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义“一分为三”的研究方法论(2)
来源:学术堂 作者:原来是喵
发布于:2016-10-13 共8384字
二
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的要求。周德义先生运用“一分为三”方法论,研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旨在传承和创新文化,创新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应用。正如杨志军在《当代中国“交越式”政治与行政形态的诠释与构建》一文中所说:“哲学思维中的’三分法‘是西方公共行政学者触碰到但是没有拿在手中的思维利器。从实践中的连续体特点和理想型的连续体模式出发来追求交越式政治与行政可看作是’一分为三‘哲学思想新运用,是提炼并超越国内外政治和公共行政学者研究政治与行政关系的精华。’一分为三‘又曰’三分法‘,有关’一分为三‘哲学理论本身的研究自不必说,代表人物为庞朴、雷正良(坚毅)和周德义。已有众多将’一分为三‘理论运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如用于分析学科发展、分析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等等不一而足。”[10]这一论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分为三”方法论研究的应用价值。周德义先生运用“一分为三”方法论研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既是文化传承,又是文化创新,就是要从中发掘“一分为三”方法论思想资源,寻求构建和谐社会的哲学理论依据。
首先,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从历史遗产中传承和谐文化,并在传承中创新。周德义先生在《生命的伦常》一书的《自序》中说:“如果说我也有创新,那么这种创新也只是在传统保守与未来创新之间做点文章,它的源头来自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4](P3)
例如,关于老子的研究。周德义先生在《湖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求索》等学术期刊发表《〈道德经〉之“一分为三”哲学思想研究》、《论〈老子〉本体论研究的三个层面及其意义》等学术论文。此外,他撰写的《论无为、有为与不为》一文也论及老子哲学思想;学术专着《哲学的深渊》一书列有《论〈老子〉本体论研究的三个层面及其与西方哲学比较》专题,《和谐论》一书列有《道家学派和谐思想》专题。上述研究的目的,就是从《老子》的“道”中探求“一分为三”方法论的思想资源,以及在当今的应用,提出“实践修身行’道‘,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但主要在于不自满”的观点,[4](P172)对促进人际和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再如,关于“中庸”的研究。周德义先生在《湖南社会科学》、《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关于“一分为三”的若干思考---兼与庞朴先生商榷“中庸的形态”》、《论“一分为三”之中庸学说》、《中庸的意义及其实践》等学术论文。此外,他撰写的《关于构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思考》、《论“一分为三”的世界》、《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分为三”哲学思想》等学术论文也论及中庸思想。周德义先生在《关于构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思考》一文中提出:“构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应该从三个方面来努力”,“坚持克己中庸的道德观”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11]他在《论“一分为三”的世界》一文中还说过:“中庸与过,与不及,构成对事物的三分法。中庸之道就是’一分为三‘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简单地说是’一分为三‘的另外一种说法。”[12]上述研究对于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吸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提供了新的思路。
还如,《和谐论》一书列有《中国古代社会的和谐思想》一章。运用“一分为三”方法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谐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条件”,“先秦时期的和谐思想”,“汉唐时期的和谐思想”,“宋元明清时期的和谐思想”,对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家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董仲舒、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王夫之等的和谐哲学思想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深入阐述,理清中国古代和谐哲学思想的源流变迁,意在吸收前人和谐哲学思想精华,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借鉴。
其次,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从他山之石中借鉴并传承和谐文化,同样在借鉴并传承中创新。周德义先生在《和谐论》一书中指出:“和谐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9](P5)“西方和谐思想源远流长”.[9](P177)这就是对西方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缘由。
例如,对海德格尔的研究。周德义先生在《湖南社会科学》、《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学术期刊发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此在”研究的启示及其引发的思考》等学术论文。此外,他还在《说“在”之“道”》和《彼在》等学术论文中,专题研究海德格尔提出的“此在”范畴。周德义先生认为:海德格尔“提出了’此在‘的概念,从而使本体论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8](P114)他在对海德格尔“此在”范畴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彼在”范畴,并在《彼在》一文中阐释:“一切事物都是因时而生,因地而生1因缘而生。我们可以把这个因时因地因缘而在,称之为’彼在‘.这是广泛意义之’在‘,是既包含生存之在,又先于生存之在的在。这种普遍意义的’在‘是与海德格尔所思、所讲的’此在‘是有所区别的,因为海氏之’此在‘是’生存之在‘,是’我在‘,具有特许的含义。因此,’彼在‘与’此在‘构成了一种普遍的’在‘与特许之’在‘的关系。……相对于’此在‘的’彼在‘是一种遥远的’存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彼岸的’存在‘.而’此在‘是可以触摸、可以呼吸得到的足下的’存在‘、周边的’存在‘、自我的’存在‘.而’彼在‘则不然,是’在时‘、’在场‘、’在缘‘之’在‘.’彼在‘是广大的万事万物之在。’此在‘是狭隘的人之所在。有了’彼在‘,也就有了’此在‘,这样子,我们的认识路径更是清晰清新而不会完结的了,因为我们的认识是从’此在‘即人出发的,我们是从人的自身出发的,我们是从有限的追求出发去实现无限的意义的。”[13]对于海德格尔的研究,周德义先生的创新在于运用“一分为三”方法论,提出了包含“在时”、“在场”、“在缘”三个要素的“彼在”范畴,从而更深入地认识了“存在”的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求得人的认识在时空中的和谐统一。
再如,关于黑格尔的研究。周德义先生在《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一分为三”思想研究》、《黑格尔逻辑学“一分为三”思想研究----关于绝对空虚的贫乏的逻辑起点和严谨的有机的概念体系》、《黑格尔自然哲学“一分为三”思想研究》等学术论文。上述论文侧重于从黑格尔哲学中发掘“一分为三”方法论的思想资源,吸收合理成分为构建社会和谐服务。
还如,《和谐论》一书列专章《西方和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论述了“西方古代和谐思想的起源”,“《古兰经》的和谐思想”,“中世纪宗教哲学的和谐思想”,“乌托邦与空想社会主义视野的和谐”,“西方社会学视野中和谐的多重维度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内容,从而表明“和谐”是西方哲学从古至今不变的研究课题。
周德义先生对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既是在传承中创新,又是在创新中传承。按冯友兰关于研究方法分为“照着讲”和“接着讲”两种分类的说法,周德义先生的哲学研究有“照着讲”,即传承,更有“接着讲”,即创新。冯友兰关于“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表述是:“宋明以后的道学,有理学心学二派。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的理学,大不相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因此我们自号我们的系统为新理学。”[14](P1)周德义先生的哲学研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注重了“接着讲”.“照着讲”是科学研究不可回避的,没有传承何谈发展,然而,科学研究的本质在于创新,即“接着讲”,可是,“接着讲”比“照着讲”的难度要大得多,也就是张世英在《师心与师古》一文中所说的:“德国学者施耐德巴赫说过这么一段话:现在的德国哲学界以对过去的伟大文献作注释、修订、整理、重版为时尚,对哲学问题的活生生的思考似乎在泯灭;名为哲学家实为历史学家或语文学家的人都有一种’逃避症‘,即逃避以第一人称讲话的危险,他们不敢说’我说‘、’我认为‘,而是畏缩地称’他说‘、’他认为‘.这里的’他‘,指的是哲学史上已经故去的伟大哲学家。”[15]周德义先生无论是研究中国哲学,还是研究西方哲学,从不回避“我说”、“我认为”,注重在传承的同时创新,也就是说不仅仅“照着讲”,更注重“接着讲”,具体表现为既运用“一分为三”方法论研究中西哲学思想,又从中发掘“一分为三”方法论的思想资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寻求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周德义先生哲学研究的过程和成果,特别注重人生修炼和文化传承创新,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寻求哲学理论依据,从而凸显了周德义先生哲学研究的特殊价值,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面向社会生活的实际是需要勇气的。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讲授哲学史课程开讲词中说过:“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学的第一个条件。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和力量。人有了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坚硬顽固到不对他展开。那最初隐蔽蕴藏着的宇宙本质,并没有力量可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它必然会向勇毅的求知者揭开它的秘密,而将它的财富和宝藏公开给他,让他享受。”[16](P3)对此,周德义先生的研究实践表明:他是做到了的,注重哲学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立足解决实际问题,也正因为如此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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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周德义。关于构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思考[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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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世英:师心与师古[N].人民日报,2013-1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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