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外贸易、吸引外资以及对外投资迅猛发展的同时，国内产业分布格局也在不断调整变化。外贸与外资作为两支重要力量塑造了我国的空间经济结构，也是造成国内区域发展差距的始作俑者。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一方而导致中国外部需求减少，对外贸易萎缩，出口明显下降;另一方而也影响了外资在中国的投入力度与区位选择，两者结合作用必将引起中国空间经济结构发生新的变化。
一、危机后对外贸易对我国空间结构的影响
得益于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丰硕的经济成果有口共睹。但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也而临着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突出、产业升级压力不断加大等问题，而且东部地区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严重依附于跨国公司和国际采购商的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只会令东部沿海地区企业的生存状况日益艰难。许多学者认为危机后在外需减少和出口下降的压力下会促使部分产业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他们主要从以下几个要素来考虑。
(一)市场因素的影响
企业的天性是追求利润与市场扩张，在外需市场萎靡的环境下，国内市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市场自然会引起企业的关注。陈耀、冯超(2008年)认为产业集群对本地中间投入品和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同，沿海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具有不同的发展前景和迁移倾向。数量众多的传统产业集群，随着出口增长率的下降和国内市场需求的提升，使得这些产业集群向中西部地区扩散或迁移的速度将会加快。郑鑫、陈耀(2012年)构建了基于区位论思想的两地区模型，并用其分析中国现实后发现，集中式转移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要大于分散式转移，而运输费用的下降和内需的扩大将提高集中式转移的动力。
(二)成本差异和资源禀赋的影响
由于产业转移的主体是企业，除了追求更广阔的市场外，企业进行区位选择更多的是考虑成本因素(土地、劳动力、资源能源等)。自2000年以来，在浙江、珠三角等地区，由于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土地和工资成本不断攀升，加上人民币升值和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导致企业经营成本全而提升，因此分析中国区际产业转移的动因也要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成本差异与资源享赋来考虑。魏后凯、白玫(2009年)认为地区间生产成本差异是影响企业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迁移的关键因素。中西部地区产业用地相对充裕，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较低，这将对外商投资和沿海企业形成巨大的吸引力。
杜传忠等(2010年)研究指出内地比沿海城市至少具备四个成本优势:土地供给和土地价格优势;厂房和租金价格优势;劳动力价格优势和供给优势;原材料及能源优势，因此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会加快我国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进程。薛漫天(2012年)则从微观角度分析了我国沿海出口产业向内陆地区迁移的情况，我国出口企业内迁的主要动机是寻求较低的生产成本;内迁企业以内资、小型企业为主且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劳动密集胜工)字。
(三)产业升级压力的影响
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升级的压力也会逼迫企业将生产环节中资源消耗大污染高的部分外迁，或者是劳动密集型和初级加工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如裴长洪等(2011年)就指出金融危机对沿海企业的倒逼压力会转变为一种动力，促使企业自发创造产业转移，其中一种转移形式是生产协作和配套型，表现为一些企业向产业相关性强的集聚区转移以谋求生产技术升级;另一种转移方式是生产外包型，表现为一些沿海企业开始把部分生产环节向内地转移，而自身转型为制造服务型企业，形成以沿海接单(加部分生产)、内地加工、内外市场兼顾为特征的产业链梯度布局的商业运营模式。
(四)政府政策的影响
中央先后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和中部地区崛起战略，鼓励外商投资和沿海企业进入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政策导向是降低产业转移成本和引导要素向西部集聚的重要外生变量。年猛、孙久文(2012年)就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和新规划的实施打破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空间格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相对均衡的发展时期。新规划的实施将推动东部沿海地区部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地区扩散。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现阶段存在中国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进展缓慢的现象。陈建军(2002年)、范剑勇(2004年)、陈训一旺(2007年)、陈秀山(2008年)等学者从各自角度分别阐述了口前中国东西部之间产业转移缓慢的原因。
另外李娅、伏润民(2010年)运用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及中间产品模型，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证明了在中国现阶段，东部的制造业尚未达到转移的内生临界点，产业转移还需要较多地依赖于外生力量的作用。
二、危机后外国投资对我国空间结构的影响
外资不仅带来大量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而且通过技术、知识外溢效应，促进产业快速集聚，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拉动作用都非常明显。金融危机后外国投资在中国而临两个选择，是撤离还是留下来?第一个选择将导致相关产业萎缩和大批企业倒闭，而第二个选择会导致新经济环境下未撤离外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这意味着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在国内新一轮的地理区位选择，从而对现有空间经济结构造成冲击。
(一)影响外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外国一些学者认为外资考虑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是资源nY赋状况、市场潜力、基础设施、成本与效率、政府优惠政策等。如Wadan和Threas(2002年)分析了中国由于具有低廉的劳动成本、庞大的市场机会、完善的基础设施、优惠的政策等优势，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者。Amiti和Javorcik(2007年)发现国内市场潜力与外国企业投资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Dunning和Lundan(2008年)将FDI动机分为四类，即自然资源寻求、市场寻求、效率寻求和战略性资产寻求。
国内部分学者与上述外国学者有类似观点。邵挺(2010年)指出国内各地的市场潜力、贸易成本、地理位置等新经济地理因素对现阶段外资企业的区位选择有显著的影响。李媛、李文君(2010年)认为影响FDI在区域间选择的主要因素是GDP、实际效率工资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因此内陆地区要想争取优良FDI的引入，首先应该练好“内功”，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对外开放程度。刘晓成等(2012年)指出完善的基础设施、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完备的工业基础可以降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成本，从而吸引外资入驻。周犀行、欧阳溥蔓(2013年)发现国内市场潜力和国外市场潜力都对吸收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前者对FDI流量的影响更大。还有一些国内学者认为其他因素也影响着外资的区位选择，如李宗卉和鲁明洗(2004年)运用而板模型验证了我国区域税收优惠政策会影响FDI流入区域的选择。雷欣、陈继勇(2012年)认为新兴的研发和技术因素逐渐取代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条件等传统因素，成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
(二)外资在中国的区域流动
金融危机前就有人研究过外资在中国的区域流动问题。
魏后凯(2003年)认为加入WTO后中国外商投资北上明显，而西进不明显。国家商务部和中国社科院联合课题组(2004年)从外商投资区域转移角度研究了区域产业转移，也同样指出“北上”而非“西进”是当时外资区域转移的主要特征。
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学者认为外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邵永恒等(2011年)认为FDI占比正呈现出东部地区日益减少、中西部地区逐渐增加的趋势，金融危机的发生并未改变这一趋势，只是相对减缓了中西部地区增长的速度。董超(2012年)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作为跨国公司的重要投资口的地，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开始下降;中西部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速远高于东部地区。桑百川(2009年)指出受区域比较优势变化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FDI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集中投向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重庆等地，尤其是上述省市交通便利、信息沟通快捷、劳工成本较低的中心经济区。于蕾(2010年)也通过分析发现虽然外资仍高度集中于东部地区，但中部地区吸引外资占比已经有所上升，而且与东部地区相类似中西部地区外资也出现集聚效应，中部地区主要集中在湖北、湖南、江西、河南;西部地区，主要集中在重庆、四川、内蒙古、陕西。王丽等(2012年)引入空间自相关和空间自阳}归模型发现，FDI仍主要集中在上海、广东、江苏等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从增速来看呈现向沿江的重庆、四川等投资条件相对较好的中西部内陆省份转移的趋势;从局部上看呈现由外资集聚程度较高的省份向周边相邻省份扩散的趋势。
虽然已有研究中有很多人赞同金融危机会促使外资从过度聚集的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是也有人认为外资不一定会选择向中西部转移。杨先明和袁帆(2009年)从产业层而解释了FDI为什么不西进。徐雪(2010年)通过而板数据回归分析认为，而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远低于东部沿海城市，消费能力低，市场容量小，故对外资的吸引能力有限。
此外，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尤其是投资软环境不甚乐观，如政府机构庞杂、行政办事效率低、透明程度差、手续复杂繁琐等，这些都阻碍了外资向中西部的扩散进程。
三、总结
梳理上述文献发现，学者们对于金融危机后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是否向中西部转移仍没有统一的意见。但大多数学者也赞同在长期内，东部地区产业群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是大趋势，而且是先从东部到中部，再从中部到西部的梯度式转移。当前外资也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过度聚集产生的离心力导致外资会向外转移，但外资首先考虑的是北上，而后才是西进，金融危机后外资对中西部的转移加强，增速和比重都有上升。未来中国产业布局可能会呈现以下态势:东部地区主要会形成生产性服务业、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群;中部地区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对一些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也有吸引力;西部地区则会主要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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