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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财经》杂志的编辑出版特征探究
【第一章 第二章】 《财经》杂志的发展历程与经营状况
【第三章】 《财经》特色研究
【第四章】重要人物的编辑理念
【第五章】 《财经》杂志现状及建议
【结语/参考文献】 《财经》杂志市场化发展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 4 章 重要人物的编辑理念
一本杂志能够成功，也是杂志的编辑、记者、撰稿人的成功。新闻史上刊因人传，人借刊行的故事比比皆是。《生活》之于邹滔奋、《语丝》之于林语堂、《良友》之于马国亮都是着名的例子。《财经》虽然创刊不久，但是也鲜明地打上了主编胡舒立及一班活跃记者、稿人的印记。对这些重要人物的分析，有助于理解《财经》的发展历程和成功之道。
特定人物对于杂志的影响，大致有两种方向：一，办刊宗旨、选题策划；二，具体稿件、特定专题。前一类类似乐队的指挥，而后一类好比剧团的头牌演员。在《财经》中，主编胡舒立是毫无疑问的灵魂人物，而后一类人物的代表则是张志雄。
4.1 胡舒立时期
作为《财经》的主编，胡舒立总编显然是乐得其所。这位国内目前最具知名度的财经记者有一种“生命不息，办刊不止”的媒体情节。在《财经》杂志之前，胡舒立做过记者，办过刊物，但是每一次都没能长久，还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就抱憾而终。胡舒立最终还是依靠《财经》才能够大展身手。胡舒立能够成功，与她丰富的个人经历与社会经验，广泛的知识和交往，加上自身的勤奋和使命感是分不开的。
胡舒立总编 1982 年毕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之后进入《工人日报》政文部做记者。这一段主要是写党风党纪批评稿写作，一直写到 1985 年。后来觉得经济这个领域说得透一点，开始转而从事经济报道。1992 年，胡舒立调进《中华工商时报》后，更加如鱼得水。她承认，“其实我原先对经济新闻不感兴趣，新闻的推动意识特强，后来看到中国搞市场经济，觉得记者应该把经济报道搞起来，和经济界广泛接触后，加深了对中国改革复杂性和艰巨性的认识。”
与今同一些“海归”派不同，胡舒立丰富的国内经历使她对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有清醒深刻的认识，而她从 80 年代末开始几度赴美进修又为她将来从事财经报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她身上具备一种难得的全球视野和专业眼光。1987 年胡舒立获美国世界新闻研究所奖学金从而第一次赴美研修采访。1993 年她随中国女记者代表团赴美国首都华盛顿接受外国记者中心（COFJ）的专业培训，后于 1995 年获得该中心颁发的“杰出新闻记者奖”.1994 到 1995 年又获斯坦福大学 Knight 奖学金，赴斯坦福大学攻读发展经济学和国际金融课程。
1995 年胡舒立从美国学习回国。那时候，胡舒立感觉“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必须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即难度大别人不太问津但有价值具有前沿性的领域。其时正好赶上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成立，胡舒立决定采访。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吸纳了许多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的金融精英，在当时是一项打破常规的大事。胡舒立在采访过程也开始探讨投资银行在中国的意义。之后，胡舒立又紧接着对山东日照港在国外获得大宗项目融资的消息进行了报道。这一次她依然是边干边学，查阅文件，检索英文资料，就这样干上了财经报道。
当然在这个清晰而特别的新闻经历背后，胡舒立更多的经历是勤奋和执着。一次采访，常常要准备几十甚至上百个问题；一篇文稿，常常要整理几十盘磁带并反复推敲慎重行文所有这些最基本最琐碎的工作，她都用最大的热情去做。读者读到的每一个中国重大国际融资案例追踪报道、每一个海内外金融界风云人物专访以及每一篇财经时评或资本观察等，无一例外都是这种认真执着的体现。胡舒立自己谈道：“在工作中我有一种认识，当记者并不是千难万难，只要你勤奋学习，机会之门就永远会向你敞开。我刚开始干这一行的时候，也很功利，老想写大报道，急于求成，后来慢慢意识到必须勤奋踏实，才可能写出有分量的东西。每次采访下来，光整理的采访录音就有几十盘磁带，这需要相当的勤奋和敬业。……问被采访者五个问题，往往已经准备了三十个问题。因为你的五个问题极有可能被聪明的被采访者一句话就答完了，而三十个问题可以做到从不同的角度问，总有几个问题里会有你想得到的东西。1997 年7月，我在读国际金融评论里的一篇文章时，好多概念都看不懂，我每过一个小时便打电话回去问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后来慢慢地读该类文章就好多了。我这些年每年都有机会到香港、美国的投资银行去采访，去与分析人员和专家谈，往往要安排一整天。其实财经这个领域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封闭的，相反它很开放，很有趣，这个领域中的人很愿意和你聊。”
胡舒立总编多次在华尔街和香港进行金融考察，频繁采访国内外着名金融机构领军性人物，跟踪中国金融改革实践，为多家财经报刊撰写专栏，最后终于成为圈内外公认的一流记者。
与胡舒立总编成功的记者生涯相比，在《财经》杂志之前的办刊经历确是历经坎坷。胡舒立回忆她从 90 年代中期回国后的经历，用了一句话形容，“我们一直在努力”.开始与上海合作办了一份《现代市场经济》周刊，后来又承包了上海本地一份经济报的北京版，其结局都是干上一年半载，就坚持不下来了，往往钱用完了就算结束。“要找一个报刊号其实不难，要创办一份报纸也不是什么难事，不就是钱么。其实以我的经验，办一份报刊，是很容易搞来第一笔钱的。我们早就学会了如何蒙一家企业，让人家掏钱。但人家企业家也是聪明人，一点也不比你傻。第一笔钱他可能被你花言巧语说动，先付给你，但他会在背后仔细观察，是不是你说的那回事？企业掏钱也不那么傻，即使说准备给你投一个亿，也不是一次全部给你，而是分期给。这样，开初可能会完全付给你几期费用，但一看不行，他完全可能从此不再给钱了。于是当你开办了一份报刊，用上了企业的第一笔钱，结果发现很快就可能接济不上了，人家不跟你玩了。”一直到了1998 年，国内互联网开始兴起，国际通行的风险投资开始进入国内，胡舒立才开始迎来事业的高潮。由联办出资、胡舒立挑头的《财经》从此问世，她的办刊理念也终得以实施。
在国内的新闻圈内，有偿新闻是一个屡禁不止，对媒体腐蚀极大的问题。编辑部能否保持独立，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也是一个财务上的问题，即记者采访能否不靠采访对象出资。从80年代开始出现始于广东新闻界的“三包”（包吃、包住、包交通）采访风，以后发展到送礼品，到90年代初，广东的一些人就发现，在广东请当地的记者写稿子，登的版面不好，在北京干脆把这个报社的人请过去，什么都解决。花l万多块钱，比它登1万块钱广告效果不知道好多少。这种现象严重地腐蚀了中国新闻界，尤其是经济新闻界，因为它的后果是媒体丧失公信力。但这种现象一直无法解决，中宣部三令五申没有很好解决，必须在财务上，在制度上进行解决。
胡舒立对这个问题谈到：我从 1993 年开始认识到这是编辑部费用和编辑部投入的问题。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讲一个是原始启动资金不足，一个是经营能力不强。要解决这个问题：一、编辑部足够的投入；二、市场化运转。就是说，我可以在3-5年内逐渐回收利润，但我知道这样运转要有足够的投入。这一直都没有实现。因此，在 1998 年胡舒立与联办谈合作的时候，第一条就是谈编辑部预算，《财经》杂志要有足够的经费独立地做新闻。有了编辑部预算做保障，《财经》就可以做到：一、给记者有尊严的工资和待遇：二、让记者有尊严地采访。对此，胡舒立解释道：“就是说，我不必要去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让对方给我一个红包，说 200 块的车马费，我呢，不好意思拒绝，心想还能打个的呢。我们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所有的出租票全可以报销，刚开始规定要说明去向，后来觉得麻烦就干脆分到底下去，但是肯定可以报销。我们开始找的就是学校刚毕业的，出来就是怀着尊严的。实际上那时中国新闻界已经是去一个新闻发布会不拿一个包就很难受的气氛。所以《财经》大概从 1999 年开始在北京新闻界吹起了一股清风，就是大家都知道《财经》是不要红包的。”
《财经》的实践对新闻界的影响在于终于有了一批愿意自己投资花钱做新闻的媒体，在业界是独立的，不是哪个企业、哪个机构的公关。这对于日后《财经》公信力的建立和一系列黑幕报道打下了伏笔。
4.2 张志雄时期
如果不是因为《财经》杂志，也许很多人根本不会注意到张志雄是何许人。《财经》细心的老读者知道张志雄是每一期“股海观潮”（以及后来的“沪深股市”）的主笔，也是一系列有关股市文章的撰稿人，而更多的人其实是在 2001 年1月，或者说 2000 年8月才第一次听说了这么一位给证券市场带来一场大地震的人。
作为《基金黑幕》主要作者的张志雄，发表时署了“平湖”的笔名，但很快基金及证券圈内就知道了“平湖”的身份。为保护作者计，2000 年1月，《财经》刊发张志雄的另一篇长文《股市忧思录》时，公开了《基金黑幕》作者的身份：文章的作者“张志雄”,对于关注本刊去年10月号《基金黑幕》一文以及后来引发的大讨论的人们，应当是不陌生的。这里想说明的是，有关“平湖”一张志雄之个人，也许我们更倾向于将他看作是一种“符号”.这里不惜版面所记录的，一、是一些有价值的亦有代表性的思辩的成长过程：二、是一个有体验亦包含了痛苦转折的人物的心路变化。
张志雄并非系出名校的财经专业高才生，他 1988 年毕业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电器自动化系，1991 年 7 月加入上海证券交易所，担任所内自办小报《上海证券交易专刊》的编辑记者。后来，《上海证券交易专刊》发展成《上海证券报》，张志雄一直任职其中。25 岁进入上证所时，张志雄还谈不上对证券市场有如何理性的认识。当时，他“一直沉醉于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最终选择了这个机会，是因为这是“当年巴尔扎克、茅盾都难以觅到的机会”.《上海证券报》也确实为张志雄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学习和思考的机会，短短 10 年时间，他从普通记者到国际部、理论部、专题部主任，进而到编委，成长不可谓不快，从一个门外汉到 90 年代后期为列为证券圈中“证券新生代”之列。
在《上海证券报》期间，张志雄做过的一件有影响的事情，就是 1995 年组织的关于“证券市场大智慧”的讨论，以专版形式连续刊登讨论文章百余篇，共 30 多版，20余万字。这是国内证券市场开设以来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那次讨论中涉及的许多问题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2001 年初的证券市场大讨论，实际上很多是这一次“市场大智慧”讨论的延续。
虽然在《上海证券报》一直是顺风顺水，但是作为体制内报纸，而且担负着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刊物之责，《上海证券报》对于张志雄这样喜欢写“思想新闻”,崇尚“自由表达”的人来说，束缚也越加明显。最典型的莫过于股市下跌之时，记者就要受命写“长期投资”,可实际上趋势一旦形成，短期内不会更改，此时报定长期投资就是长期套牢。另一方面“许多事件的当事人都在，或者说仍在当权与有势，难以准确地评估，即使说些‘闲话',也会授人以柄，还是沉默为妙”.在这方面，张志雄到深有体会，“当时我们也想试试利用媒体的力量去监督一下上市公司的质量问题，但基本上是屡战屡败。因为谁也不知道水有多深。
从 1995 年之后，在”三公原则“严重扭曲的情况下，规则被操纵，投资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面对遭到肆无忌惮破坏的市场，张志雄的心态极为矛盾，”面对这个’公开的秘密‘,情何以堪“”.虽然他在内心极鄙夷吕梁这类“庄家”,但又无法在当时揭露，况且，《上海证券报》也无法提供这样的舞台。这时候，适逢《财经》创刊，张志雄的一系列文字引起了《财经》的关注。而作为张志雄，他也相当愿意借《财经》来继续他对证券市场的思考。他表示，“我很欣赏《财经》将新闻视作’思想史的一部分‘的理念，因为我喜欢写’思想新闻‘.能让我实现这一愿望，当然要感谢主编胡舒立。”
1998 年 5 月号张志雄第一次在《财经》上发表《想不到--上海股市早期断片》，自此以后张志雄就一发而不可收，一直是《财经》关于证券市场的主要撰稿人。他的文章既有像 1998 年 7 月的《期待》、1999 年 6 月号的《股市大反转看上去很像》、2000年 3 月号的《轻飘飘的股市--龙年股市很科幻》、2000 年 10 月号的《基金黑幕》和2001 年的《股市忧思录》之类关于股市的长篇宏论，也有每一期“股海观潮”的闲谈小品。无论文章长短，这些文字都记录了他对国内证券市场冷静的观察思考和深深的忧患意识。与每天对股市评头论足的证券分析师相比，张志雄的文字让人觉得实在得多。证券分析师最怕别人检视他从前的分析报告，因为这些报告大多不是与以后的行情发展背道而驰，就是事后诸葛亮。而现在再回过头翻阅张志雄的一系列文章，仍然觉得很多话说得非常到位。比如 1999 年 5.19 行情刚刚发动时的“乐翻天”,2000 年初的网络股科技股行情的“龙年的市场很科幻”,以及当年下半年“空空洞洞的 2000 点”等。
在市场建设方面，张志雄也有很多超前的思想。比如，对“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基石，的质疑明确反对”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基金未必是证券市场的稳定剂“而这些都先后在市场中得到验证。张志雄在《财经》上的另一些文字是关于投资和管理的学习札记。比如”中国上市公司反思录“系列中的《有没有长寿的猪：四川长虹》、《丰碑与墓碑：郑州百文》、《数一数中国资本市场中的蛋》，”投资理论系列“中的《永远不卖出成长股？》、《面对狗熊式的拥抱》、《巴菲特，你为什么这么笨？》、《精确的错误与模糊的正确》，还有少量的财经书评。
长期在《上海证券报》一线采编的经历，使张志雄对中国上市公司有丰富的第一手经验。更难能可贵的是，身处充满喧嚣浮躁和利益诱惑的证券市场，张志雄始终对于学习西方投资、管理思想保持了极大的热情和耐心，这不能不在实用主义盛行的证券记者中显得那么另类。对格雷厄姆、巴菲特、彼得？德鲁克（张志雄在《南方周末》上的连载《认识彼得？德鲁克》对国内读者了解德鲁克，推动德鲁克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启蒙的作用）这样的投资大师、管理大师的潜心钻研，使他的眼界能够不侑于涨涨跌跌的市场。他的这些文字，是他本人学习的体会，也是本土经验和西方智慧的奇妙结合。
在这些札记性质的文章里，张志雄为读者奉献了相当一批具有中国证券市场特征的概念。比如对于中国上市公司长不大，所谓”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差“的现象，张志雄在《中国上市公司印象与反思？有没有长寿的猪》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杀猪“的概念，将公司业绩与市场表现之间的关系分析地入木三分。又比如，谈到国内证券市场的评价，在张志雄看来，至少在未来 10 年内，国内证券市场还只能是一个”赌石市场“.在缅甸等国的玉石市场中，买家面对未开凿的玉石，不知道是一块价值连城的好玉，还是一文不值的劣玉。这就是国内证券市场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