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每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过后，人们总要痛定思痛，试图找出其发生的原因并寻求今后防范的对策。然而，不同学派的学者由于其立场、观点、方法的不同，即使是对于众所周知的同一过程也往往会做出不同的解释，此次危机也不例外。从西方的主流学派来看，①其中沿袭凯恩斯主义传统的学者主要是从信息不对称等市场不完全因素来解释金融市场上信贷泡沫的形成与破裂过程，认为在监管机制缺失以及宏观政策调控不力的情况下，是经济行为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进而整个经济的衰退和危机。因此，危机并未对流行的经济理论产生实质性冲击，虽然适当的政策调整是必要的，但“不可将孩子与洗澡水一起泼掉”。
主流派中坚持新古典传统的学者与上述观点有所不同。作为“有效率市场假说”的笃信者和自由市场调节功能的崇拜者，面对金融危机的现实他们依然竭力维护自己的理论领地，认为金融危机的出现纯属于一种“意外冲击”事件，或所谓“黑天鹅事件”，它只是反映了市场的偶尔失效(malfunction) ，而非市场体系出了什么根本性问题。
预防此类意外事件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改进和完善市场预警指标体系的建构，而不是强化政府的干预，尤其是相机性的干预，因为它往往容易扭曲资源配置的效率。其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是美联储的不当政策加剧了事态的恶化。相对于主流经济学家而言，近几年各种非主流经济学派异常活跃，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谴责主流派的理论与政策观点，声称它们对于危机的发生难辞其咎。不过，由于非主流的体系错综庞杂，其对现实的具体理论诊断与政策处方也不尽相同。例如，坚持极端市场化观念的奥地利学派认为，正是政府对于经济的人为干预导致了金融市场的混乱并引发大衰退。新制度学派的某些学者从其“制度最重要”的信条出发，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归因于金融交易治理制度的失当。
而遵循老制度主义传统的一些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等，则试图从更广泛的制度嵌入或社会关系层面来阐述危机的原因并寻求根本性变革。
作为当代西方一个十分重要的非主流经济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明确反对主流派的上述解释，同时也不完全同意其他非主流经济学者的观点。他们指出，不能把金融与经济危机简单地归因于政府偶尔的干预失当，更不能将其视为单纯的意外、偶发事件，而诉诸于非对称信息一类因素也未能触及其深层机理。简言之，用偶然性、外在性因素来解释危机是行不通的，而这恰恰是主流派学者的通病。至于其他各种非主流学者的论述，虽然对于从不同侧面来动摇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具有一定意义，但是由于它们都未能坚持凯恩斯经济学的传统，故总体来说仍然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解析和实际有效的政策措施。
在后凯恩斯学派看来，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发生具有客观必然性，其根源仍在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对此，只要坚持凯恩斯经济思想的精髓——— 未来不确定性(uncertainty) 导致经济不稳定的基本原理，并结合后凯恩斯学者明斯基的重要发展——— 金融不稳定假说 (hypothesis offinancial instability) 来展开分析，就会一目了然。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使用货币的生产经济 (monetaryproduction economy) ，它既处于历史时间(history time) 当中，又需要以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处于历史时间中的经济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未来具有不确定性: 处在当下的经济人往往是在难以确知未来的情况下依照惯例( 甚至感觉) 来进行决策，而这些决策常常又以无法确知的方式影响着未来。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内在地导致了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首先，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经济主体出于安全考虑而内在地具有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这种流动性偏好的增加可能引来整个经济的祸害，它将会缩减消费或投资支出，特别是当经济前景不佳、人们信心不足时，流动性需求的增加与实体经济的下滑将会相互增强，最终极有可能引致经济衰退与危机。其次，未来不确定性还诱发了经济主体的投机心理与投机行为。投机本是在价格变动不拘的环境下预期在未来通过卖出( 或买入) 能够获利而在当前实行买入( 或卖出) 这样一种行为，它既是不确定性土壤上的产物，又对经济运行不稳定性具有加剧的作用。投机既可能单独出现在商品市场，也可能单独出现在货币金融市场，更常见并且后果更严重的情况则是两种市场的投机相互交织，而这正是此次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前美国所发生的真实一幕: 房地产市场的投机因素刺激了金融市场的一系列所谓“创新”和投机性融资行为，这又助推了房地产投机的狂热与泡沫的膨胀，并导致了金融体系脆弱性与不稳定性急剧增大，“庞泽融资”迅速积累。一旦人们的预期发生逆转，由恐慌而最终选择“退出游戏”战略，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和资产价值的缩水不可避免，金融体系普遍陷入偿付能力丧失和债务违约的危机。于是所谓“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 ①就到来了。而金融危机造成的信用紧缩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增强又会导致需求不断萎缩，从而整个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使得先是美国、继而西方主要相关国家普遍陷入“凯恩斯式萧条”。这便是投机引发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从“狂热”到“恐慌”再到“崩溃”盛极而衰的三步曲。
上述情况表明，危机是内生于市场经济运行不稳定性的。当然，这种内在机制究竟在何时、以何种形式发生作用，也将依赖外部环境，后者将影响危机的具体形态、严重程度及其时空特点。后凯恩斯学派认为，近年来伴随“货币管理者资本主义经济”而出现的西方经济金融化，伴随政府放松金融规制而出现的金融市场自由化，以及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扩大等等因素，构成了此次危机的重要外部条件，并使得它比战后以来的任何一次危机都更为严重和复杂。
在后凯恩斯学派看来，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出现宣告了以均衡、稳定理念为核心特征的主流经济理论的破产及其政策主张的失败，故而经济学界需要对这一体系展开系统性的清理。为此，他们围绕若干重要问题深入展开了对以往流行的主流派经济理论及其政策观点的批判与反思，藉此推动经济政策的有效调整和宏观理论的科学建构。
二、对于流行经济理论的批判反思
( 一) 货币的作用究竟是中性还是非中性
货币中性论是主流派宏观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其基本观点是: 货币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主要是影响物价水平等价格 ( 或名义) 变量，而不会对消费、投资、就业、增长等实际变量产生影响。因此，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货币是“中性”的。货币中性思想本质上源于古典的“萨伊定律”，以及由此衍生的关于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二分法”的古典与新古典传统。凯恩斯革命曾经打破这种传统，提出货币非中性论，并使它在战后最初的几十年时间里广为流行。然而随着货币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挑战，货币中性论重又抬头，货币学派明确否定了长期中的货币非中性，到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那里，则连短期中的货币非中性也被否定了。另一方面，取代新古典综合派的新凯恩斯学派先是在长期分析中放弃了货币非中性思想，继而又在所谓宏观经济学的“新共识”中完全放弃了货币非中性的思想。由此便导致最近二十多年来货币中性论在宏观经济学中占据了支配地位。
后凯恩斯学派指出，这种货币中性论显然已经为金融危机引发经济衰退的事实所证伪。货币中性论的根本错误在于，它混淆了现代市场经济与原始物物交换经济的本质区别，从而不了解货币在经济运行中所具有的重要职能。主流派的微观一般均衡模型本质上是一个无货币的幻想世界，而其宏观模型中虽然包含了货币，但是也仅限于名义变量层面，故货币不过是一层“面纱”。这样就完全割裂了现代市场经济中货币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实际上，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货币因素对于实际变量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耗时特点以及不确定性环境客观上决定了经济主体对于货币的流动性偏好，而流动性偏好的变化将会直接、间接地影响总需求、进而总产出等等实际变量。基于谨慎和投机动机的流动性需求的增加( 或减少) 将会减少( 增加) 总需求; 基于融资动机(financemotive) 的流动性需求的增加( 或减少) 将会增加( 或减少) 总需求; 银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需求的增加( 或减少) 则会通过货币、信贷供给的减少( 或增加)( 经由利率机制或者信贷配额等非利率机制) 起到抑制( 或刺激) 总需求的作用。
这样，通过总需求，货币需求( 以及金融机构的内生货币供给) 的变化与产出、就业等等变量就联系起来了。即使是在长期中这种联系依然存在，因为一方面经济的长期位置仍然取决于总需求水平，另一方面总供给水平通过资本形成、融资动机的链条也与货币需求( 与供给) 息息相关。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货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都绝非是中性的。后凯恩斯学派认为，要想重新构建科学的宏观经济理论，就必须彻底抛弃货币中性论，恢复凯恩斯经济学的本来面目，使其关于货币经济、有效需求的思想真正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
( 二) 经济运行是否具有内在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