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发展迄今，图书馆学研究重心已逐渐剥离了“图书馆”这一机构实体，完成了向知识域的转向。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提出了“客观知识论”〔1〕,引起了国内图书馆界的广泛关注，这其中以 80 年代初彭修义提出的“知识学”〔2〕和刘迅提出的“知识工程”〔3〕为早期主要代表，之后其他多种学科的知识营养陆续被整合进图书馆学研究中，从而相继形成了“知识交流论”、“客观知识论”“知识组织论”、“知识自由论”、“知识管理论”等各类学说，展现出了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学科本质认知的渴求，这些学说的提出为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前趋价值。本文对各类具有代表性的学说进行总结、评析，以期与关注知识论和图书馆学史研究的同行进行交流、共享。此外，以社会需要与学科本身性质、任务交汇处为逻辑起点对协同知识管理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进行了浅薄的论证。
2 国内图书馆学研究中知识论取向的研究现状
20 世纪 80 年代初，知识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图书馆学者也将理论研究重点由传统的对文献载体收藏管理转为对知识内容的组织服务，知识论便以极其重要的身份登上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舞台。最早将“知识学”思想引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是彭修义，自其提出这一观点后，相关研究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笔者分析发现，自 1981 年开始，共有十余个较有代表性的知识说提出。尤其是 1998 年以后几乎每一到两年便产生一种新的知识学说，这些学说既涉及管理学、资源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理论，从而拓展了图书馆学横向发展空间；同时也着力开发了图书馆学内部的分支学科，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内容。这些知识学说在以扩张式为主要发展模式下，经历了知识的本质属性到知识的开发利用再到知识服务的发展过程。基于逻辑起点的差异，可将它们分为图书馆知识输出、图书馆知识存储、图书馆知识获取、图书馆各要素关系和重组管理模式五种类型。图1显示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知识论发展脉络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图1】
2. 1 “知识学”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提出
1981 年，彭修义将知识、文献、图书馆和读者作为图书馆的四大研究对象，并将“知识”作为继图书馆和文献层次之后的第三个研究层次，率先将“知识学”引入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中。〔4〕在其他后续的十余篇论文中，不断强调图书馆学的知识学研究方向，尤其是在其《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知识方向》一文中，再次郑重呼吁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要以知识为核心系统展开，并断定知识必将成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方向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动力。〔5〕刘迅是继彭修义之后提倡图书馆学知识研究对象的早期典型代表，刘迅最早将强调“客观知识”的波普尔“世界 3”理论引入中国，〔6〕对图书馆学研究中知识学的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启发作用。在后续的研究中，又提出了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内容的最终归宿必将是知识工程的观点。〔7〕知识学的观点认为图书馆活动是社会知识活动的一个部分，甚至将知识研究视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基础，从知识的高度来把握和研究已有图书馆活动内容，这在当时以文献信息为核心研究内容的图书馆学理论中，显然实现了重大突破。纵观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史，我们不得不佩服早期知识学说倡导者们的远见卓识。目前，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知识化趋势已十分明朗。这一方面是知识经济社会和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等外部大环境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图书馆学对以文献、信息资源为核心的研究内容和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进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
2. 2 以图书馆知识输出为逻辑起点的知识论
属于这一逻辑起点的知识论包括知识交流论、知识传播论。1984 年，宓浩和黄纯元首次提出了图书馆是“促进社会知识交流的社会机构”〔8〕,将知识交流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之一。这一思想提出的现实意义在于，一方面丰富了基础理论研究内容，拓展了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向外张力；另一方面，将图书馆与社会相关联，并使图书馆与时代的联结更有意义，能够使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国图书馆事业在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功能。
但这一理论的缺陷也很明显：第一，知识交流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功能，而实现这种功能的社会机构很多，因此，将知识交流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容易导致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与图书馆功能的混淆，同时也违背了“矛盾的特殊性”原则，模糊了图书馆与社会上其他具有此功能的机构的边界，不利于图书馆事业的特色发展；第二，知识交流强调的是图书馆活动中图书馆、用户、服务之间的关系，着眼于知识在图书馆外界环境中产生和传递过程，而在揭示图书馆的资源组织与人文环境塑造等内部管理上却显得有些乏力，导致其对图书馆现象的整体认识存在片面性，因此，知识交流论不足以对图书馆具体工作形成有效指导。
2007 年，马恒通又从知识传播角度，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馆藏知识传播，提出了知识传播论。〔9〕知识传播论具有浓厚的实践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图书馆在社会传播事业中的功能，虽然马恒通对图书馆知识资源传播的特殊性极力辩解，但对发生在图书馆的知识传播，与发生在诸如教育、出版发行等领域的知识传播之区别的阐述无法令人信服。此外，知识传播论过多地强调了图书馆的主体地位，将图书馆定位于动态传播中的静态物理存在，而忽略了用户与图书馆的互动性，显然局限了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
2. 3 以图书馆知识存储为逻辑起点的知识论
知识组织论是这一逻辑起点的典型代表，由刘洪波首次提出。〔10〕之后，王知津和蒋永福又从不同侧面进行了论述。〔11 -12〕知识组织论强调图书馆是对无序知识（客观知识）进行序化组织的社会组织。显然知识组织论在分析图书馆内部知识序化方面有理有据，克服了知识交流说的某些缺陷。但这一观点更多地强调了知识的整序，其本质是将图书馆视为一种知识存储机构，而忽略了知识用户，轻视了图书馆知识的获取和服务。资源是图书馆价值的最核心体现，知识资源在图书馆价值的体现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但对这些资源的存储并不是图书馆活动的最终目的，对知识资源按需所取才是目的所在，而知识组织论在这点的论述上却显得有些匮乏。如果将知识组织与知识交流有效结合，开发关联性发展模式，取长补短，进而形成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不失为一个值得考虑的课题。
2. 4 以图书馆知识获取为逻辑起点的知识论
梁灿兴的“知识可获得性论”〔13〕、龚蛟腾等的“公共知识管理论”〔14〕、熊伟的“知识共享论”〔15〕以及蒋永福的“知识自由论”〔16〕等是这一逻辑起点的典型代表。总的来说，这些学说强调了图书馆并不仅仅是一个知识资源存储机构，更重要的是一个知识资源获取机构。为有效获取知识资源，图书馆必须对知识资源进行整序，以便用户能够方便获取。相对于知识交流、知识传播、知识组织等学说，这一逻辑起点的学说使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更加趋于系统性。此外，它们的最大贡献是将知识的自由与平等获取作为图书馆的研究内容之一，顺应了现代图书馆学研究的国际潮流。然而，这些学说最大缺陷是过多地强调了图书馆的职能、甚至义务，而作为社会知识机构中的一分子，图书馆的权利、图书馆与用户的互动关系却被冷落。
2. 5 以强调图书馆各要素关系为逻辑起点的知识论
蒋永福的“客观知识论”〔17〕、王子舟的“知识集合论”〔18〕、柯平的“知识资源论”〔19〕是这一逻辑起点的典型代表。这些学说强调图书馆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着眼于以图书馆的客观知识资源为基础，通过资源、人、技术与设备等各要素之间的物理作用而产生针对用户的知识服务。这些学说的提出显然对于图书馆学科的实践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大有裨益。但或由于研究内容过于分散与宽泛，或由于概念体系的模糊，使得这些学说还需进一步完善、论证。
2. 6 以重组管理模式为逻辑起点的知识论
2000 年，吴慰慈、罗志勇在分析图书馆关于知识管理研究优势基础上，提出了“图书馆学必须加入到知识管理领域中”,从而推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知识管理论”〔20〕,成为以图书馆重组管理模式为逻辑起点的典型代表。泛在知识环境下，用户对知识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向知识创新的知识管理与服务无疑是图书馆工作价值的最核心体现。
开展知识管理研究是图书馆融入知识经济活动中，彰显自身实力，确立自身地位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图书馆学研究可以丰富学科研究内容，扩展学科研究的外延；另一方面在知识管理学框架下的图书馆学研究成果也会扩大适用范围，从而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但要强调的是，知识管理的对象不仅存在于可编码的、结构化的、静态的显性知识中，同时也大量地储存于人脑中的难以编码和结构化的、动态的隐性知识中；知识管理的最终目的不仅重视知识的组织与创造，同时也重视知识的深度挖掘与有效利用。早期的知识管理论将重点放在了图书馆自身所拥有的显性知识的搜集、加工、整序与利用；而对那些内隐的、难以编码的、动态的隐性知识管理却显得力不从心。同时，对来自于用户及相关利益者所拥有的显、隐性知识资源也未能顾全。
综上，笔者认为，目前的知识学说理论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总体上存在着共同的缺陷：①本质上均未脱离对图书馆基本职能的阐述，这不利于图书馆学理论的纵深发展，也与彭修义最初提出的知识学的观点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按彭修义的阐释，知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为：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知识的性质和内容，知识的机构和功能，知识的利用和转化，知识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以及人的知识结构对人类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显然已有各知识论的阐述过于片面化。②各知识论普遍关注的是图书馆自身存在的“客观知识”资源，而用户以及各利益相关者所拥有的客观知识资源及其拥有的主观知识资源均被忽略，这显然对于知识资源的认知过于片面化。③图书馆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始终未被强调。尤其是图书馆与用户的互动更为重要，互动是图书馆提供更好服务的前提，也是用户满足其知识需求的有效措施，如果没有互动，图书馆的知识满足与用户的知识需求之间的结合点会受到严重威胁，图书馆学研究内容也会因此存在失去半壁江山的风险。
3 “协同知识管理”应成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与其他大部分知识学说采用已有理论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类似，“协同知识管理”也并非一个新领域，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国外就有人提出这一理论，并将其应用于企业产品开发、企业研发团队等协同过程中的知识管理。〔21〕21 世纪初，国内计算机学者率先将这一理论引入中国，并从知识管理系统和协同信息系统两个角度切入进行了相关理论研究。随后，图书馆学者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理论的发展潜力及价值，不失时机地将其引入图书馆学科领域内。纵观图书馆学领域对协同知识管理的研究，可以发现，相关学者对协同知识管理的关注更多地是从知识管理的创新角度去阐述。
笔者认为，必须将协同知识管理上升到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高度去探讨，这是社会发展的外在拉力、图书馆学科性质和任务的内在推力以及该理论对图书馆学研究空间拓展与价值深化的作用力三方共同作用的必然选择。
3. 1 协同知识管理的内涵
所谓协同，就是指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彼此独立的资源、个体或组织，在环境、技术等支撑下，为达成相同的目标而相互联系起来，以实现总体效果高于部分效果之和，人、资源、系统、应用情景等多个要素之间的互相组合均可达成协同。协同知识管理是指连接组织内部各个部门或人员，整合组织内部知识资源，协调组织内部各类系统，使其长期合作，促进知识管理目标的实现，使知识管理的各个环节都能以整体效益最大化的方式运作。〔22〕在此基础上，笔者的理解是：
以图书馆物理环境或相关虚拟环境为基本介质，在技术、共享文化机制、学习机制和信任机制推动下，通过构建协同知识管理平台，连接馆内外各个行为主体，协调馆内外各类系统，使图书馆能够与其知识输入前端、知识流动过程、知识输出终端等协同管理和整合彼此所拥有的显性知识资源和隐性知识资源，以实现知识创新和整体利益最大化之目的。图书馆协同知识管理的基本任务就是突破图书馆内外部资源之间的各种限制，克服图书馆自身知识及智力资源的短缺，通过运用一定的运作模式和技术手段协调各协同主体，以实现图书馆与其他各协同主体之间的目标、技术与资源协同。
3. 2 协同知识管理何以成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
在图书馆学内涵深化和外延扩展研究过程中，图书馆学界越来越认识到图书馆学研究既不能脱离其现实根基（即图书馆或图书馆事业），但又不能局限于此，融合了协同学、知识管理学、人文学、计算机学和图书馆学、情报学等多种理论与方法的协同知识管理恰好能够满足图书馆学研究的这一要求，此为其一；其二，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应考虑的因素很多，其中重点应放在继承性与前瞻性，研究空间与可行性、图书馆学科性质和任务的需求、研究对象对图书馆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与社会地位提升的作用等。任何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都不会超越知识资源的范畴，知识资源是图书馆核心价值所在，而知识资源的开发、存储、组织、利用、创新与服务无疑是图书馆永恒的主题，知识管理的研究内容可以很好地成就这一主题。然而，图书馆如何在泛在知识环境下通过知识资源服务取得竞争优势？ 图书馆如何能够更好地满足用户日益加深的个性化服务需求？ 图书馆如何能够更深度地实现知识创新？ 图书馆如何能够实现智慧型的知识服务，甚至引领用户的知识需求？ 等等一系列问题是摆在图书馆人面前十分严峻而又极具价值的挑战，显然这种挑战仅凭图书馆一馆之力难以应付，普遍意义上的知识管理实现起来也会显得十分吃力，而协同知识管理可以采用与利益相关者协同的方式来加强知识的获取、共享与交互，并通过挖掘知识资源之间的关联进行知识整合，从而使图书馆知识管理中存在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得以有效解决。因此，确立协同知识管理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一种科学合理的选择。
3. 3 图书馆学协同知识管理研究的内容
鉴于协同知识管理理论处于与图书馆学理论初步接入阶段，因此，笔者认为，当前图书馆学界应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
3. 3. 1 协同知识管理理论与方法体系研究。协同知识管理尚处于研究起步阶段，还未形成自身较为完善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已有文献涉及，但要么泛泛而谈，要么就是对具体模型、框架和实现技术的讨论，使得协同知识管理的理论研究始终处于分散和浅层次研究状态，无法体系化，因此，首要任务是要对协同知识管理理论与方法体系展开系统研究，这应是一个长期、缓慢、逐渐深入的过程。
3. 3. 2 协同知识管理与图书馆学科体系融合研究。虽然知识管理与图书馆学科体系的融合研究已较为成熟，但是附上“协同”二字的知识管理已将原本知识管理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完全打乱，这需要学者在协同、知识管理和图书馆学三者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融合点，以发挥该理论的最大价值。
3. 3. 3 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协同路径研究。笔者认为，图书馆协同系统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考察。宏观层面主要指社会协作系统，这其中包括由经济、社会制度与文化、信息技术等组成的社会环境系统；由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构成的社会知识资源系统；由数据库和系统开发商、文献资源出版商、社会信息服务机构构成的服务商系统；由社会各类用户构成的用户系统等。微观层面主要指由图书馆内部各部门间文化、制度与知识资源构成的系统，由图书馆与用户构成的系统等。这些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均可成为图书馆学知识管理的协同路径，应重点对这些路径的特征与协同方法进行研究。
3. 3. 4 建立健全图书馆协同机制研究。一套有效的协同机制对图书馆协同实践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例如优秀的知识共享文化机制可以使协同主体能够主动分享自身存在的各种知识资源；高效的学习机制可以使协同主体在协同过程中学习到其他协同主体所拥有的知识；良好的信任机制是知识共享、知识交流和转化的重要基础。因此，图书馆学界应努力探索图书馆协同机制，以期指导协同实践的高效开展。
3. 3. 5 图书馆协同知识管理平台建设研究。管理平台是图书馆进行协同知识管理实践的重要基础，各种协同实践均需借助一定的平台才能得以开展。管理平台可以集成所有应用和数据，并以统一的用户界面提供给协同主体。平台上，数据和信息经过协同处理后可以变成有价值的知识，而知识可以在协同主体的进一步共同作用下通过整合与集成形成知识创新。此外，随着研究的日渐深入，隐显性知识协同管理模式、协同知识的创新体系，知识管理的协同效应、知识融合与协同决策等〔23〕方面应陆续成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
4 结语
学科研究对象在我国图书馆学百年研究史中始终是困扰一代代学者的根本性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图书馆学本身的学科性质有关，也与社会环境、研究体制、研究规范有关，这需要图书馆人继续坚持不懈地努力，从而不断破除各种障碍，实现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科学认识。多年来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对图书馆学研究的知识论取向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这些成果更多地是以横向扩展为主的扩张式发展为主要模式，基本自说自话，如果能将这些知识学说观点有效规范与整合，无疑对促进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向纵深发展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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