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人类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争，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际，似乎以资本主义制度的“完胜”而宣告终结。
然而，仅仅过了不到20年，2007年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就打破了资本主义制度“完胜”社会主义制度的神话，让资本主义制度遭遇了其发展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国际上掀起了新一轮的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此轮批判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过去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主要来自于其竞争对手—社会主义阵营，而此次因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危机的持续发酵而引爆的国际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除了国际左翼的有力的批判声之外，在资本主义体制内也发出了响亮的批判声。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辨再次被推向前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因此在国际政治和学术舞台上获得了此前所不曾享有的独特关注。
一、资本主义体制内的批判:谋求通过改革延续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遭受到资本主义制度受益者的批判，成为此轮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受益者对当前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从改革的视角，一方而，他们承认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确实存在问题，在发展上难以为继;另一方而，他们认为通过适当的改革，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焕发出新的活力。
(一)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资本主义富豪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危机的爆发和不断深化使许多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作为一种文明发展模式的潜能己经耗尽。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科菲·安南就曾谈到“财富的积累不再致力于解决人类所而临的主要问题。这表明传统的人类发展机制的潜能耗尽，必须更换发展范式。”
随着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不断加剧，2012年冬季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关注的主要议题发生了巨变，“改革资本主义制度”成了论坛上的一个热门话题。达沃斯论坛一直以涉及议题的前瞻性而闻名世界。可见，从美国的金融危机到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再到整个世界的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真的难以为继。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推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以来，新自由主义伴随着全球化的脚步，由美英的“新宠”，转而风靡世界。伴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
的终结，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风头更为强劲。但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几十年间，发达国家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凸显，新自由主义导致财富越来越向极少数的富人手中集中。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府也更倾向于对富人减税并遏制社会财富向有利于穷人和弱势群体的方向倾斜。这使得资本主义制度渐失民心，富人们成了众矢之的。在此次达沃斯论坛召开期间，不少金融界人士及富人所表述的思想都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这一点。达沃斯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美国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大卫·鲁宾斯坦、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潘伟迪、印度奥贝罗伊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维卡斯·奥贝罗伊、亿万富翁、知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等，都认可当前资本主义遭遇的制度性危机，并表述了他们希望通过变革去改变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愿望，比如，乔治·索罗斯等人曾多次表示希望通过让富人多纳税等诸多手段，以便纠偏当前广遭垢病的贫富两极分化现状①。资本主义富豪大亨的意愿是通过让渡一部分既得利益，延续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从理论上讲，无非是回归凯恩斯主义的资本主义。但是，二战之后的凯恩斯主义的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三十余年之后，资本主义陷入了“滞胀”，这才导致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再度兴起，所以，在达沃斯论坛上，资本主义富豪大亨给出的建议也无法彻底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
达沃斯论坛上对资本主义己经陷入制度性危机的见解也获得了学者研究的验证。美国著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深刻剖析了此次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他指出，此轮经济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由“右翼激进分子”接管的共和党及其所推行的政策。在其所著的《一个新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中，保罗·克鲁格曼根据自身成长经历，回顾了美国自二战以来到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平等之后，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体现为两极化加剧的政治变化，才一直是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
（1〕他直接把危机的原因指向了政府推行的政策，换言之，是政府的“有意作为”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是政府站到了只占美国全部人口100，甚至不到1%的“一群精英”的立场上，才逐渐酝酿了始于2008年的这场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只要重新回归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的职能和作用，美国就能找回失去的平等，资本主义制度就可以继续延续。保罗·克鲁格曼写出的是资本家心中延续资本主义制度的“呐喊”。
可见，无论是在2012年的冬季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触及资本主义弊病的富豪大亨，还是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无一例外，都寄希望于通过资本主义改革延续资本主义的生命。
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内的批判声音都回避或者掩盖资本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矛盾，但其可贵之处在于，一方而，这些反思声音发自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另一方而，连资本主义制度的受益者都开始提出对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和批判，这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魅力。
(二)美国金融与经济危机起因调查委员会:有分歧的结论
在金融危机持续发酵，并引发全球经济危机，而且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迫于来自各个方而的压力，权力部门不得不表现出对危机的关注和重视。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会于2009年5月成立了研究金融危机原因的委员会—美国金融与经济危机起因调查委员会。
美国金融与经济危机起因调查委员会由10名成员组成，其中民主党指派6名成员，共和党指派4名成员。委员会主席由前加州财长、民主党人菲尔·安吉利迪斯(Phil Angelides)出任。曾任众议院预算委员会领导人的共和党人比尔·托马斯(Bill Thomas)出任委员会副主席。其他人员分别是民主党的布鲁克斯雷·博恩、拜伦·乔吉欧、鲍博·格雷厄姆、希瑟·莫伦、约翰" W.汤普森;共和党的基思·赫西尼、道格拉斯·霍尔斯·埃金和彼得·J.沃利森。
由于美国金融与经济危机起因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党派，所以其给出的报告结论也迥异。表明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因立场不同而得出的对金融和经济危机原因的不同认识。委员会中的6名民主党成员投票赞成通过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中的4名共和党成员对委员会报告提出了反对意见叫。该委员会在2010年底前向美国国会和总统提交了有关如何防范金融危机的政策建议的报告。
美国金融与经济危机起因调查委员会对危机爆发的原因给出了3种意见不完全相同的原因分析。委员会中的6名民主党委员认为，“危机是人为因素和不作为造成的”、“监管者并没有尽忠职守”、“公司治理崩溃”、“金融体系出现致命缺陷”。报告中指出，这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之灾，更是人祸”。总之，正是监管制度的缺失、监管不严、掠夺性贷款、华尔街和证券系统参与者之间的贪婪、风险管理不力、过度的杠杆化以及其他因素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共和党的3位委员:比尔·托马斯、基思·赫西尼和道格拉斯·霍尔斯·埃金不认同委员会多数派对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他们从全球化的视角解读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认为“这场危机是全球性的。国际资本和流动性不足应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而美国商业和投资银行之间的监管的差异则为次要原因。” 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彼得·J.沃利森和阿瑟F.伯恩斯则认为，美国政府的住房政策才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通过分析美国金融与经济危机起因调查委员会给出的危机成因，可以发现，其对危机成因的分析多限于从表象上入手，这与国际左翼利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批判武器，从制度层而入手探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具有本质性差异。美国金融与经济危机起因调查委员会给出的危机起因观点，只是一些浅层成因。根据委员会多数派的观点，似乎只要监管者加强作为，加强监管就可以规避此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但是，监管者为什么失职了呢?如果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追问下去，并进行深入地分析和研究，那么，美国金融与经济危机起因调查委员会多数派给出的观点是否还能够经受得住推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