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提出了 “建立法治中国”的宏大目标，实行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方略和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等方针。其中“法治中国”“法治社会”在执政党的政治语汇中还属于新概念和新命题。“法治国家”与 “法治中国”的内涵都包括“国家”,这两个提法是一回事、概念重叠，还是不同的范畴、不同的概念？ “法治国家”与 “法治社会”同在一个国境之内，它们是同一或相互包含的概念，还是互有区别、相对独立和相互对应的实体？ 法学界、理论界似乎还停留在以旧的“法治国家”范畴和观念来解读这些新名词。譬如，迄今理论界往往只是把 “法治社会”当作一个涵盖国家的大概念，与法治国家是同一的，要么将它包含于国家之中，社会是国家的社会； 要么把它等同于法治国家，人们讲法治社会与讲法治国家是同义语。这还是 “国家---社会”一体化时代的旧观念。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如果把社会作为独立的实体同 “国家”对立起来，还被斥为否定我们国家的 “人民性”（ 以为既然是 “人民中国”,就天然地代表人民、代表社会，是与社会利益完全一致的，二者不分你我） .我十多年前在探讨建设 “法治国家”的同时，提出应当同时促使形成 “法治社会”,培育 “社会权力”: 没有法治国家，很难形成法治社会； 没有法治社会，也难以支撑法治国家，只有二者互动互补，才能共同完善。但就总的发展趋势而言，法治国家先于法治社会而为主导，法治社会则是法治国家的基础和促进的动力，并且是未来的归宿---到国家 “消亡”时，法治社会和社会法治文明却永在。
对于我的这一理论构想，李双元教授认为是 “在法治社会这一问题上开创了理论探寻的先河”①江平教授也积极呼应，说我 “最早提出了建立三种权利 （ 国家权力、社会权力、私人权利） 的观念”,他进一步从私法自治的视角发挥了社会权力理论对私权的影响，指出 “国家权力的核心是国家强制力； 私权的核心是自由，社会权力的核心在于自治”.由于法治社会的社会权力作为社会的公权力的存在，“私权 （ 的自由） 已经不是绝对的了，有些私权因具有某种共同的关系，个性越来越少，社会性越来越多”.他的阐释，进一步扩展了社会权力、法治社会的研究价值。②不过，当时也有不同的观点批评法治社会的提法，认为社会只能运用和遵循国家的法，不应当另有一套独立的社会法与法治社会； 认为于法治国家之外再搞法治社会的 “二元化”,只会冲击法治国家，造成混乱，云云。其实，法治社会是相对于法治国家而言。单讲建设法治国家，而不问是什么样的法治国，搞不好有可能会造成对国家权力的神圣性的过度崇拜，走向国家至上主义，导致实质的“不法国家”、专制国家。20 世纪 20-30 年代，德国魏玛共和国实行的就是实证主义或国家主义法制国，认为 “法律就是法律”,只要是主权者 （ 国家） 制定的，不论其良恶，都是合法的，都必须无条件服从。这种国家至上的法制国为后来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专政开启了闸门。再则，历史实践也表明，法治国家如果没有法治社会作为其辅助及互动互控的基础力量，法治国家脱离了法治社会的监控，也很难建立。何况，按照马克思的预想，国家最终是要 “消亡”的，而社会永存，社会也不能无法治，理论上法治社会比法治国家更久远。现今中共中央提出建设 “法治社会”的目标，我认为是对建设法治国家迈出了有远见的一步。对法治社会，决不应简单化地理解为 “以国家的法来管控社会”.法治社会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与国家并存和对应，进而互补、互动、互控。近年中央提倡 “社会管理创新”,这可以有多种方式，不能只限于国家 （ 政府） 单向管控社会。我认为其最重要的创新应当是社会自主自治和社会监控国家。要改变过去那种把社会只当作 “国家的社会”、国家的附庸或两者对立的偏颇观念。那么，具体说来，什么是 “法治社会”? 它对建设法治国家有何重要意义？ 本文试作一些探讨。
一、何谓 “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的命题，是指社会的一种存在形式，一种社会类型。它不是按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性质来划分的社会形态，而是按社会的政治文化状况，来称谓某种社会的特征，如古代的礼治社会、伦理社会、宗族社会、乡土社会，近现代的市民社会、福利社会、信息社会等概念。
法治国家是指国家机器的民主化、法治化。法治社会则是全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包括社会基层群众的民主自治，各社会组织、行业的自律，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的民主管理，社会意识、社会行为、社会习惯都渗透着民主的法治精神，形成一种受社会强制力 （ 社会权力） 制约、由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共同体的组织规范所保障的法治文明。不能简单地、片面地理解为只是以国家的法来管制社会。
这里首先要厘清法治社会的主体、客体以及它实行自治和治国 （ 监国） 所凭借的 “法”的类型多元性与社会性特征。
1. 法治社会的主体
“社会”是与 “国家”相区别、相对应的，是相对独立的实体，其主体不包括国家 （ 这里所说的“国家”是指国家机构、国家权力、国家公务人员，而不是一定历史时空上、经济文化意义上存在的“祖国”,后者与 “社会”的概念是相互包含的） .社会的主体是社会自身，即构成社会的人员和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各种个体，诸如公民、国民、市民、村民等个人，各种社会群体，诸如种族、民族、阶级、各行各业的社会团体以及企业等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组织。
至于法治社会的治理主体，则包括国家和社会，二者共治。在法治社会形成过程中，离不开国家（ 政府） 的管控，但不是完全依靠居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来治理、管制。正如中共党的十八大 “决定”在 “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一节中所强调的，要 “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的参与”,“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因此，社会治理总体上的发展趋势是社会的自主、自立、自治。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决定中已申明要坚持 “人民的主体地位”,对建设法治社会也应当坚持人民 （ 社会构成） 的主体地位。这同要求市场经济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方略是一致的，都是重视发挥社会自身的自治与自由发展，不受政府的过度干预。从社会的长远发展趋向看，法治社会也应当是如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早就预期的 “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自治的法治轨道上自主发展的 “自由人”,就是法治社会这个 “联合体”的主体。
2. 法治社会的客体
主要是指各种社会关系，包括社会自身的自治秩序及其与国家的关系。作为客体的特定社会成员、社会组织、社会活动，既要在法治轨道上接受、遵循国家权力 （ 法律） 的监控，也要受社会组织自身的自治自律规章和社会道德习俗等规范的约束，服从良性的社会组织及其社会权力的监控。法治社会另一主要客体是国家 （ 政府） 的国务活动，特别是与社会 （ 人民） 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府权力行为。法治社会对它既支持又监控，使之朝有利于社会、人民的方向运转。这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权利、权力和功能。
3. 法治社会的 “法制”
既然是法治社会，当然离不开法制。作为法治社会，其实行社会自治自律和监控国家的权能，当然要靠法。在法治社会初始形成过程中，多是根据国家制定法来治理社会，也有社会自发形成或自愿订立的社会习惯规则、团体自治章程、乡规民约等等。它们是与国家制定法相补充、相辅而行的 “社会的法”或称 “软法”,与国家制定法 （ 多为 “硬法”） 相区别。治理社会还多赖于社会伦理道德、社会公约等规范，并运用社会组织自身具有的社会权力、社会强制力来推行。当法治社会逐渐形成后，社会的法也日渐取得主导的自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