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人生信念的内涵与当代价值(2)

　　（二） 社会主义信念---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社会取向
　　
　　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一百六十多年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多难的历史过程。所谓社会主义信念，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充满信心，并坚信社会主义必然会战胜资本主义，进而取得最后胜利的心理认识和精神状态。张岱年先生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是科学认识与主体情感的有机结合。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必然产物和具体表现。它是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社会取向。
　　
　　张岱年先生的社会主义信念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社会主义”理念，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十月革命之后，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如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及社会主义等。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广泛的传播，社会主义思潮得到广大爱国志士和先进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接受。无疑，社会主义思潮对年轻的张岱年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张岱年先生说：“中国现在只有尽其量求工业化、科学化，求达到西洋的水平线，同时却不要执着于资本主义，而时时作转入社会主义文化的准备。”[6]即是说，现在中国的文化工作，应当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准备的工作。同时，张岱年先生还主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欲求良好的生活，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劳苦大众从资本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把弱小民族从帝国主义的宰割中解放出来，把人类从不平等、同类自残中解放出来，使人类能够过真正幸福的生活。”[6]（208）即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人人平等、真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二是自1957年至“文革”期间，在人生处于低谷时期，张岱年先生仍然拥护社会主义制度。1957年，张岱年先生对一些工作提出批评，招来祸害。于是，张岱年先生在北大被划成“右派”,成为“专政”的对象。尽管被错误地划成“右派”,精神压抑，心情苦闷，但他初衷不改，仍然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张岱年先生在晚年回忆道：“在划入另册的时候，我自信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我仍然信持辩证唯物论，愿努力弘扬中国唯物论的光辉传统。”[5]（107）孟子引曾子所说：“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下》）后世称之为“以德抗位”,体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铮铮骨气。从心理学来看，任何有目的的活动，都有意志的控制力。如果没有主体的坚强意志，就不会有坚定的信念。可见，虽身处逆境也不改自己的人生信念，彰显出了张岱年先生刚健自强的人格意志和“直道而行”的立身处世品格。三是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念。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西方思潮的影响，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有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对此，张岱年先生撰文指出：“近百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摆脱民族的危机。今天也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使国家兴旺发达起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必须肯定的彰明较着的真理。”[2]（431）正是因为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张岱年先生在晚年毅然决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年以来，我一贯信持辩证唯物论，又一贯拥护社会主义，我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参加中国共产党是我的必然的归向。”[5]（231）辩证唯物论，是社会主义建立的哲学依据。因此，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是张岱年先生信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结论。
　　
　　任何信念都要以一定的认识为基础。张岱年先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既有经验的认识，又有科学的认识。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腐朽的基础上，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在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是自发的社会主义信念；在科学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是自觉的社会主义信念。通过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比较，认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应该说，张岱年先生的社会主义信念是一种自觉的人生信念，是对社会主义的理性认识和文化自觉。从年轻时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到中晚年对社会主义的坚信，彰显出张岱年先生对美好社会理想的执着追求。张岱年的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是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社会取向。
　　
　　（三）学术研究信念---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价值根基
　　
　　学术研究是探求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奥秘的精神活动，其本质意义在于追求真、善、美。学术研究是一种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也是学者人生信念的自我建构过程。学术研究呈现出学者的生存方式，展示着学者的学术信念与人生价值追求。所谓学术研究信念，就是学者对学术文化研究的坚定态度和担当学术研究重任的实际行动。学术研究信念是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价值根基，也是张岱年先生安身立命的根本活动。如果说，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是张岱年先生社会理想追求的体现，那么，坚定的学术研究信念则是张岱年先生个人理想追求的彰显。
　　
　　开展学术研究，建构哲学体系，成就学术人生，是张岱年先生的人生价值诉求。但是，张岱年先生的学术研究道路是曲折坎坷的。具体而言，一是早年在求学期间，立志于学术研究，提出“学术救国”的主张。在初中毕业时，班主任老师要求每位学生写下个人的终生志愿，张岱年先生写到：“’强中国，改造社会；成或败，退隐山林。‘……我在中年以后，自知不是搞政治的材料，也就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了。唯有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是始终不变的。”[5]（22）在而立之年，张岱年先生的学术思想初步形成。在1933至1937年的四年间，张岱年先生不仅参加当时主要的哲学讨论，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文章，还撰写了以哲学问题为纲的约50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标志着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二是抗战至解放初期，笔耕不辍，硕果累累。抗战爆发后，张岱年先生蛰居读书，研读大量古今中外的哲学着作，同时思考哲学问题，写了一些思想札记，即《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及《天人简论》，总称为《天人五论》，确立了自己的思想要领。1945年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张岱年先生受聘清华大学任哲学系副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大调整，清华大学哲学系合并到北大，于是，张岱年先生又开始了北京大学的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期间，1954年撰写《王船山的世界观》，1955年撰写《张横渠的哲学》，1956年撰写《张载---中国11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编写《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1957年相继撰写《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及《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等。他对学术研究乐此不疲，学术成就不断凸显。三是“文革”结束后，焕发出“学术生涯的第二次青春”.自1957年秋，张岱年先生被打成右派起，之后的20年时间，几乎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没有发表论着。期间，张岱年先生只是参加了教研室组织的《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的资料选注工作。“文革”结束后，焕发出“学术生涯的第二次青春”.于是，张岱年先生改陈子昂的诗句：“前既闻古人，后亦观来者（现在的青年人都是来者），念天地之长久，独欣然而微笑。”表达了对学术研究的乐观情趣。“进入80年代，我已到了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古稀之年，仍以高兴的心情努力于教学工作。”[5]（124）具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1）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着重研讨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易传》、宋明理学和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的体系问题；（2）关于中国伦理思想和价值学说的，主要研讨了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人性论、“三纲”、“五常”、价值观及人的价值；（3）关于文化问题的，着重探讨了关于中西文化之异同、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文化系统的分析与选择、民族精神及文化的综合创新。进入90年代，张岱年先生已是耄耋之年，但仍然研思不辍。具体而言，主要讨论四类理论问题：（1）关于价值观与新道德建设的问题；（2）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基本派别；（3）关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的分析；（4）关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岱年先生以愉悦的心情和执着的精神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学术研究是张岱年先生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张岱年先生的学术人生道路，尽管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坚定的学术研究信念使他仍然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其学术成就集中体现为“雄文四百万”的巨着---8卷本《张岱年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张岱年先生在文化建设上，始终“主张兼综东西文化之长”而“融合为一”;在哲学体系建构上，始终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其学术思想体系，“为中国文化的更新、转型探索出一条新路，并建立了一个新的文化模式”;“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模式。”[7]简而言之，张岱年先生坚定自己的学术研究信念，在哲学理论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及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的学术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哲学和学术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哲学和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民族文化复兴信念---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学术情怀
　　
　　民族复兴的核心是文化复兴，文化复兴的核心是学术繁荣。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中华文化的复兴，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文化复兴信念，就是对中华文化的光辉前景和发展前途充满信心，并坚信中华文化在新世纪有巨大发展的心理认识和文化实践状态。2001年1月21日，张岱年先生在中华孔子学会春节联谊会上的献辞说：“19世纪是中华民族饱受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世纪，21世纪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中华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复兴信念，是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学术情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国民生产总值和综合国力的逐年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与自豪感也日益增强。于是民族复兴和民族文化复兴的理想诉求日益高涨。张岱年先生的民族文化复兴信念，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在旧中国，提出“改造中国旧文化而创造中国新文化”的主张。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说：“中国文化本来是先进的，不料以后停滞了，落后了。在此时代，中国应由西方文化给予的刺激，而大大地发挥固有的创造力，创造出新的文化，使之在将来的世界文化中有重要的地位，做出新的贡献。”“中国旧文化的改造，同时就是新文化的创成，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复兴。”[6]（156-157）张岱年先生始终认为，只有中华文化复兴，然后才有中华民族的复兴。二是改革开始时期，面对“全盘西化论”和“儒学复兴论”,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文化观。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文化建设上，既不是儒家文化的复兴，也不是全盘西化，而只能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目标诉求。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问题上，张岱年先生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我反对中体西用论、国粹主义，更反对’全盘西化论‘,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个新的创造，同时又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5]（245）“文化综合创新论”,超越了传统“体用二元论”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比较正确地处理中、西、马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基本方针。三是要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如何复兴民族文化，张岱年先生又提出“民族文化主体性”问题。张岱年先生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既要批判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又要汲取外来文化的先进成果，但决不能丧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接受外来文化时，有一个问题应该注意，就是要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也可叫作’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文化是为民族的生存服务的。民族是一个主体，吸收外来文化要为民族服务，使我们这个民族更加兴旺发达。但是不能丧失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不能完全跟着人家学，应该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8]如果全盘接受外来文化或西方文化，将会失去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又何谈中华民族的复兴？因此，实现民族文化复兴，关键在于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四是要正确认识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惟有认识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缺点，才能舍旧取新、继续前进；惟有认识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才能保持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张岱年先生还强调，在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中，需要变革传统，改造传统，但是不能全面否定传统。我们要超越传统，首先也要正确认识传统。正确认识民族传统文化，是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前提和条件。
　　
　　民族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需要经济富强，而且需要民族文化复兴。民族文化复兴，不仅需要国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还需要学者专家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建构。现代新儒家贺麟先生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9]而张岱年先生的民族文化复兴旨趣在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张岱年先生在晚年更加关注祖国的学术发展和民族文化复兴问题，并满怀信心地预言：21世纪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也将是中国学术文化蓬勃发展的世纪。民族文化复兴信念，是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学术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