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图书馆学，是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中“西学东渐”的产物。回顾我国图怜馆学发展的历程，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其自主性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图书馆学的根本，是其存在的基本理由和合法性依据，是迫切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和解决的问题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指出，“真正的社会科学，要根据它的科学研究是否能够独立于各种世俗权力、独立于经济和政治权威的干预来加以判定的”。图书馆学本土化，就是图书馆学研究要坚持学术的自主性，不是被动地跟着别人走，而是要以自我为主，研究自己的问题，创建自己的理论，中国的图书馆学要发展，就必须形成中国图书馆学自身研究的自主性。
1.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自主性探寻
从现有的文献和总体的研究态势来看，学术自主性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人类学、法学、传播学等学科，图书馆学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寥寥无几。实际上，社会学、人类学等的自主性研究都是专题性研究，但是有关图书馆学的自主性研究，很少有学者做专题性研究笔者曾以“中国图书馆学*自主性”词组作为关键词，分别在中国学术期刊网和维普科技期刊数据库上进行检索，结果没有发现一篇直接涉及这组关键词的学术沦文，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内图书馆学研究不重视自己的特色，只是没有明确地用“自主性”这个词语表达出来而已。
纵观研究者们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反思和研究，一代代图仔馆学先驱不仅开创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之先河，而目一直致力于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与实践，为图书馆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1921年，当时一还在非律宾大学留学的杜定友先生就在自己的图书馆学毕业论文中明确写到“没有一所外国的图书馆专科学校能够培养出全面的图书馆学者，以适应中国图书馆的需要”.他认为，中国的图书馆和中国的藏书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自己独具的特色，因此，外国的图书馆学教育是不可能培养出切合中国实际的图书馆学者的，中国的图书馆员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由中国自己来培养。1925年李小缘先生留学结束回国前夕，在参观美国国会图书馆后，在留言簿上毅然写下了这样的话：“与其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充分表达了他当时立志要身体力行、报效祖国，建设中国图书馆的心声。为了推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925年，近代图书馆学大师梁启超促成了中国图书馆界第一个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他在成立大会的演说中，正式向中国的图书馆学界发出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倡议。刘国钧先生在为（图书馆学季刊》撰写“办刊宗旨”时，明确地将他对中国图书馆学发展方向的认识表达了出来，“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这明确提出了以“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为思想源泉而建立“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的学术目标，希望中国的图书馆学既能够借鉴西方的经验，也能够继承自己的传统，将中西有机地结合，形成一种新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图书馆学。
杜定友、李小缘、梁启超、刘国钧四位先生的论述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即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内部及外部都已经产生和形成了促进自身发展的觉悟和趋向。这种觉悟和趋向正切合了二三十年代“新知”与“旧学”要很好交融的普遍呼声.他们的本土化或自主性思想及其在图书馆学研究活动中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发展。
新中国的建立，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前景，学者们根据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图书馆工作实践的需要，在图书馆学方面进行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果实，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基本架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图书馆学各项工作的全面恢复及各类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中国图书馆学展开了一场深刻、全面的变革，从理论格局、学科结构到思维方式、研究方法论等方面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与此同时，图书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本土化。1998年，北京大学吴慰慈教授提出“图书馆学本土化”的问题，吴慰慈先生认为，“在发展中国图书馆学的过程中，我们无疑需要借鉴和吸收西方图书馆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但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本土社会的实际，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学派，为中国人在国际学术界争得理应属于我们的一席之地”.在吴慰慈先生的倡导下，学界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地研究，图书馆学本土化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相应地得到了“图书馆学中国化”、“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图书馆学中国经验”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图书馆学自主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中国图书馆学自主性反思
就图书馆学的学科特点来说，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比，图书馆学理论因为学科上的自主性较少，被认为是幼稚的学科甚至称不上是科学。众所周知，学术自主性不仅是实现学术社会功能的保证，也是学术自身得到持续发展的基础。应当承认，经过一百年的发展，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在理论原创、学科建设、方法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者的自主意识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由于诸多方面的因素，我国图书馆学还是没有足够的自主性，自主性不足仍然是其进一步创新发展的潜在危机和隐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邓正来先生就一直致力于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倡导“中国学者必须扞卫学术场域的自主性”,强调在国内向度上的学术规范化和在国际向度上摆脱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响，以建构起中国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如果将图书馆学界的争论放到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里，则可以理解为：这实际上体现了中国图书馆学界出于研究伦理考虑的“困惑、良知和焦虑”.由此来看，我国图书馆学自主性的不足乃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的一个缩影，邓正来先生的分析框架为我们反思中国图书馆学自主性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视角。
从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来看，作为一门学科，图书馆学是在借鉴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西方图书馆学中国化是中国图书馆学自主性发展的必然诉求。众所周知，德国学者施莱廷格于19世纪初提出，图书馆学的社会背景是欧洲工业化及由此而来的对传统社会的重组，学术背景则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自然科学理性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延伸。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我国图书馆学是在引进和移植西方图书馆学的基础上起步的，“在过去的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过程中普遍存在一种‘西方中心论’的倾向,时至今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不仅译介西方图书馆学的概念话语、理论派别的较为丰富，并且更多地是用西方图书馆学的话语或理论框架来论说中国图书馆学实践中的问题，但是真正有分量的本土研究成果较少。”中国图书馆学由于长期受西方话语权的支配（先是美国图书馆学，后是苏联图书馆学），不仅割断了古代图书馆学重视文献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也使自身长期处于国外图书馆‘注脚’的地位.我国模仿或移植的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并没有与我国的文化传统、现实国情有效地关联起来，致使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仍然没有摆脱对西方图书馆学的依赖而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即便是那些对中国图书馆现象的研究，也大多是用在我国进行实践的这一事实来验证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或依照西方既有的概念术语对这些客观事实做“语境化”处理，通过对其的“过滤”而带上浓厚的西方色彩，这些对客观事实的研究与展开“中国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渐行渐远。这种缺乏学术自主性的图书馆学研究，与我国这个图书馆学大国极不相称。
近年来，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学术界出现了“重建中国社会科学”的声音，“重建中国社会科学”逐渐变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普遍诉求，图书馆学研究的自主性诉求就是对我国图书馆发展的一种文化自觉的反映.在图书馆学学科发展中，有些学者为了拓展图书馆学分支学科，在研究中简单移植、生搬硬套、轻率立学，动辄创造出一些新原理、观点或方法，造成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热”与现实关切“冷”、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与基于本土原创贫乏的明显对比。从现实性来看，现有的图书馆学理论，尚无令人信服的解释或解决当前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实践所面临的困境和新问题的方法；从长远发展来看，现有的图书馆学理论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尚不能为继发性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充足的拓展空间，进而引领图书馆学未来的发展。这就要求我国图书馆学者在面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工作实践时，以问题为导向，了解当前图书馆发展中不同方向、不同层面的困难，或有效地阐释图书馆当下存在的危机、面临的难题，或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或设计可行的研究方案，或做出明确的理论阐释，从而引领图书馆学未来的发展。
3 构建具有自主性的中国图书馆学
随着中国文化自主意识和学术话语权意识的不断增长，一段时期以来，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这也表明我国学术研究的自主性不断增长。从知识发展的视角来看，一个缺乏自主性的知识体系不大可能提供知识增量；从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一个缺乏自主性的知识只能起到宣传解释权力意志的作用，不可能匡正实践与指导实践.如果我国不能够扞卫学术场域的自主性，就不能把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巨大变化转换为学术资源，就不能有效地进行知识生产和再生产，就不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图书馆学。立足于中国图书馆工作的实践经验，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精华的基础上，构建具有自主性的中国图书馆学，我国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
3.1 强化研究者的主体意识
发源于欧洲的现代图书馆学经过各国的传播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学术流派和发展趋势，同时也表现出与各国研究者本身的素质及其在研究中的主体意识高度相关的内容，从而也决定着该国图书馆学研究水平的高低。
中国图书馆学的自主性发展，离不开研究者们自觉和自主的创新性探索。缺乏学术自主性的图书馆学，是无法正视中国图书馆面临的现实问题的，也无法系统地吸收人类的思想、智慧，无法从容地搜寻自身的学术传统与历史源头，有时不得不陷人“用中国经验论证西方学术逻辑”的尴尬局面。笔者考察欧洲以外的西方图书馆学，研究比较有成就的国家，无一不是在图书馆学本土化方面做得比较好、研究者主体意识强的国家。美国图书馆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就，最终取代欧洲成为当今世界图书馆学的研究中心，并不是因为美国图书馆学研究者对欧洲图书馆学研究的更好，而是美国图书馆学研究者具有强烈的自主性意识，能够有效地解决美国图书馆的实践问题。这为我国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我国构建具有自主性的中国图书馆学，更多是期望知识分子能够在治学、研究上具有自主性。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图书馆学的本土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学研究者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独立的批判能力，要分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哪些问题是他人的问题。我们必须强化图书馆学研究者在学术研究中的主体意识.具体来说，就是要强化图书馆学研究者学术研究的反省和批判意识、责任意识、竞争和发展意识以及学术创新意识等。
3.2 更加重视理论创新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尚未摆脱国外图书馆学的影响，我国图书馆学界创新动力不足，导致图书馆学本土化目标模糊不清。如何摆脱思想上依附西方的心理依赖，形成具有原创性的中国图书馆学术研究成果，成为图书馆学界迫在眉睫的问题。众所周知，没有理论创新，就不可能把学术研究推向前沿，引领学科进步与发展。历史赋予科研工作者的使命之一就是要不断创新。一项学术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创新性可以从4个方面考察：①在开拓研究领域方面是否具有创新性；②在使用研究方法方面是否具有创新性；③在运用论证资料方面是否具有创新性；④在阐述观点或理论方面是否具有创新性.以此来评判学术研究成果，只要其具备任何一种形式的创新，都可称得上是具有创新性的学术研究成果。我国图书馆学理论创新既要注重学科发展中基本问题的阐释，为图书馆工作实践提供理论指南；又要注重学科体系的构建，为知识生产和学科发展寻找更广阔的空间；更要瞄准学科前沿，密切关注应用领域中的变化发展，力求更好地贴近现实，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3.3 重构我国图书馆学术生态
回顾我国图书馆学术发展的道路，从移植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到构建本土的图书馆学理论，为摆脱依附西方图书馆学发展的状态，一代代图书馆学者为追求自主发展弹精竭虑。如果说30多年前我国学术研究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政治因素的障碍，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妨碍学术研究发展的政治因素已经基本清除，影响、制约和妨碍学术发展的因素主要是内部性的，其中学术失范是最大的障碍。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存在的学术失范现象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现象，它不仅牵涉到学术生产的方方面面，而且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场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受体制变革和市场经济的影响，学术界暴露出种种学术失范或“学术腐败”的弊端，直接影响到整个学术生态。更为重要的是，在现行的官本位学术体制下（如学术资助制度、科研评价制度、科研管理制度等），以行政管理的方式将学术强制纳人到国家权力的范畴内，这种做法不仅“奴役着”学者们的思想，而且不断地“践踏”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学者们未能达到或者不知如何实践陈寅洛先生所坚持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也就无法独立地抓住并提出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只能要么在一些与现实无法关联的“伪问题”上耗费时光，要么在“真问题”的圈外徘徊，要么伸手向上（即政治权力科层体系的核心）、要么向业界的话语权力拥有者“乞求”问题.任何创新性的学术研究成果，都是研究者对已有的图书馆学理论和现行的图书馆实践的特殊感悟、体验，并基于这些感悟、体验建构起来的独特的理论思想。因此，要推进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本土化，创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必须尽快重构和优化学术生态。
3.4 强化问题意识来推进图书馆学本土化
为推进图书馆学研究的本土化，避免学术研究缺乏自主性的“被发展”现象，一些有志之士一直在探寻其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科学研究应该从问题开始，这是中外思想家和科学家的共识，强烈的问题意识一直是科学研究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当然，图书馆学研究也不例外。图书馆学研究者总是在不断地探讨图书馆实践中的问题和在解释或解决问题中建构的图书馆学理论，其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图书馆场域中的问题，那种“言必称希腊”,洋教条、洋经验是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的。图书馆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图书馆实践，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图书馆学“学科化”、“体系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存在着学科意识强烈而问题意识逐渐淡化的现象，笔者在《构建理论体系抑或研究现实问题-关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思考》一文中提出，强化问题意识，走“问题导向”的研究途径，是发展图书馆学、完善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途径和必然选择.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作为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不仅是研究的起点和学科发展的生长点，而且能够推动和深化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应该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一种理念，更应该贯彻在图书馆学研究的全过程之中。以问题来自觉推进图书馆学本土化，就是要求学者对图书馆学的研究要有问题意识，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深人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图书馆实践中的问题，其研究选题要以问题为导向，研究过程要围绕问题展开，研究成果要以能否解释或解决现实问题为标准，研究管理要致力于建立科研成果的转化机制.事实上，对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来说，只要能够真诚地面对我国图书馆学实践，认真思考本土场域中存在的问题，借助于合适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学者们就能生产出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地方性知识，从而形成具有本土原创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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