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一般地，我们往往从修辞学的角度去研究反讽。事实上，反讽也是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以及国内可见的《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外国哲学大辞典》（ 冯契编）、《伦理学大辞典》（ 朱贻庭编）、《价值学大词典》（ 李德顺编） 等工具书都收录有反讽词条。据以反讽概念为博士论题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研究：“首倡、引进反讽的是苏格拉底”、“现代的反讽首先归于伦理学”、“恰如哲学起始于疑问，一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的生活起始于反讽”.[1]克尔凯郭尔被誉为是“丹麦的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与城邦事物保持距离而只关心自己的灵魂一样，克氏对家庭、基督教会、国家均持反讽姿态而决意做个“个体的人”.为此之故，他提出了着名的“人生道路诸阶段”: 审美阶段、伦理阶段、宗教阶段。结合苏格拉底的反讽实践及克尔凯郭尔的反讽研究，我们这样来看反讽概念的伦理学内涵： 反讽是个体道德意识觉醒状态下对伦理规范的一种认知，它认为，伦理规范具有相对性，真正的人生应审视乃至否定这些相对的伦理规范而走向至善。以此标准来看，中国伦理史上亦有一批苏格拉底式的反讽思想家，如庄子、嵇康、李贽等。本文从反讽概念出发分析王龙溪的人生境界学说，试图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来。
一、王龙溪的反讽： 从“无善无恶”到“至善”
在研究心学时，一些学者从存在主义视角出发，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我们看到，以克尔凯郭尔为开创者的存在主义哲学与心学确有许多会通之处。陈来先生说：“理学到心学的转向类似于黑格尔后，西方哲学从理性主义到存在主义的转向。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正是不满于黑格尔哲学的大厦无法安心立命而转向人的存在。”[2]作为存在主义与心学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对克尔凯郭尔与王龙溪均十分欣赏。他认为：“克氏思想之出现，实一眼看到西方近代思想末世一衰微之倾向，非人格的倾向，非立体的倾向，故一反其传统而主往里收，即重归自己之主体，肯定人格个性，以开辟出一光明之源，透露一真生命之机，吾人顺克氏之学回到自己来接中国学问，当能有一番新意思……存在主义思想正给予吾人一新刺激，逼使吾人回头见父。”[3]牟先生还认为克氏的思想“可促使我们反省孔孟之教以及宋明儒者之造诣究竟在何层次……而知二溪（ 王龙溪、罗近溪） 之学实乃中国心性之学发展至一成纯之最高峰。”[4]牟先生的高见为我们从克尔凯郭尔所研究的反讽概念看王龙溪提供了一个依据。
按照克尔凯郭尔对反讽概念的研究，我们认为，王龙溪也持一种反讽姿态。这样的结论，可以从龙溪的形象、行为和思想中得以印证。从形象、行为上看，王龙溪与传统儒者形象、行为格格不入。在未成为阳明弟子前，龙溪少年任侠、混迹于酒肆博场之中，每见方巾之士，辄骂“腐儒”; 成为阳明弟子之后，龙溪仍不愿为名教所节，不乐礼法而甘食悦色，提倡狂者之风，不居官场而四方讲学，多与僧、道、商等人游。从思想上看，龙溪的“四无说”更为明显地体现其反讽态度来。龙溪这样解释“无善无恶心之体”:“善与恶相对待义，无善无恶，是谓至善，至善者，心之本体也。”[5]与苏格拉底否定各种善（ 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等） 的定义一样，龙溪看到了人们所遵从的伦理规范的相对性及其间的矛盾性，与克尔凯郭尔一样，龙溪看到了那些自诩为普遍伦理规范的虚伪性及令人窒息性。正如与龙溪同时代的张居正说：“昔以为善者，今以为不善； 以此为善者，彼以为不善。”[6]伦理规范的混乱使得人们“无所措手脚”,整个社会古风渐渺、士风日下，尤其是一些读书人，竞将“道德”当作功名利禄的“敲门砖”.龙溪对明朝嘉靖、万历时期的社会道德状况有如下的批评：
世降学绝，士鲜克以豪杰自命，圣贤不世出，道德之风盖亦邈矣。下此而功名、而富贵，果能实心建立而忘爵禄否乎？ 果能明于利害而赫然震掉否乎？ 是未可知也。所趋既卑，故所见益陋，依傍假借，大抵名高而实下。今之所谓道德者，古之功名也。今之所谓功名者，古之富贵也。今之所谓富贵而已者，庸鄙攘窃，自比于乞墦穿窬之类，有仪秦所不屑为者而甘为之，所趋益下矣。[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