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生人生意义建设探析(4)

　　从以上来看，在大学生所处的内外环境下，主流价值所给定的人生意义建构体系并不适用： 一方面，主流文化所提供的人生意义建构内容本身不具有适切性； 而另一方面，无论内容如何，一种既定而不变的人生意义建构方式已无法应对现实需求。因此，为了对自身的处境进行有效应对，大学生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人生意义建构方式： 访谈中大学生表现出的所有人生意义建构特征，可以说都是对自身面临的三重处境的创造性应对。相比于宏大事件而言，日常琐事更为稳定和客观，个体将意义寄托于此，意味着避免重大事件所带来的变动感与价值不定的困惑； 同时，日常琐事给个体提供了随处可见的意义附着点，对小事物的关注成为个体面对未知外在环境与混乱内在环境的心理支撑。人生意义建构的自我指向性，也反映了类似的应对方式---以自身为尺度丈量事物，避免由外在标准带来的困惑、失望与飘离不定之感，并将与自身认知和感受同在的“自我”作为可靠的支点； 另外，理直气壮地将人生意义指向自我，还反映了对社会、学校等外部控制的一种回避，有利于个体对自身个性进行保留。旁观者与反思者的姿态，一方面达到了审视自我的目的，满足了个体厘清内在混乱、建立“同一性”的需要，另一方面对外在环境有了独立而理性的审察，避免在外界大环境中“随波逐流”.将“无意义”作为“意义”本身加以珍视，则反映了既定意义缺失、寻找较为困难之时个体对自身的一种安抚，力图将难以避免的虚无定义为中立的甚至是积极的，以此消除不安与消极的感受。文艺化、隐喻式的意义指涉模式，则是用充满美感的语言对外在世界进行包裹和美化，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与处境之间有了一层“保护膜”,在其保护之下个体得以以更少的紧张感面对处境； 同时，模糊的语言将现实中的事物进行了“符号化”,个体通过符号得以澄清内在，并练习对外界的把控。对过往的追溯则促使个体在持续变动、不赋予个体任何有效意义寄托的外在环境中，凭自身资源找到一条关于自我发展的内部参照以供参考，“自我认同构成了我们跨越现代性的不同制度场景的轨迹”.[29]
　　
　　五、结语及进一步讨论
　　
　　面临多重处境，人生意义的建构过程成为了大学生自我表达、自我调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主流价值所给定的人生意义“适切性”不足，因而大学生创造性地发展出另外一套建构模式。大学生的人生意义建构特点，虽然相对于主流价值来说是一种“另辟蹊径”,但这并非来源于对主流的拒绝，而是对处境的应对使然。
　　
　　大学生在人生意义问题上的“非主流”状态，与心忧者眼中的“人生意义危机”密切相关。拒绝了既有的、拿之可用的体系之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面对重新寻找、建立一套体系的艰巨任务； 在这一任务彻底完成之前，心灵的短暂“悬空”难以避免。进一步说，大学生们所谓的“人生意义危机”,不仅是一种处境之下的必然，而且可以说意味着一种发展的潜力和美好的预兆。人生意义，是人对自身的一种定位，一种面向未来的人生道路选择。从微观的、个体的角度来说，大学时期正处于重新认识自我、寻找未来方向的时期，此时的“意义未定”,实际上正反映了大学生群体人生选择的多样性，以及未来无限的发展可能； 而从宏观的、社会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社会或群体，若要有所发展和变革，就不会期待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群体简单地延续既有的人生意义选择，而将期望他们走出一条不同于上一代人的崭新道路。新生的应对方式，意味着自发性的创造力量，预示着未来发展的潜力与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大学生自身也可能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对自身的“无意义”感的享受和珍视，以及“等我清楚人生的意义了，可能就说明我老了”的直白性表达，都暗示着他们将“意义未定”状态与自身所拥有的广阔发展空间相联系； 而在意义建构中时间轴上的连通性，也清晰地表明了其在人生道路选择上的全面开放---他们享受人生意义选择的丰富性，不希望宽阔的人生道路在此时被窄化。更为明确的人生，还有待于进一步对自身的澄清以及进一步对现实的考察。尽管没有人知道他们最终会发展出什么样的形态，但可以看到，在澄清和考察的过程中，大学生已经表现出了强大的自发性的力量，主动探索出一套应对处境的方式，并得以抱着积极的心态走上了尝试的旅途。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收起忧虑与担心，对这些富有创造力的旅者们抱有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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