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对韩日两国文字系统形成的影响分析

文字学论文第三篇：汉字对韩日两国文字系统形成的影响分析

 

　　摘要：从汉字传播角度研究韩日两国文字的阶段性变异规律和借用汉字方式,分析韩日两国文字系统的构成原理,认为汉字对韩日两国文字系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两国文字也对汉字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反哺作用。

 

　　关键词：汉字传播; 韩国文字; 日本文字; 阶段性变异;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和含义的书写符号,对韩国和日本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当韩国和日本还处于无文字的时期,汉字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作为韩国和日本的通用文字使用,并起着标记韩国和日本民族语言的作用。

 

　　古代韩国和日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只有本民族的语言。他们在与中国长期的接触和交往中,引进中国的先进文化和技术,汉字也随之进入了韩国和日本。韩国和日本接受汉字,并在熟练掌握和使用汉字的书写、读解基础上,分别开始借用汉字来标记本民族的语言,并最终仿造汉字创造出了本民族的文字。从中看出,韩国和日本文字的形成都是以汉字传播为条件的。从语系上看,汉语、韩语和日语都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韩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中国和一些国家的学者认为语系未定),日语则语系未定;从结构类型上看,韩语和日语都属于黏着语,汉语则是孤立语。但互不相同的语系接受汉字后,韩国和日本都建立了本民族新的文字体系。

 

　　一、汉字传播阶段

 

　　汉字传入韩国和日本时,韩国和日本的文字和口语仍相互分离。由于外国对中国先进文化的崇拜,因此,汉字很快就成为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媒介。在进行中国文化传播时汉字也同时传到韩国和日本。韩国和日本用汉字阅读中国的汉文,也用汉文记录着述,还有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即汉字不仅用于阅读或记录汉文,而且还发挥了标记本土词汇和文章的作用[1]。

 

　　(一)汉字传入韩国

 

　　一般认为,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汉字传入韩国。这个阶段既是中国思想、文化、科技、军事以及政治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朝鲜半岛形成三国鼎立(历史上朝鲜半岛先后出现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3个奴隶制国家)的时期。三国在各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都认识到了引入中国先进文化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了汉四郡,创造了朝鲜半岛人能广泛接触中国文化和汉字汉文的环境和条件。汉字的传播不仅加深了朝鲜半岛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而且激发了学习汉文书籍的热情。汉字汉文传播到朝鲜半岛的情况,以下几个环节特别引人瞩目。

 

　　首先是公元372年小兽林王建立了高句丽的儒家思想教育机构———太学,用以教育贵族子弟。太学指定的教材正是汉字书和中国经史书,通过太学的汉字汉文学习,有效推广了汉字和汉文化。

 

　　其次是中国佛教传播到高句丽,大量的汉字随佛教和儒教也传播到朝鲜半岛,汉字教育在朝鲜半岛的三国中得到了广泛普及。

 

　　再次是公元7世纪前后,新罗统一了三国,这有利于传播和普及汉字汉文,通过广泛的推广,汉字取得了官方文字地位[2]。

 

　　韩国人采用汉字的原因是古代韩国只有自己的口头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汉字就成了他们的书面语言。在当时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为了满足自己的书面语言要求,从乡塾到太学都以儒家经典取士,人们都学习和使用汉文。士子用毕生精力学习和研究汉籍,其古典文献和历史记录全部都是用汉文撰写的,一直到19世纪末。汉字汉文的广泛传播和使用促进了韩国文化的发展。

 

　　(二)汉字传入日本

 

　　汉字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在《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中有所记载。传播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初的弥生时代初期,《古事记》和《万叶集》记载的传说都采取了借汉字发音书写日语的形式。另外,在汉字传入日本的最初500年间,都是以汉语文言文书写的《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书作为教科书学习汉字汉文。公元712年,《古事记》用汉字记载了太安万侣按照元明天皇的指示编辑古代神话、歌谣的情况,《日本书记》用汉字记载了日本奈良时代元正天皇指使舍人亲王和太安万侣等人编辑史书的情况:公元3—4世纪,汉字在日本得到了广泛普及;公元5—6世纪,中国儒教和佛教传入日本,汉字也随之传播到日本;公元7—8世纪,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唐朝的汉音传播到日本,大大促进了汉字在日本的普及,汉字在日本成为了公用文字,汉音汉文处于日本语言的最高地位。

 

　　由此看出,汉字随中国先进文化一同传播到了韩国和日本,韩国和日本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只能以汉字作为记录的工具,汉字成了韩国和日本的共用文字。

 

　　二、借用汉字阶段

 

　　韩国和日本开始接受汉字时,根本不改变汉字的原始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汉字。当时,韩国人和日本人读汉字基本上是按照中国的发音来读,因为他们不认为汉字是外国文字,而是当成自己民族的文字来对待,所以,现在韩国和日本都不是将汉字作为外国文字,而是作为本国的官方文字。但是,汉语与韩语和日语毕竟是不同语系的语言,韩国和日本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逐渐创造了一种借字标记法,主要是借音、借义和音义兼借,以此来标记自己民族的语言。

 

　　(一)韩国的借用汉字

 

　　(二)日本的借用汉字

 

　　汉字进入日本时,由于中国语言和日本语言并不一致,人们使用语言很不方便,因此,日本人开始用汉字来表示日语。在中国语言和日本语言不一致的情况下,日本人先学习和掌握汉字的意思和规律后,用汉字来记录本民族的语言,出现了书面语和口语相互脱离的现象。日本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采用汉字给日语注音的方法,创造了“万叶假名”。“万叶假名”最初是为了记录《万叶集》而被采用,之后流传的传说与歌谣也开始用“万叶假名”来记录,自此日本从无文字时代过渡到了有文字时代。“万叶假名”是汉字现代假名的过渡。通过“万叶假名”的不断演化和规范化后,到日本的平安时代才出现了“平假名”和“片假名”[3]。

 

　　日本人在汉字的读法上也与韩国一样采用音读和训读两种:音读主要来自于中国各朝代的吴音、汉音、唐音等,其读音不止一个,同一个汉字有汉音、吴音、唐音等。比如,“白”字的读音就有汉音的“はく”、吴音的“びゃく”等多个读音,因此一个汉字有几个读音。训读是按照日本固有语言的发音来读同义汉字。比如,汉字中的“山”字,日本原有的“やま”就表示“山”的意思。

 

　　日本在创造假名的基础上,又创造了“和国字”,又称“国字”或“和制汉字”,这包括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以及在日本制造的汉字体文字等。

 

　　可见,韩国和日本都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来标记本民族的语言,采取了独特的表音方式,弥补了没有本民族文字而无法进行书面语言交流的缺陷,汉字的借用对韩国和日本的书面语言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仿造文字阶段

 

　　韩国和日本借用汉字后,用中国的汉字分别创造了本国的汉字,即根据汉字的形态和结构方法创造出了许多汉字,这种文字被称为“仿造文字”。韩国和日本创造汉字时采用了孳乳仿造或变异仿造的方式,就是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的汉字,前者称为孳乳仿造,后者称为变异仿造。

 

　　(一)韩国的仿造文字

 

　　韩国在借用汉字时,按照韩国的方式使用汉字,创造了“誓记体、吏札、乡札、口诀”等方法,用以进行书面文字书写。这几种方法都是以汉字为基础来标记韩语的方法,四者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誓记体法就是将汉文的成分按照韩语的语序来进行标记的方法;吏札法就是借汉字的音和义来按照韩语的语序进行标记的方法;乡札法就是借用汉字的音和训(义)按照韩语的语序来标记整个句子的方法;口诀法就是在汉语原文的基础上只有韩语的语法形态借用汉字来进行标记的方法,如口诀使用略字而吏读则使用正字,口诀和吏读即使在韩文创造之后也一直使用到朝鲜时代。这4种方法的创造有力地推动了韩国的书面语言发展,为韩国书面语言的交流作了巨大的贡献[4]。

 

　　韩国和日本借用汉字或者偏旁,仿造汉字的造字和组合方法,创造了一些韩国汉字和日本汉字,韩国和日本都称这些汉字为“国字”,并成为在韩国和日本普遍使用的汉字。韩国现在发现的国字有200多个字,日本至今使用的国字有100多个字。

 

　　韩国的国字以汉字会意字与形声字为基础,通过仿效六书而构成。韩国的国字基本类型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会意汉字构成一个新的合体汉字[5]。例如,“畓”字由“水”“田”合成,表示用水灌溉的田就是水田。“榌”字由“木”“飞”合成,表示云梯。“夽”字由“大”“云”合成,表示高高在上。

 

　　(二)日本的仿造文字

 

　　日本为了便于理解汉文,对“万叶假名”进行简化和改造,把楷书简化改造成草书,又把草书简化改造成假名。可见,中国的汉字为日本创造假名和国字(和制汉字)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日本人在长期使用汉字的实践中,逐渐创造出了很多汉字,最后形成了今天的日语汉字,如凪(风平浪静)、畑(旱地)、働(劳动)、駅(车站)等。

 

　　日本除了汉字仿造字外,还有汉字变体字,如增加笔画的“遅れ”(晚、慢),改形简化的“帰”(归)、“桜”(樱)、“気”(气)等。

 

　　日本在创造汉字的基础上,利用汉字又创造了很多汉字词汇,如返事(へんじ)、大根(だいこん)、座敷(ざしき)、弁当(べんとう)、珈琲(コーヒー)、浮気(うわき)、二股(ふたまた)、昆布(こんぶ)、土笔(つくし)、扁桃(へんとう)、山葵(わさび)、踯躅(つつじ)、甘蕉(バナナ)、土竜(もぐら)、荼毘(だび)、诔文(るいぶん)、卒塔婆(そとば)、阿呆(あほう)、豆富(とうふ)、津波(つなみ)等。

 

　　四、创造民族文字阶段

 

　　韩国和日本借用中国汉字创造了与中国汉字完全不同的文字,形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书面语,将汉字作为表达韩语和日语的手段,通过借音和借义的标记法,构建了本民族的文字系统。

 

　　(一)韩国创造民族文字

 

　　15世纪中期,韩国人使用汉字汉文很不方便,世宗大王和《训民正音》学者煞费苦心地创造了“训民正音”。韩文的造字原理以象形为基础,辅音字母模仿发音位置和发音方法,元音字母模仿天、地、人创造了基本字母。最初有28个基本字母,现在有40个基本字母,其中有21个母音和19个子音。虽然韩文是一种表音文字,但是,其标记方式则像音节文字一样以音节为单位进行标记,这是受到了中国汉字的构字原理影响。

 

　　(二)日本创造民族文字

 

　　大约在公元6世纪之前,汉字经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日本根据汉字的书写方式创造的音节字母称为“假名”,其中“片假名”是以汉字的偏旁形成的,“平假名”则是根据汉字的草书形成的。日本人把汉字称为“真名”,“假名”则是与汉字相反而得名。在日本平安时期妇女主要用“平假名”,男人则用“片假名”,所以把“平假名”看作是女性文字,而把“片假名”看作是男性文字。“片假名”主要书写外来语,“平假名”则用于生活用语。

 

　　由于受到中国汉字的深刻影响,因此,韩国和日本的文字不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字形上,都有明显的中国汉字的影子。韩国文字受中华文化天圆地方、天地生人等理念的影响,常在字形的方框、圆圈中体现出来。中国汉字传入日本多为古汉语中的汉字,日本文字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汉字,其基本笔画仍然是汉字的偏旁。现代日语是由汉字和假名组合而成的,具有独特的文字结构。

 

　　五、对汉语的反哺阶段

 

　　韩国和日本接受了中国的汉语汉字,并根据需要分别构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字体系。近现代以来,随着韩国和日本的快速发展,韩语和日语对汉语汉字的反哺趋势日益明显,大量韩语和日语的借词流入中国,目前中国使用的常用词中具有大量的韩语和日语借词。韩语和日语的借词对汉语的反哺,不仅增加了汉语词汇的数量,而且充实了汉语词汇的表达内涵,丰富了汉语词汇的多样性,改变了汉语的构词方式。

 

　　古代,韩国和日本在没有文字的时候,古汉语的输入促进了韩国和日本文字的诞生与发展,反过来韩语和日语又对汉语进行了反哺,特别是日语对汉语的反哺更加突出,现在的日语借词已成为现代汉语外来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清末开始中国大量引入了日本创造的许多汉语词汇,这些词汇对汉语的影响范围很大,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学、艺术、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学、医学、农业等学科领域,并体现在书面的用词和口头的用语之中。有学者研究表明,从日语中引进的借词远远超过了韩语借词,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借词在汉语词汇中占70%以上。

 

　　日语在词汇组合中使用了独特的构词方式:一是用西洋语的发音,创造发音相近的词,如浪漫、俱乐部等;二是重新组合日语中的汉字,如服务、方针、申请、想象等;三是用汉字的意义来表示西方的概念,如立场、场合、手续、取消等;四是用中国古代的词来翻译西方的概念,如宪法、共和国、经济、法律、社会等。

 

　　用这种方法构成的日本词汇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是日本固有的词汇,如劳动、场合、场所、舞台、道具、服务、副食、复习、表现、身份、交通、物语、鳕、腺等;二是将欧美的词语翻译成汉语的词汇,如主动、肯定、否定、文学、哲学、物理、化学、医学、生物、经济、科学、政治、自然、思想、理论、手续、干部、矛盾、对立、路线、铅笔、保险、分析、辩证法、实践意识、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知识分子、艺术、象征、美学、典型、自由、民权、权利、义务、演说、知觉、感性、主观、客观、戏曲、经验等;三是近代传入到中国的新造词汇,如牛丼、人气、违和感、声优、宅急便、写真、御宅族、便当、达人、萝莉、正太、御姐、池面、案内人、暴走、刺身、攻略、告白、逆袭、料理、寿司、新人类等。这些词汇传入中国,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量和充实了词汇库。

 

　　汉语接受了日语词汇之后,采用日本的造词法,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后缀词汇。例如,汉语从日本吸收了“族”,创造了一些以“族”为后缀词的词汇———暴走族、御宅族、宅男一族、宅一族、被宅族、打工族、理性一族等。又如,～学(财政学、经济学、生物学、经济学、历史学);～家(外交家、教育家、音乐家、科学家、数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性(可能性、现实性、开放性、可塑性、伸缩性、知识性、连续性);～化(现代化、科学化;田园化、生活化、法制化、全球化、自动化);～式(速成式、问答式、简易式)。

 

　　第二种是前缀词汇。例如,汉语引进了日语以“超”为前缀词的词汇———超低价、超音速、超高速、超自然、超标、超短裙、超喜欢、超爱等。又如,准～(准新娘、准妈妈、准方法、准军事、准老公、准新娘);反～(反腐败、反非人道、反邪教、反贪污、反传销、反诈骗);非～(非金属、～晶体、非司机、非物质、非暴力);多～(多云、多义词、多口相声、多基因、多媒体、多细胞)。

 

　　同时,我们看到在现代汉语词汇中日语词汇占的比例很大,而韩语词汇占的比例则很小。

 

　　韩语对汉语的影响不及日语的影响大,只是到了现代韩语才开始影响中国的汉语,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直接引用韩语借词,如烤肉、铁板烧、辣炒年糕、紫菜卷、大酱汤、水冷面、起亚、大宇、三星、双龙、梦妆、菲诗小铺、兰芝、王子病、公主病、金达莱、无穷花、吏读等,但是,其影响的范围没有日语的影响范围大[6]。

 

　　韩国和日本都是发达国家,为什么日语给汉语反哺了大量的借词,而韩语则没有反哺多少借词?这说明强势文化在语言反哺中占有优势地位,反哺了大量的词汇,而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在语言反哺中则处于劣势,对他国语言的影响很小。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不断接受西方的先进文化,增强了国家的力量,使日本一跃成为了发达国家,日语词汇便开始影响周边国家,而这时的韩国则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还很落后,其对中国基本没有影响。

 

　　六、结语

 

　　以上从汉字传播视角分别对韩国和日本的文字系统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性进行了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1)从汉字传播视角,历史地观察和系统地研究了韩国和日本对中国汉字的接受及其在发展中的变异现象,有助于全面清晰地认识韩国和日本文字系统的形成历史。

 

　　(2)韩国和日本文字是表音文字,中国汉字是表意文字,借用汉字创造自己民族的文字,并与汉字混合使用,既保持了本国语言的精华,又吸收了外来语言的合理成分,为进行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提供了依据与经验。

 

　　(3)通过系统研究在汉字影响下创造的韩语和日语文字,进一步认识了韩国和日本借用汉字的方式和国字的构造原理,有利于促进汉字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

 

　　(4)韩国和日本的文字系统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分析它们在形成和结构上的异同,把握其借用汉字的影响因素,有利于发挥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促进不同文字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陆锡兴.汉字传播史[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2:349-389.

　　[2]安炳浩,尚玉河.韩语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

　　[3] 孙大雨.日本汉字研究[M].首尔:博而精,1998:209.

　　[4]李翊燮.韩国语语言学通论[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187.

　　[5] 金钟训.韩国固有汉字研究[M].首尔:集文堂,1992:258.

　　[6]吴侃.日语词汇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237-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