等于潜在 GDP、存在非自愿失业等等。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处于历史时间中的经济本身不具有向均衡调整的稳定机制: 依据惯例以及凭借“血气冲动”行事的经济人在经济过热时期扩张支出的决策和在经济下滑时期增强流动性偏好而紧缩支出的行为，非但不能使经济趋于均衡，反而将背离均衡越来越远。因此，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乃是一种内生现象，有效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可以减低这种不稳定性，适当熨平经济波动的幅度，但却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它。而如果宏观管理不当，这种不稳定性就会以不可遏止的势头周期性地爆发出来，导致经济大起大落。此次大危机正是在一、二十年前所谓的“大平稳”(great moderation) 表象掩盖下的经济内在不稳定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显然是“新共识”一类单纯拘泥于均衡与稳定状态从而仅适合于所谓经济“好气候”(fair weath-er) 的理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如果说经济学家应该从这场大危机中获得什么启示的话，就是要彻底放弃主流宏观经济学关于经济运行的均衡与稳定性说教，批判其将金融与经济危机归因于意外或“外生”冲击的诡辩性论点，而重新回到凯恩斯关于不确定世界的现实经济分析上来。
( 三)“有效率市场假说”是否具有现实性
无论是坚持货币中性论，还是信奉经济稳定说，主流的宏观经济理论都以一套新古典的市场调节理论作为其微观基础，这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那里表现得尤其突出。其基本倾向是，价格机制具有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巨大功能，因而政府干预越少越好。这种市场调节理论在金融市场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这就是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盛行的所谓“有效率市场假说”(EMH)。
根据这一假说，如果说劳动市场等其他类型的市场在运行过程中或许还存在某种摩擦因素的话，那么金融市场则是最完善从而最有效率的市场。作为货币借贷或金融资产买卖的场所，金融市场进入与退出最自由，信息最畅通，在这里每个自利的行为人总是充分地利用现有信息( 历史数据与当前价格信号) 预测市场未来走势并进行当下的操作决策，他们相互大量交易的结果必然形成市场的均衡价格，即利率以及各种金融资产的价格达于其“基本值”(fundamental value)。
因为任何市场价格偏离“基本值”或均衡值的情况都意味着套利机会的出现，而它将会由消息灵通的寻利者的套利交易迅速地加以消除，这即是所谓“机敏货币”(smart money) 的调节作用。由此，金融市场通过资本自由流动、资产价格均衡化便实现了资源有效配置。
显然，这种“假说”是严重脱离现实的，因此它在金融危机过后几乎成为众矢之的。后凯恩斯学派从其一贯立场出发也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他们指出，首先，这一假说忽略了金融市场上信息专有、市场权力以及交易成本等非竞争性因素，这些因素将严重制约市场交易达于均衡状态。其次，金融市场上的套利常与投机活动难解难分，而由不确定性所内生的投机心理与行为总是具有“反周期”的风险评估倾向，由此将导致投机在市场过热时会加剧泡沫膨胀而在市场渐冷时又会加剧泡沫破裂的局面。这时，“机敏货币”的稳定作用将完全被投机行为的“羊群效应”所淹没。此外，有关股价、利率等等波动的大量的金融市场历史统计数据也显示了与这一假说的明显不一致。凡此种种均表明，像新古典的其他完美化理论一样，有效率市场假说也不过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主观臆造。近年来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化、金融创新浪潮以及放松金融管制的倾向，甚至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深化与金融自由化倾向，都明显地受到这种空洞的理论教条的诱导。
后凯恩斯学派强调指出，这种假说决不能成为科学的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必须予以抛弃。
( 四) 理性人、理性预期等命题究竟靠不靠谱
在当代，理性人与理性预期等等概念作为最基本的命题已经构成了从微观分析到宏观分析的各种流行理论模型的出发点。经济主体被均质化为“代表性行为人”(representative agent) ，他们能够充分利用现有信息和约束条件进行精确地计算与决策，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个体虽然偶尔可能有失误，但不会持久地偏离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而所有经济人总和则决不会出现系统性偏差。在价格机制等经济信号的调节下，由这些主体相互之间进行的市场活动必然会实现个人福利以及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此，这种理性人假设便成为依据规范的拉姆齐模型来构造实证的宏观模型诸如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的微观基础。这种关于经济主体的理性假定曾经饱受争议，诸如关于有限理性与完全理性的争论，关于预期不完全性与预期完全性的争论等等，但是最终，完全理性的思想还是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仅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热衷于此，就是新凯恩斯经济学派也欣然接受之。主流派学者们当然也承认，这种理性经济人的命题过于理想化，它并未能全面地反映现实中经济主体的差异化的行为特征。
不过，经济理论需要抽象，而有关理性经济人的命题属于对经济主体本质特征的合理抽象。
在后凯恩斯学派看来，理性经济人命题并没有准确把握经济主体的现实本质特征，因而这种抽象是不靠谱的、虚假的。后凯恩斯学派长期以来曾经对理性经济人假说展开过无数次的批判，近几年结合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现实进一步从认识论、方法论等不同角度来否定它的合理性。首先，他们认为并不存在单一、均质的所谓经济人，现实中的经济主体总是分阶级、阶层以及不同类别的，而属于不同阶级、阶层等等的主体其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例如，面临同样一种物品的价格变动，不同收入阶层的人们可能做出完全相反的购买决策。理性经济人假说显然抹杀了现实中经济主体的这种行为差别，而这种差别对于宏观理论的建构是至关重要的。其次，撇开行为差异性不说，就其一般特征而言，现实中的行为主体也不是完全理性、甚至不能称之为理性的，在经济具有不确定性和内在不稳定性的环境下，完美地算计与精确地比较并非常态，经济主体更多地是依照惯例、经验行事。因此，他们固然具有自我逐利的倾向，但是往往难以实现所谓的最大化目标。第三，退一步说，即使承认个体具有理性行为，也不能由此简单地通过加总得出总体的理性行为，这本是一种合成谬误。
例如，金融市场债务的证券化或再证券化本是个体规避风险的行为，但是当交易普遍化时却加大了整个市场的风险; 换言之，个体管理风险的技术越高明，总体的风险管理越困难。在实体经济方面也是一样，个体的支出决策越谨慎、越安全，宏观形势将可能越不可靠、越不稳定。因此，试图以理性经济人假说为基础简单地从个体最优决策推导出整体最优化，进而认为私人市场可以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与整体福利最大化，不仅在认识论上犯了缺少现实性的错误，而且在方法论上犯了合成推理的毛病。这时，再精确的数学模型也得不出正确的结果。
后凯恩斯学派强调，理性人假设是主流的宏观经济学乃至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只有彻底拆除这一基础，从异质的、系统的、相互依赖的诸种视角来考察经济主体，才能实现经济学的重要变革，恢复经济理论的现实性品格。
三、对于流行政策观点的批判反思
( 一) 政策目标: 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何者更重要
虽然没有人否认无论是充分就业还是物价稳定都是一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目标，但是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选择却是政策领域里长期纷争的问题。凯恩斯本人认为充分就业更重要，其后的新古典综合派则利用菲利普斯曲线寻求促就业与稳物价的某种调和。然而当“滞胀”出现后货币主义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政策重心转移，明确强调抑制通胀最重要，这在近年来的宏观经济学新共识及其政策主张中达到了顶峰。一些国家和地区( 例如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以及日本等) 实行所谓“通货膨胀目标制”，将抑制通胀置于宏观货币政策的优先考虑。似乎只要保证了低通胀或稳定的通胀率，就可以消除实际 GDP 与潜在 GDP 的缺口，自然地实现充分就业。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失业仍持续地存在，特别是在欧洲达到较高的水平，经济增长缓慢，形成了“反增长偏态”(anti － growth bias) ，以至于面临金融危机的打击，西方经济迅速下滑，复苏乏力。
在后凯恩斯学派看来，以新共识为代表的主流派这种政策目标导向显然是错误的，它背离了凯恩斯革命的传统。根据凯恩斯的思想，当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难以两全时，应当将充分就业作为第一目标，因为低通胀与物价稳定并不一定导致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而充分就业 ( 从而高增长) 对于总收入水平提高和稳定增长却具有更长远意义。为了维持高就业与持续的经济增长，甚至可以放任 10%以下的通胀自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