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模式
( 一) 渐进决策模式的社会背景
在西方行政学中，决策研究领域，理性决策理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后来，由西蒙等人提出了有限理性决策理论，对传统的理性决策理论进行改进。但有限理性决策理论没有突破理性决策理论的范畴，依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在这种大环境下，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理论的出现，为西方国家的行政决策提供了有效的决策模式。
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模式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演变，从与前人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行政决策。他的渐进决策的思想起源于 1953 年，从提出“渐进主义”的概念到阐述“渐进调适”模式，再到“断续渐进主义”政策分析模型，最终形成自己的一套渐进决策理论系统。
( 二) 渐进决策的三项基本原则
［1］其一，按部就班原则。决策者凭借自己过去的经验对现行的决策进行纠错，也就是按老规矩办事。其二，积小变为大变原则。即所谓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林德布洛姆看来，决策可从一步一步变化的积累形成大的变化，从而实现变革。其三，稳中求变原则。该项原则是前两项原则的前提条件。只有稳定才能保证决策的按部就班，才能保证决策的连续性。只有在稳定的环境下，决策的变化才有可能经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达到制定决策的目的。
( 三) 渐进决策的评价
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的出现，无疑是西方行政史决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
［2］公共政策就是对过去政策的调整。渐进决策模式强调决策需要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进行，强调决策是对过去政策不断修改的持续过程。渐进决策模式中，决策所选择的方案和现状相差不大，具有预测性，当决策失效时可以即时进行纠正，避免造成损失。特别是当决策者无法认识到人们的需求时，渐进决策会通过不断的修正，寻求满意的结果。渐进决策的优点一目了然，但这种决策模式本身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渐进决策必须要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才能够实行。在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采用渐进决策，反而会阻碍变革的进程。其次，林德布洛姆将渐进决策模式作为普遍适用的模式，对理性决策模式和有限理性决策模式进行排斥，并且忽视了渐进决策实行的限制条件。
二、渐进决策模式在中国改革中的运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的渐进式改革就是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模式在中国中的运用。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就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是由部分到整体，由浅到深逐步推进的。
( 一) 我国选择渐进式改革的原因
中国选择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而不是“休克疗法”式的激进式改革，原因如下:
1． 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中华民族的“中庸之道”。中国作为一个拥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有着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我们不应该忽视渐进式改革道路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
［3］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华民族刚走出十年浩劫，百废待兴，人们经不起再一次的社会动荡和变革。
中国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急需政府加快经济发展，解救身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这时，需要一种改革能够及时、持续的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且只有渐进式改革能满足当时中国的需要。其次，中华民族以和为贵、为人公正、不走极端。这就是中国奉行至今的“中庸之道”。这种用儒家思想看问题的方式，影响着领导人的思维，采取“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的改革模式。“摸着石头过河”是理性的，是具有现实主义的。由于改革环境的不确定性较强，选择“中庸之道”的渐进式改革，不会大起大落，不会造成社会动荡。
2． 无现成的成功经验借鉴。东欧一些国家采取激进式改革，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没有盲目地选择激进式的改革。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跟西方资本主义在社会制度上就有着本质的差异。适合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模式不一定适合中国。同样，适合中国的改革模式也不一定在东欧国家发挥作用。对于 1978 年的中国来说，根本就没有现成的可以效仿的成功经验。所以中国需要采取一种边实践边修改的改革模式。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的革新。另外，中国是个具有复杂国情的国家。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城市和农村之间、沿海和内地之间的经济文化水平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就说明不同地区对改革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需要改革分层次的进行。对于新体制的认同也是分步骤、分阶段的。比如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能采取同样的方法，也不能在同一时间段完成。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寻找一个突破口，发展新型经济关系。通过新型经济关系的发展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
由此，可以发现中国改革中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就是一种非常现实的理性选择。［4］
( 二) 我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
1． 双轨过渡。我国在改革的过程中，没有完全摒弃旧制度，实行旧制度与新制度并存的“双轨制”过渡模式。“双轨制”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操作手段，是对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一个过渡。这种模式的制定和中国人民传统的“中庸之道”有关。
［5］由于改革的复杂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各种分歧很大，采取一个中间的政策是最合适的选择。一个新体制要完全取代旧体制，是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人们群众适应新体制需要有一段磨合期。新体制在短时期内完全取代旧体制，势必会引发社会动荡。双轨过渡，有利于为中国的体制改革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减少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风险。这种过渡式的体制为中国改革的速度和稳定提供了一个平衡点，避免与新旧体制下的利益集团发生冲突和摩擦。中国改革的“双轨制”模式体现了林德布洛姆渐进决策模式中的稳中求变的原则。稳定的社会大环境为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提供了保障。［6］
2． 增量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首先开始了经济改革。政府采取增量改革的方法，在不伤害既得利益者利益的前提下，增加另一部分群体的利益。这种方法使得改革取得了不少成就。增量改革是从易到难的改革，是从简单的领域到复杂领域的改革。改革开放初期的增量改革是从最容易最简单的领域进行的，可以说增量改革在那个阶段是成功的。但由于我国可以进行增量改革的部位是有限的，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政府可以进行增量改革的部位就会逐渐变少。对增量部位的改革必须要转移到存量部位上。而对存量部位的改革势必要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在目前看来，中国的增量改革已经丧失了改革初期的功效。增量改革的作用对中国来说不是一层不变的。随着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表明，可以进行增量改革的部位只是很少一部分。倘若继续进行增量改革，中国的改革进程将会变慢，并且得不到实质性的进展。虽然在现在的改革中增量改革发挥不了太多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能会阻碍改革。但至少增量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功不可没的。
3． 由点到面，由部分到整体。中国的改革采取的是非均衡的改革战略，是由点到面、分阶段、分步骤的进行的。这个特点体现了林德布洛姆渐进决策模式的积小变为大变的原则。邓小平说过: “我们的改革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先农村后城市，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中国式改革的成功原因之一。［7］
农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水平低，经济体制容易切入进行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把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把在对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运用到城市改革中，推进了我国改革的全面进行。其次，从沿海到内地。在我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沿海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临海优势，经济发达程度较高。我国在改革初期，在沿海地区先实行开放政策，先后设立 5 个经济特区，开放了 14 个沿海城市，实现沿海和国际接轨。中国改革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方法，对外开放就是成功的范例。先试点后推广能及时发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进行纠正，大大降低由于改革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最后，先富带动后富，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改革的终极目标。由于我国地区的发展不均衡，政府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由先富起来的个人或地区带动大多数人或大部分地区的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三、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困境
每种改革模式都有它的利弊性，无论是渐进式的还是激进式的模式。在改革模式上，中国选择的可能不是最好最优的模式，但一定是最合适中国的模式，就是用最小的代价换得最大的好处。这刚好就是评价改革优劣的重要标准。
中国特有的渐进式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飞速的发展。同时，维持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有效规避了一定的风险。当然中国在渐进式改革的实践过程中，也陷入一些困境。
( 一) 新旧体制的较量
在任何改革过程中，新制度安排必然会和旧制度发生冲突。
［8］这时候政府会利用自己手中合法的强制力对两者进行干预。中国政府采取的是“双轨制”的措施，让新旧利益格局并存，维持在旧体制下的各个利益集团的现状。“双轨制”在中国渐进式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较顺利的解决了新旧体制的更迭可能会导致改革失败的问题。在“双轨制”的大环境下，新制度必须要依靠旧体制而存在，而旧体制可以不借助新体制独立运行。新体制必然与旧体制发生各种交易行为，但旧体制不会对新制度予以支持，从而减低了新制度的行政效率。更严重的问题是，“双规制”的存在，助长了权力既得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寻租的行为。旧制度的退出和新制度的形成完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权力既得者会利用尚未完善的新制度中的空隙，“合法”进行权力寻租，滋生腐败。同时，在旧体制下的利益集团，为了维持他们的利益现状，继续支持旧制度，反对新制度的形成。这些利益既得者会严重阻碍改革的进程，成为改革途中的绊脚石。
( 二) 改革由浅入深，从易到难，矛盾加剧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是由浅入深的，从易到难的。在改革初期，中国的改革是推行的很顺利的，越到改革的后期阶段，涉及的范围越广，触动到的利益群体越来越多，各种矛盾会深化和加剧，成为改革的阻力。渐进式改革中，成本小和收益大的改革先进行，困难的改革推后，越往后的改革越难进行。增量改革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方式。从 1978年到现阶段，能够进行增量改革的部位越来越少，中国的改革将触及存量部位的改革，尤其是触及既得利益的改革。改革进入深水区，要对存量部位进行改革。中国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取决于对存量部位的改革到不到位，取决于有没有对存量部位进行彻底的改革。国家今年出台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把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作为推进改革的总体要求。处理好增量改革与存量优化的关系就是五大关系之一。由此可见，国家对存量部位的改革已是大势所趋。
四、总结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一次伟大的、大胆的尝试，是对林德布洛姆渐进决策模式的中国式运用。但渐进式改革依然有它固有的弊端。我国在改革的过程中应该将渐进式和激进式的改革模式结合起来运用。比如整体还是采取渐进式改革，局部可以采取激进式的改革模式。两者相互协调，才能够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可以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改革现在已经进入“不好摸着石头改革的深水区”［9］，“增量改革阶段基本已经结束，中国接下来要进入存量改革阶段。另外，现在”摸着石头过河“已经不合时宜了，政府需要对所有领域的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对改革有个明确的方向，并且对各个领域的改革有个总体的规划。如何突破我国改革面临的困境还需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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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吴欣欣． 从渐进决策理论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J］． 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 干部学院学报，2008，05: 19 ～20
3 尹倩． 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思考［J］． 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8，06: 6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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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杜倩博． 西方中庸理念在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想中的复兴［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05: 22 ～24
6 钱再见． 论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J］． 中国行政管理，200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