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曾国藩人生哲学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曾国藩人生哲学形成的时代背景。
1811 年至 1872 年，从曾国藩诞生直至逝世，这段时期正处于清朝后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清朝统治者沿袭封建的等级制度，用封建的思想文化奴役和控制人民，从而导致社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尤其是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逐渐拉大了与世界的距离，慢慢走向封建社会的穷途末路。
然而此时的西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却不断发展壮大，为了实现本国资本的原始积累，他们不断对外殖民扩张，发展海外贸易，开拓世界市场。西方资本主义的壮大发展以及向东方的殖民扩张，使得古老的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遭遇空前严重的生存危机。
第一次鸦片战争，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清政府以失败而告终。随着《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了严重破坏，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签订不平等条约后，西方列强开始大肆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中国财富，使得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再加上官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使得人民的负担不断加重；连年的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更加是雪上加霜，使得人民被逼到无以为生的境地。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和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自鸦片战争以后，全国各地相继发生了多次农民起义，尤其以太平天国起义最为激烈、持久和影响深远。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变革风起云涌。
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中国文化思想也发生了一些改变。虽然传统的儒家文化仍占主导地位，但鸦片战争的失败，却惊醒了一批封建营垒中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开始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觉醒过来，将目光转移到西方文化。其中，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倡导"经世致用",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的军事和科技，以实现富国强兵、抵御外敌的愿望，开启了中国近代西学的新风。
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曾国藩开始对自己的人生方向进行调整，由只知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到钻研程朱理学、成为经世致用的实学家，由只知吟诗作对的文官到投笔从戎的军事统帅，由只有忧国忧民之心到向学习西方的一系列实践活动，由全力镇压太平天国的雄心壮志到委曲求全处理外国事件的惭愧内疚等等，这些无疑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息息相关。
第二节 曾国藩人生哲学形成的文化渊源。
中国上下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给予了人们精神食粮和聪明智慧。曾国藩作为晚清时期洋务派的代表，不仅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开始学习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开创了中国近代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洋务运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和西方文化的耳闻目染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文化渊源，只不过曾国藩在对待中西文化时采取"中体西用"的态度。
一、中国传统文化。
（一）儒家文化。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主张"仁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通过用"礼"和"孝"来解释"仁",使人们从道德上寻求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主张"为政以德",施行"仁政",提出为政者要重视德行，重视人民的力量，做到以人为本；崇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人伦血亲关系，倡导人们要遵从三纲五常，实现礼治秩序；处世讲求中庸之道，执其两端，不偏不倚；提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方式，以及"三达德"、"五达道"等做人规范，以期达到人性修养的最高境界"至诚".
儒家文化提出的"仁"以及中庸之道，都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希望把人培养成为道德高尚、行为规范的圣贤。然而儒家不仅仅强调只修"内功",还指出要以"三纲"为人格理想、以"八目"为奋斗目标，把学问和事功结合起来，实现"外王".修"外功"则需要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有为入世精神，"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远大理想和崇高社会责任感，以及"人定胜天"的自强不息精神，努力刻苦磨练自己，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实现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
曾国藩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他以儒家"内圣外王"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读书不辍，文章了得；发愤图强，考取功名；修身养性，品德高尚；治家有道，家庭和睦；尽忠报国，位极人臣。儒家"读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在曾国藩身上得到了充分极致的体现，他亦为此奋斗了一生。
（二）道家文化。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文化，以"道"为核心，认为"道"既是宇宙的本源，也是自然的一种原始状态和法则；主张人们要顺应自然，"去甚，去奢，去泰",以自然适意的态度去对待自然、他人和自我；主张清净无为，认为人应该心灵虚一而静，心性纯正恬静，处世平和宽容，与世不争。但是，"无为"并不是毫无作为，而是要顺其自然，按照客观规律行事，以达到有所作为；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缘督以为经"、以及"心斋"和"坐忘"等养生方式，使人的灵肉和身心达到最佳状态，以实现强身健体和延年益寿的目的。另外，道家文化充满了朴素辩证法思想，如功成身退、委曲求全、福祸相依、以柔克刚等等，教导人们从事物的反面去观察分析问题，以获得比原来更好的效果。
道家文化对曾国藩产生了深刻的启迪。因而曾国藩在人生得意之时能保持低调，收敛自己，从而得以保全性命和独善其身。曾国藩家庭殷实，却不忘耕读之风，勤俭质朴；物质生活丰盈，却粗茶淡饭，清心寡欲；官位步步擢升，却不骄傲自负，仍怀谦虚谨慎之心；高功震主，却不贪功，不念名利，全身而退等等。
因此能在错综复杂、尔虞我诈的官场上顺风顺水、平步青云，这些都体现了道家文化对曾国藩的深远影响。
（三）墨家文化。
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文化，其核心是"兼爱".主张爱没有差别，不应区分等级尊卑和富贵贫贱，人人都应做到"兼相爱，交相利",相互尊重，平等友爱，互惠互利；主张"非攻",提倡兼爱贵义，谴责攻战，反对侵略战争；爱好和平，但又做好武装自卫准备，防御别国侵略；主张节用、节葬和非乐，认为人们的生活应该俭朴，要节约社会资源，反对奢侈享乐的生活、糜费财物的厚葬久丧，以及"繁饰礼乐"的社会风气；主张"赖其力者生",认为不论身份地位高低，人人都应积极参加社会劳动，做到"各从事其所能";还告诫人们要"强力而为",依靠自己的能力去生存。同时墨家文化提倡侠义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对于个人，要严格自律，身体力行，注重实践，"以自苦为极";要重情重义，一诺千金。
对于社会，要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忘己济物，扶弱抑强，匡时救弊，兴利除害。
墨家文化对曾国藩产生了一定影响。曾国藩一生严于律己，自立自强；以身作则，力行勤俭；治家严谨，倡导耕读家风；以诚待人，重情重义；重视邻里团结，接济贫困亲友；爱护民众，为百姓谋福利；心怀天下，匡扶济世等，都深深地烙下了墨家文化的印记。
（四）法家文化。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文化，以"法"为中心，主张"变法"和"依法治国",认为人性本恶，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主张要给予百姓实实在在的利益，在满足他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前提下，他们才会真正讲礼义廉耻，懂是非荣辱；认为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的，人们总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只有在经历了饥饿、劳累、苦难和受辱之后，才懂得食物、安逸、快乐和荣誉的珍贵，提出"贵法不贵义"和"任力不任德"思想，重法治和气力，不重仁义和道德；认为人都有利欲之心，如果放任人们的欲望，则会导致天下大乱，故要依法治国，用"法"来约束，施行于民，才能"禁奸于未萌".然而，如何以法治国呢？法家文化认为首先要树立"法"的威严，做到赏罚分明；其次，要遵守法律，循法而行；再次，要尊重民俗，称俗而行；最后，要做到教化于心，益人神智。只有用"法治"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限制人的私欲，因势利导，这样才能实现君王的"公利"和国家的利益。
曾国藩虽然一生都按儒家思想文化为人处世，但法家的思想文化无处不体现在他的人生实践中。曾国藩治家，讲家训、立家规，治家严谨；治军，制条例、严执行，治军严明；治民，亲访查、明事理，治民怀柔；治国，勤进言、大为公，治国忠义。可以说，法家文化对曾国藩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是指南宋初年由胡宏父子所创立的一种具有地域性的文化传统及其延续，其学派称为湖湘学派，代表人物除了胡宏父子外，还有张栻、王夫之、魏源等。湖湘文化重感性和经验的心性理论，以性本论为基础，认为"性"是宇宙的本源，"天命之谓性。性，天下之大本也";注重"性"的内在自然性，认为"性"是人的自然情感的流露，是与生俱来的，并通过现实生活的日常行为表现出来，但要注意"以理节欲",用理性来调节和制约感性，使人的情欲趋于自然，而不是随性所欲或为所欲为；主张"性体心用",认为"性"是本源，而"心"是"性"的表现和作用，心是形而下的认知之心，"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具有认识万事万物的能动作用。另一方面，湖湘文化还重视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通过对"耳口之学"的批判，提出"经世致用"的主张，并通过内修道德，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完善个人人格；外修事功，投身于社会变革，促进国家安定和富强的实践行动，以此达到经世致用。同时，湖湘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关心国事和人民疾苦，积极为国家献言献策，在国家民族危亡之秋勇于挺身而出，保家卫国。
除此之外，湖湘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亦具有自己的特色。湖南自古民风"彪悍",性格刚烈倔强，好武尚文，勤劳节俭、重情重义等，都极大影响了湖湘文化的精神。湖湘文化精神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敢为人先的创新有为，经世致用的求是态度，坚韧不拔的自强不息，这些性格特质和文化精神影响了历代湖湘儿女，使得湖南人能够脚踏实地、自强不息、敢于斗争和善于创新，使得湖南人才辈出，勇敢承担起天下兴亡的责任。
曾国藩作为土生土长的湖南人，其性格具有浓厚的湖湘文化特质。曾国藩是一位性格刚强坚毅、敢闯敢拼，但又勤奋务实、刻苦耐劳、不轻言放弃和服输的儒士。他不仅用儒家正统思想进行道德修身，而且还用湖湘文化的经世思想进行人生实践，最终功成名就。另外，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不仅发展了湖湘文化，而且把湖湘文化推到了最高峰。他被称为"一代儒宗",一方面将程朱理学的"内圣外王"与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结合起来，创新性的提出了"义理、词章、考据、经济"的经世学说，摆脱了原先只知一味沉迷于钻研书本，而不闻不问社会现实的空疏风气，将事功与德行、文学、言语结合在一起，将道德、学术、心术和治术连通一气，真正达到"修齐治平"的境界。另一方面，曾国藩注重把道德修养与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运用到社会实践中。曾国藩以礼治军，以诚待人，以忠报国，力求打造一支"仁义之师";曾国藩重务实精神，结合当时社会实际和国际背景，面对国家生死存亡，率先萌发洋务思想，并将其付诸于实践，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三、近代西学。
近代西方文化，是指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而形成的资产阶级文化。这一时期，欧洲启蒙运动兴起，理性主义张扬，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以及民主法制确立。其中，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理性、科学、法制等思想影响深远，从根本上动摇了当时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为欧洲和北美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为未来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宏伟的政治蓝图和政治构想。然而，这时期的中国处于明清时期，统治者和士大夫们仍以"天朝上国"自居，恪守传统的价值观念，排斥异族文化，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使得中国科学文化越来越落后，最终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弹的威逼下，开始由屈辱地、被动地到主动地向西方学习，逐步西学东渐。
鸦片战争的失败，极大地刺激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他们开始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寻求救亡图存和抵御外敌的方法。林则徐在广东主持查禁鸦片期间，搜集和组织翻译了大量有关西方历史和地理的书籍，为中国率先了解西方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魏源编撰《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创了近代中国西学的新风。
在近代经世致用、"师夷制夷"思想的影响下，曾国藩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面对英国的侵略，曾国藩表现出来的是痛恨和仇夷的情绪，然而面对敌强我弱的事实又无可奈何；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通过与洋人的交往，他亲眼目睹外国的船坚利炮，因而逐渐从"天朝上国"的幻梦中清醒，开始发现西方文化的优越之处，逐渐接受外来文化，从而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达到富国强兵、维护清朝统治的目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意识到清朝的封建统治蕴藏着巨大危机，认为要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必须"师夷智以造炮制船".认为造船造炮乃今日救世第一要务，师法洋人才能求得民族自存。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又不余遗力地将洋务思想付诸实践，创办军工厂，招揽科技人才，翻译西方书籍，派遣留学生等等，不断推进洋务运动的发展，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第三节 曾国藩人生哲学的形成发展过程
伴随着曾国藩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其人生哲学的形成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青少年时期。
1811 年 11 月 26 日，曾国藩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白杨坪。世代务农，生活较为殷实。这一时期，祖父曾玉屏、父亲曾麟书对曾国藩的影响很大。祖父曾玉屏性格刚直、正义感强、爱助人为乐，在乡人族里的威望极高；曾玉屏治家极其严格，制订一些家规，要求家人严格遵守，如有违例者，轻则厉声呵斥，重则鞭笞严惩，以致一家大小见到他都莫不屏声敛气。曾玉屏仪容的威严和性格的刚直极大影响了曾国藩，以致他在后来无论是面对别人的谩骂诋毁，还是任何艰难困苦，都表现出极强的忍耐力。父亲曾麟书，性格平顺温和，对至亲极其孝顺。因天资一般和考运不济，直到四十三岁才得一个秀才，便放弃仕进，开办私塾，专心教导诸子读书，将光大门楣的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虽然曾麟书一生的成就不大，但他的言传身教对曾国藩的启蒙教育和科举考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长孙长子的曾国藩，自幼就得到长辈的特殊关爱，早早就开始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并希冀他能考取功名，走上仕途，光宗耀祖。曾国藩 6 岁开始在家读书，识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书籍，为曾国藩的蒙学奠定了扎实基础。7 岁，转从父亲曾麟书念书。在馆中，曾麟书首先注重培养曾国藩的读书兴趣和教授读书方法，使他一生养成了勤学困勉、耕耘不辍的习惯。16 岁参加长沙府童子试，成绩优异，位列第七名。20 岁，到涟滨书院求学，受教于刘元堂先生，熟读经书，思考义理，熟练掌握了八股文的写作技巧。23 岁，参加湘乡举行的县试，顺利取得秀才；24 岁就读于岳麓书院，师从欧阳厚均，在文章、行为、道德、技艺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同年参加湖南乡试，高中举人，位列第三十六名。25 岁，入京参加礼部会试，考试不第，便留京在长沙会馆继续读书，准备来年的恩科考试。然而，第二年春的会试，曾国藩再次落第。于是便离京返乡，在途中借钱买下《二十三史》，回家后足不出户，闭门苦读，两年中泛览百家，文史了然于胸；28 岁再次进京会试，中进士，进翰林院。
从嘉庆二十年（1815）开始在家识字读书，到道光十八年（1838）金榜题名，一路的求学和考取功名历程，使曾国藩的学识不断丰富，读书入仕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使曾国藩逐渐形成了儒家的人生哲学，他把"内圣外王"、成圣成贤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立志"立德、立功、立言",渴望有朝一日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它意味着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初步形成。
二、京官时期。
1839 年 11 月 2 日，曾国藩假满后起程赴京，带着"民胞物与"、"内圣外王"的远大抱负，怀着"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的雄心壮志，开始为期十三年的京官生涯。在京城为官时，曾国藩治学修身，砥砺品行，终成一代儒学宗师、理学大家。
在治学修身方面，影响曾国藩最大的是唐鉴、倭仁和刘传莹。1841 年 7 月，曾国藩慕名拜访同乡长辈唐鉴，虚心向其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教导曾国藩：要想砥砺品德、看书治学、明察事理，"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把此书当作每天必做的功课，熟读精读；而束修身心，则"最是静字功夫要紧",通过静心发现自己的缺点，判断事物的对错，还要做到"不自欺",善于自省和改正错误。要读好书，不仅要加强理学修为，还要身体力行，将理论知识付诸实践。唐鉴的一席话，使曾国藩茅塞顿开，知道做人做事不能一味遵从圣贤遗规，而应该将所学知识付诸于行动，通过实践检验是否正确，才能取得成效。
于是曾国藩拜唐鉴为师，开始致力于宋儒之学。1842 年 10 月，曾国藩正式拜会倭仁，专门向他求教修身之法。倭仁说：修身之道要重视"研几工夫",通过记日记、静坐反省等方式，把一切不合伦理纲常的私欲杂念消灭在刚显露之时，沿着"圣贤"的标准发展，并与自己的心术、学术、治术联系在一起，使得读书变得实用，学问得到增长，道德修养得以提高，进而逐步掌握治理国家的本领。自此以后，曾国藩效仿倭仁，给自己立日课，规定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每天写日记，将自己平时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每天静坐半小时，不断反省自己，把私心妄念尽量清除干净。从此曾国藩把儒家"修齐治平"理论付诸于人生实践，学识和身心修养都得到了极大提高。1846 年夏秋之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时结识了刘传莹，在探讨汉学与宋学的过程中，两人由相互学习到相互影响，从相互交流心得体会到融会贯通，使曾国藩领悟到：义理、考据、词章各有优劣，应该相互补充，不能偏执一端。于是曾国藩提出"礼学经世",将汉学与宋学合二为一，用"礼"来表示"仁",以考据为方法，以义理来修身，只有将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修齐治平"的远大人生目标。
在仕途上，曾国藩的发展也颇为顺利。从 1838 年 4 月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到 1852 年 1 月兼署吏部左侍郎，曾国藩十年七擢，平步青云，官升十级，在当时可以说无人能及。曾国藩之所以升迁如此之快，除了自身努力外，首先离不开穆彰阿的眷顾和提携。1836 年会考，主考官正是穆彰阿，于是两人便有了师生情谊。穆彰阿非常赏识曾国藩的才干，曾国藩亦不负穆彰阿的知遇之恩。贵人穆彰阿的助推，使得曾国藩在官场更加游鱼得水，扶摇直上。其次，离不开道光皇帝的赏识重用。道光帝在位时，较为重视国内时弊，时常下诏求谏。曾国藩怀着一颗为国为民之心，忠言直谏，先后向朝廷上了几道力陈时弊的奏折，如《应诏陈言疏》等，直抨时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建言献策。这些都彰显了曾国藩作为一个读书人的责任和道义，一位政治家的远见和抱负，深得道光皇帝的信任和赏识。
十三年的京官生涯，曾国藩师从唐鉴、倭仁，从传统儒学向宋儒之学转变，加强了自身的道德修养，继承发扬了经世致用思想；与刘传莹探讨汉学，使得他将经世治学与考据之学结合起来，提出"礼学经世"思想，提高了其学术声望；穆彰阿的提携和道光皇帝的重用，更加激发了曾国藩报效朝廷、为国为民的雄心壮志。这一时期的曾国藩，以经世礼学来修心养学，以力陈利弊、献计献策来报效国家，其人生哲学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
三、太平天国时期。
随着声名地位的提升和理学的熏陶，曾国藩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一些改变，由原来谋求个人发展转变为封建统治服务，决心为挽救清王朝的颓势而忠心报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852 年 7 月，母亲江氏去世，曾国藩回家奔丧。当时太平军已围困湖南，情况十分危急。曾国藩回到家乡，成为当地乡绅的主心骨。1853 年 1 月，曾国藩为母守丧不到半年，就接到谕旨，令其办理湖南团练，平定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曾国藩的这次出山，使得他投笔从戎，开始在军事上大展拳脚。
1857 年 2 月，正当曾国藩军功赫赫，却在遭遇江西不顺之时，父亲去世的噩耗传来，于是，曾国藩再次丁忧在家。在居丧期间，曾国藩潜心研究黄老之学，思想观念和人生境界又一次发生巨大改变。曾国藩试对自己投笔从戎以来遭受的各种挫折、失败进行反省，发现自身的很多不足。他总结出：人不能太过于自信、霸道、强悍和一味地冒进蛮干，要懂得顾及他人感受和懂得分享成功果实。他结合自己的经历，接受了老庄的人生必须顺应自然的思想，懂得了以柔克刚的道理。
黄老之学解开了曾国藩心中的疑惑，帮助他走出了人生困境，从此他在为人处世上比原来更加圆滑变通、老于世故了。
从 1853 年 1 月 25 日离开家乡前往长沙办团练、建湘军开始，到 1864 年 7月 19 日攻陷天京、扑灭太平天国运动，十几年的军事生涯，曾国藩以文人带兵，自然熟读不少历代兵书，灵活运用兵家、法家思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思想。
首先，曾国藩用心钻研《孙子兵法》，认真领会孙子的奇正观，主张奇正互用，求稳求变，但反对轻用奇谋；注重虚实结合，灵活变通，但不唯书而从实际出发用兵作战。其次，曾国藩善用戚继光的《练兵纪实》，以传统封建道德伦理和儒家忠信观念来武装将士们的头脑，使他们成为无负君父、家国、效命疆场的忠勇之士；以戚氏选将之法为旨，注重将领的忠诚刚毅、拼命实干；用仁爱之心带兵，软硬兼施，德威并重；以文化人的开明网罗人才，委任文官武将，提升了湘军的战斗力。再次，曾国藩熟读王船山的《通鉴论》和《宋论》，发展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在经邦治国、领兵作战方面日趋成熟，建立了赫赫战功。
镇压太平天国是曾国藩人生的重要阶段。投笔从戎，开启了曾国藩的军政生涯；吸收黄老之术，使他能团结各方力量，消除统治者的戒心，得以功成身退，功成名就；学习兵家和法家思想，将兵法与实践结合，以超凡的智慧和坚毅的品格统帅湘军，取得剿灭太平天国的胜利，挽救了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传统儒家人生哲学与道家、兵家、法家人生哲学相结合，使得曾国藩人生哲学得到不断完善。
四、晚年时期。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让曾国藩达到了人生事业的顶峰。晚年的曾国藩将人生理论与人生实践相结合，推动洋务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让他1在理论方面，曾国藩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书籍，对后人影响深远。1859 年 1月，作《圣哲画像记》，以孔门四科和桐城姚氏论学为依据，按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分门别类画像，并阐明入选缘由，以期后辈学子们能够从中找到事半功倍的治学途径。1860 年 2 月，开始辑录《经史百家钞》，囊括了经、史、子、集四部精华，以期学子们能够系统精读古代经典。1861 年 9 月，作《劝诫浅语》十六条，劝诫州县、营官、委员和乡绅等大小官员，做到勤、俭、廉、奉公，力除骄惰、烟赌、扰民、大言。1869 年 7 月，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表达了曾国藩对治学方法的见解，以期扭转直隶一代的学风、文风和士风。其中，提出了儒学有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四科，既传承宋学、汉学、文学艺术等中国传统文化，又结合现代文化背景，创新性地提出经济之学，将经世致用思想进一步发展完善，为洋务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实践方面，曾国藩将"经世致用"思想运用于实践，成为洋务运动的开拓者。在内忧外患和近代西学的影响下，曾国藩不再株守于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博采众学，兼收并蓄，开始接触和了解西方文化，洋务思想初步萌芽。在与太平军作战中，曾国藩亲自领教了西洋船炮的厉害和效用，于是提出效仿外国船只、炮弹的主张，并努力付诸于实践。1861 年 12 月，设立安庆内军械所，着手造船炮；大量招揽科技人才，"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如徐寿、李善兰、华蘅芳等人。1867 年冬，设造船所、立译书馆和印书处。1869 年，接受容闳提出的"幼童留美计划",与李鸿章联合上书奏请朝廷，开创了中国派遣留学生之先河。由上观之，曾国藩由制造船炮，到翻译外国书籍，再到推广实用制造技术，最后是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这一系列举措表明，曾国藩对西方科技知识的了解认识不断加深，对谋求国家富强的意志不断强化，对洋务救国的实践活动不断加强。国外先进科技知识的输入传播，改变了曾国藩的世界观，启迪他努力培养科技人才，对中国近代思想、科学、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晚年曾国藩提出将"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者结合起来，其经世思想产生了升华。他实践洋务思想，翻译西方书籍，制造船炮，派遣留学生，使经世致用思想得到了运用，开创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先河。经世致用理论与洋务救国实践、人生理论与人生实践的结合，标志着曾国藩人生哲学达到了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