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科技创新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动力和关键因素，正在深刻改变着区域经济格局。从当代科技革命的特点来看，科学与技术的互动与转化更为迅速，科技与社会的结合更为紧密.长期以来，很多研究主要从总量角度，关注创新对一国或一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相反，把经济转型单独列出来，研究创新与区域经济转型的文献则很少，而对区域经济发展而言，技术创新除了有总量贡献效应外，可能还具改善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转型的效应。技术创新与经济转型关系的相关研究也主要沿着实证和理论两个方向进行的，理论研究方面主要阐述创新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实证研究主要验证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相关研究更多的认为技术创新对经济转型的作用是在“点”上进行的，忽视了地域差异性，而事实上，技术创新作用于经济转型离不开一定的空间载体，在技术创新与经济转型的研究中，如果忽视了空间的特性，就难以准确把握技术创新与经济转型的内在关系。因此，验证技术创新是否对经济转型具有作用以及技术创新对不同地区经济转型的作用的差异性对我国实行有差异的研发政策，实现经济转型具有一定的意义。
1 概念界定与方法
1.1 概念界定
目前关于创新的定义较多，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一般认为创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创新主要指市场创新、文化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方法创新等。狭义的创新仅指技术创新，创新的概念内涵大于技术创新。专利包括发明、外观设计和实用新颖。在对技术创新水平的表征上，为了对区域或者产业的技术水平进行精确评价时，一般采用多指标评价，但是在一些研究涉及的时间跨度较大区域较多时，获取全面可比的数据难度较大，一般用专利数来表示技术创新水平。专利数作为反映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科技实力的一种度量。专利活动的规模及水平，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科技水平。虽然用专利授权数量来表征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专利既不能代表所有关键的创新，也不能反映不同创新的重要程度，专利指标称不上完美，但却是非常可信的。技术创新可以利用各地区专利申请量来衡量，专利的授权量也可以衡量各地的技术创新水平。考虑到本研究主要是测度技术创新对经济转型的作用和效果，本研究采用专利授权数表征技术创新。
对经济转型的定义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把经济转型看做一个社会经济等综合转型过程。中国的经济转型可以看作是市场化、分权化和全球化的过程。康继军，张宗益，傅蕴英（2007）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就是经济体制市场化的过程，从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程度、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四类指标表征市场化指数.
张颢瀚，李洁（2008）认为各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实质是一场以建设创新型社会为目标的“政府、经济、社会”综合转型.舒元，王曦（2002）尝试对经济转型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量化：教育和科技；产权制度改革措施；国内市场组织（交换）制度改革；对外开放的发展和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变化；财政改革和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措施；宏观经济结构的变化.第二类是经济结构的转型。毛艳华（2004）认为经济转型主要是经济结构转型，香港从1841~1997年以来经历了从转口贸易为主的自由港到以港产品出口为主的自由港和以服务业经济为主的自由港二次转型，1997年后正在经历第三次转型，香港在大力推动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应积极吸引制造业投资，重建新一代本土工业.杜祖基（2002）认为香港从经济全球化和亚洲金融危机看，应该走向以知识和技能为基础的“知识密集”的经济.也有研究认为经济转型是资源型单一结构的转型升级。第三类认为经济转型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段文斌，张曦（2009）认为通过发挥要素组合优势和承接世界产业转移，中国经济保持了30年高增长。但与此同时，也累积了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而且使收入分配不利于劳动力，进而形成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反复，因此客观上要求中国经济的增长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变为主要依靠生产率的提高，其认为经济转型就是要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投入型向效率提升型转变.
本研究的经济转型主要采用第三类，测度指标主要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采用环境和能耗两类指标表征经济转型。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没有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表征经济转型，因为不同研究者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概念、数据以及假定等方面常常做了不同的处理，会使结果不具备可比性.因此，本研究以单位能耗工业总产值、单位气体污染工业总产值、单位水污染工业总产值、单位固体污染工业总产值来考察经济转型的效果。本研究的空间样本为香港、澳门、台湾省、西藏自治区外的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下简称省市），所有数据均来自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1.2 研究方法
全局空间自相关是通过对属性值的空间特征的整体描述，揭示区域总体的空间关联和空间差异程度.最常用的表示指标和方法为Moran's I,其计算公式为：【1】
式（1）中：n为地区总数，Xi,Xj为各省市研究对象，Xˉ为平均值，S为标准差，Wij为研究范围内空间单元i与j的空间连接矩阵。本文依据区域单元的邻接性来构造空间连接矩阵，即若区域i与j之间存在公共边界，属于邻居关系，则Wij=1;否则，Wij=0.根据 Moran's I的设计原理，若Moran's I为正，表示研究对象在空间上呈集聚态势，形成了密集区；若Moran's I为负，表明研究对象在空间上呈分散格局；若Moran's I接近与0,表明研究对象在空间上随即分布。
由于空间上的复杂性、变异性和自相关性，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不同的区域是不同的，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空间变系数回归模型中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2】
式（2）中，yi为因变量，xij为自变量，其中i=1,2,…，m、j=1,2,…，n,（ui,vi）为第i个样本点空间坐标，βk（ui, vi）是连续函数βk（ui, vi）在i点的值。可见，特定区位i的回归系数不再是利用全部信息获得的假定常数β0,而是利用邻近观测值的子样本数据信息进行局域回归估计而得的、随着空间上局部地理位置i变化而变化的变数βj.
2 空间计量实证分析
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法得到中国大陆30个省市的经济转型综合得分和技术创新综合得分（见表1），以便进行以下的空间统计和计量分析。
2.1 空间自相关与集聚分析
中国30个省市的经济转型和技术创新的Moran's I指数分别为0.5378和0.3074,且Moran's I指数的正态统计量Z值分别为3.9和2.12,均大于正态分布函数在0.01水平下的临界值（1.96），表明在省级空间尺度，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较高的省域倾向于与其他技术创新能力较高的省域相邻近，而技术创新能力较低省区倾向于与其他技术创新能力较低的省域相邻近；而经济转型也是如此，经济转型效果较好的省域倾向与其他同样具有较高转型效果的省域邻接，经济转型效果较差的省域倾向于与其他同样经济转型效果较差的省域邻接。也就是说，中国30个省市的技术创新和经济转型都具有显着的空间自相关性，中国各省市之间的技术创新和经济转型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在空间上表现出高高邻近或者低低邻近。
2.2 空间变系数回归分析
首先，先将中国30个省市的经济转型综合得分和技术创新表示为：
UETi=αi+βiRD+εi （3）式（3）中，UETi表示某年度各省市经济转型综合得分，RD表示技术创新，βi为研发产业对经济转型的影响，εi为随机干扰项。
为了便于比较，首先进行OLS常系数估计（见表2），调 整 R2为 0.607,说 明 OLS 模 型 解 释 了 经 济 转 型 的60.7%.回归系数为0.8359,且通过了1%显着水平的检验，说明技术创新对经济转型具有明显影响，在其它条件固定的条件下，技术创新能力每提高1%,经济转型的效果就增加0.8359%.另外，OLS 模型的拟合程度还是比较低的，解释能力只有 60.7%,使用基于OLS 估计的模型研究技术创新对经济转型的作用，其解释能力度不够，这表明传统的常系数 OLS 模型存在一定问题。由于OLS模型是基于全域估计，把回归系数看为一个常数，无法各个省市的技术创新对经济转型的实际影响，因此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行局域估计。
我国省域技术创新对经济转型具有正面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的省市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这种差异和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正好相反从西到东基本呈“梯形”趋势。第一梯队（1.08~2.07）的省市包括新疆、甘肃、宁夏、黑龙江；第二梯队（0.91~0.99）的省市包括陕西、青海、四川、云南、贵州、山西、重庆、广西；第三梯队（0.73~0.88）的省市包括海南、吉林、湖南、广东、北京、湖北、河北、河南、天津和江西；第四梯队（0.57~0.70）的省市有辽宁、福建、安徽、山东、浙江、江苏和上海，上海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转型的作用最小。技术创新每增长 1%,经济转型的效果仅增加0.57%（见表1）。【表1】
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原因有：第一，由于对原有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即便某区域或某行业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但是出现的创新能力不能保证很快用于生产。东部一些省份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在经济增长至上的利益驱动驱动下，都有自己的发展路径，而往往陷入路径依赖，甚至“路径锁定”,而中西部一些地区工业基础相对薄弱，没有先前路径或者模式的束缚，其技术创新对经济转型的作用较一些经济发达的省市更大。第二，技术创新作用于经济转型的效果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比如全球化、地方化及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东部地区这些因素的作用更加大。覃成林（2002）发现区域R&D产业的产出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地区，但是中部地区的产出效率高于东部和西部。而且，投入小的区域其产出效率却比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东部技术创新能力较高，却未必经济转型效果就高.第三，因为（郭玉清，2008）：一方面，如果一个地区的创新成果没有应用到本地相关产业，而是外流到其他国家或地区，那么创新成果多并不等于技术进步率一定高，也不一定经济转型效果好。另一方面，如果创新成果以专利形式处于赋闲状态，最多只等同于熊彼特所定义的发明创造，不可能导致技术进步，创新专利未能同商业化相结合，意味着没有任何企业利用其生产新产品或进行技术改造，该创新成果也就不会对经济转型发挥作用.考虑到我国专利的结构以实用性和外观专利居多，原创性较强的发明较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技术创新对经济转型的作用。因此，东部地区专利的机构问题、应用程度、服务的区域致使技术创新没有发挥与其相匹配的作用。第四，东部地区由于发展较早，积累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转型也相对处于全国的前列，经济发展方式再进一步转型所遭遇的难度和阻力比中西部地区要大很多，结果就造成东部地区目前一般的技术创新对其转型贡献不大，甚至不如对西部地区的作用，而且从数据上看，东部地区在单位工业总产值的能源消耗已经有一定程度降低的基础上，再进一步降低，实现更好的转型就更加困难了，因为东部地区现在需要突破性的创新。赵彦云，刘思明（2011）运用我国1988~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全要素生产率体现经济增长方式，考察不同类型专利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结果凸显以1997年为断点的阶段性差异，发明专利在1997年前对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着影响，但在1998~2008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远大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论证了原创型创新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性。惠树鹏（2009）发现东部地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是在1997~2006年间西部地区以抛物线规律增长，中部地区以直线形式减小，东部地区则以指数函数的形式减小。而东部一些省份经济发展较快，技术也较为先进，如果要进一步创新就需要更多的重大创新。
从GWR分析中得到的另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模型决定系数R2也存在空间变异。OLS模型解释了经济转型效果的60.7%,而GWR模型最高解释了经济转型的99.98%,最低解释了经济转型的34.86%,且GWR模型中大部分的拟合度都大于OLS模型，说明GWR模型更好地模拟了数据。另外，西部省域具有较好的拟合度，中东部一些省市次之，而东北地区及京津冀地区拟合度较差。说明东北地区及京津冀地区其转型更多地受到政策制度的影响，且其原有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影响也比较大。因此，对于这些拟合度不好及技术创新作用不明显的省市的经济转型应该从体制改革和政策引导等方面进行推动。【表2】
3 结论
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写入十二五规划，各省市都非常重视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转型，技术创新的作用日益重要，但是由于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路径依赖以及体制和制度等原因，技术创新在对不同省市的经济转型效果可能是不一样的。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可以有效地分析技术创新对经济转型的空间差异性。通过研究发现：（1）我国技术创新和经济转型的空间集聚的态势都较为显着；（2）技术创新对经济转型具有显着的正面影响。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各地区要加快技术创新，要从资金投入、优惠政策制订及人才引进等方面优化创新环境，加强与国内外的交流促进技术创新；（3）OLS模型解释了经济转型效果的60.7%,而GWR模型最高解释了经济转型的99.98%,最低解释了经济转型的34.86%,且GWR模型中大部分的拟合度都大于OLS模型，说明GWR模型更好地模拟了数据；（4）技术创新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从西到东基本呈“梯形”态势。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第一，对原有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第二，技术创新作用于经济转型的效果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比如全球化、地方化及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东部地区这些因素的作用更加大；第三，如果创新成果以专利形式处于赋闲状态，最多只等同于熊彼特所定义的发明创造，不可能导致技术进步；如果一个地区的创新成果没有应用到本地相关产业，而是外流到其他国家或地区，那么创新成果多并不等于技术进步率一定高，也不一定经济转型效果好。第四，东部发展较早，进一步转型难度较大，需要突破性的创新。因此，各省市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要制订差异化的政策，对于技术创新对经济转型作用大的省市应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转型；对于技术创新对经济转型效果不佳的省市应该从体制和制度改革为主以科技创新为辅促进经济转型。差异化的制度安排和异质化的政策对经济转型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黄苇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6.
[2]康继军，张宗益，傅蕴英.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J].管理世界，2007,（1）.
[3]张颢瀚，李洁.中美经济转型期的比较与借鉴[J].江海学刊，2008,（5）.
[4]舒元，王曦.构造我国经济转型的量化指标体系:关于原则和方法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2,（4）。
[5]毛艳华. CEPA与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4,（6）。
[6]杜祖基.从经济全球化和亚洲金融危机看香港的经济转型[J].科学学研究,2002,（6）。
[7]段文斌，张曦.经济转型与增长的持续性：来自中国的经验[J].社会科学研究，2009,（1）.
[8]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由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谈起[J].经济研究,1999,（5）。
[9]Anselin L,Varga,A.,Acs,Z.J.Geographical Spillovers and University Research:A Spatial Econometric Perspective[J].Growth andChange,2000,（31）.
[10]Anselin L.Raymond J.G.Florax Rey,S.J.Advances in Spa?tial Econometrics[M].Berlin:Springer-Verlag,2004.
[11]覃成林.区域R&D产业发展差异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2,（7）。
[12]郭玉清.创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财政目标取向[J].天津社会科学,20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