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注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
很多学者认为,传统的领导(力)研究在理论上存在的很大不足就是领导(力)理论基本上把追随者排除在外。特质视角的研究基本上不关注追随者;情境视角的研究虽然考虑到了追随者,但是重视程度不够。因此,将来的整合性研究必须更加关注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要关注追随者在领导过程中的作用。领导者—成员交换理论(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认为,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交换关系的质量将会决定领导和结果的质量。
劳德、布朗(Brown)和弗雷博格(Frieberg)曾断言,对于理解领导过程,追随者还是一个未开发的变异来源。
豪威尔(Howell)和沙米尔(Shamir)认为,在领导关系之中,追随者也起着一个更加积极的作用,增加着领导者的权力,影响着领导者的行为,并最终决定着领导关系的结果。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领导(力)研究都把追随者看成是一个被动的或不存在的因素。就像本尼斯(Bennis)所注意到的那样,每个追随者,实际上也是潜在的领导者。
哈克曼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领导与追随是紧密相连的,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区别已经变得模糊。共享领导(shared leadership)的观念具有了一种新的意义,即它不仅仅是一种合作关系,或下级参与决策;任何人,只要履行了关键性的系统功能,或是安排任务完成的人,都是在展现领导力。因此,对于建构领导(力)的整合性模型而言,必须更加关注追随者,必须更加关注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
3.整合性领导(力)理论建构:布鲁斯·J·阿瓦利奥的探索
布鲁斯·J·阿瓦利奥(Bruce J.Avolio)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更加整合性领导(力)理论的几个重要成分:
(1)认知成分。它是指领导者和追随者解释他们的关系、角色、能力、动机、情绪、挑战和目标的方式。所有的行动或反应都必须经过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内隐模型或认知分类图式—系统的过滤。反过来,行为和背景也被检验,通过信息被认知、分类、加工、解释和回忆的方式,行为和背景也得到塑造。
(2)个体和团体行为。以前的很多领导(力)模型是建立在领导者个体层面的行为基础之上。实际上,领导者个体层面上的行为依赖于追随者和团体水平上的背景,并且其效应也是变化的。另一方面,领导行为既能够指向特定追随者,也能够指向追随者整个团体。
(3)历史背景。由于早期的领导(力)研究关注的是什么导致了领导成长,因此,历史背景的特征为不同领导定向的显现提供了机遇(例如,在社会危机中魅力型领导者的显现)。历史背景会影响到何种类型的领导和追随被认可或不被认可、有效或无效。
(4)近端背景。它是领导者和追随者身在其中的环境,包括工作或单位气氛、团体特征、任务特征和绩效领域。近端背景在时间上是最直接的,对于领导者和追随者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也是最直接的。在权变模型中,近端背景对于解释领导有效性而言处于中心地位。
(5)远端背景。它由组织文化以及更加宽泛的社会—文化环境组成,例如稳定性—动荡性、竞争者、创新的循环周期、国家事件以及文化等。领导者和追随者的解释、决策和行为,部分是以远端背景为基础的,部分是以先前他们所忽略而现在回忆起来和重新解释的背景为基础的。
4.整合性领导(力)理论建构:罗伯特·J·斯腾伯格的探索
著名心理学家罗伯特·J·斯腾伯格(RobertJ.Sternberg)采用系统观点对整合性领导(力)模型的建构进行了探索,并提出一个系统模型。斯腾伯格认为,一个系统模型把领导(力)看作是一个人对决策的阐述、制定和行动。
根据系统模型的观点,斯腾伯格提出了领导(力)的WICS模型,即领导(力)是智慧(wisdom)、智力(intelli-gence)、创造力(creativity)三个关键性成分的统合(synthesized)。WICS模型的基本观点是,这三个成分协调工作,就会成为一个有效的领导者。创造力产生想法,智力分析和执行想法,智慧保证这些想法代表了共识。
在WICS模型的理论框架之中,斯腾伯格也涉及了领导特质,但这些特质应该被看作是可修正的、有弹性的以及动态性的,而不是固定的、僵硬的和稳定的。因此,WICS模型所讨论的人格特征被看作是可修正的,不可修正的“特质”这个术语不被使用。在一篇综合文章中,斯腾伯格还论述了WICS模型与扎卡尔及其同事的领导(力)模型、密西根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以及领导权变理论的关系。斯腾伯格的WICS模型整合了特质、行为、情境等因素,无疑是对领导(力)理论整合模型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