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是一本针对中学生进行经典普及的学术着作，从30年代至今一直影响很大。下面由学术堂为大家整理出一篇题目为“述学文体下《经典常谈》的考察”的文体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原标题：朱自清《经典常谈》述学文体初探
摘要：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是一本针对中学生进行经典普及的学术着作，从30年代至今一直影响很大。论文讨论了这部着作的内容特色，并从述学文体的角度分析该书的行文结构、导读方法、语言风格等等，进而探讨该书所表现的朱自清的历史文化观念，认为朱自清在谈经论典时受“层累说”史观的影响，以“结账式”的整理方法，活泼严谨地进行经典导读。最后还从通俗的学术读物角度探讨《经典常谈》的某些美中不足。
关键词：《经典常谈》； 述学文体；“层累说”
《经典常谈》①是朱自清于1938年受当时的“教育部教育委员会”委托为配合《国文课程标准》而撰写的介绍中国经典文化精华的学术随笔。②因其目标是做经典文化普及工作，受众对象是受初中教育以上的青少年，语言风格通俗易懂，自1942年由重庆的国民图书出版社初版以来，不断重版，在台湾地区还曾被更换名字盗印，③现已成为朱自清先生重印次数最多的学术书。《经典常谈》的撰写初衷，即致力于文化普及、经典教育，在学术上的价值无疑是被学术界认可的。在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蓬莱阁丛书”本以及2004年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本中，钱伯城先生和吴小如先生所写“导读”、“序言”都强调了该书的“通俗化学术读物”的价值。然而，有关本书的学术体例、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很值得注意，而这方面却鲜有论述。本文将借用“述学文体”④这一概念，对其进行新角度的考察。
一、以书为纲、采择新说、“述而兼作”的结构方式
《经典常谈》共分13篇，按照其目录顺序： 说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三礼第五，春秋三传第六（ 国语附） ,四书第七，战国策第八，史记汉书第九，诸子第十，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文第十三。如朱自清在《序》中所言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为纲领”,而排列顺序仍然是依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只不过，他说把《说文解字》提到首位，是根据“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置前。所谓的传统意见其实是沿用清代朴学的观念，即顾炎武说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①，于是，小学不再成为经学附庸，反而成为了考据的根基。末尾，他单做“诗”、“文”两篇，追叙源流，详论文体嬗变情况，则是由于“集部”着述太多，无法一一详论。这13篇的安排，囊括了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典籍，并以“书”为“点”,显现传统文明的基本样貌。这种办法一是重点突出，二是线索明了，简明扼要，非常适合做学术普及。尽管现在一般文科大学生阅读此书还可能略感深奥，但在30年代，中学生已具备一定的国学基础，他们读《经典常谈》应当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这本通俗的学术读物，不只是做了深入浅出的学术转化工作，其本身就站在学术前缘做引领工作，很多观点都是非常新进的。只不过朱自清很谦虚，他在《序》中自云，全书大部分的内容都是“采择新人近说”,自己不过是个编撰者---“全篇的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 局部的，随处分别注明。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说文解字第一》引用陈梦家的《中国文字学》稿本的观点，《战国策第八》引用了雷海宗《中国通史选读》的讲义内容，这些都是尚未出版的业内研究成果。朱自清的引用也是有他自己的选择的。此外，其他各篇他也参考了相关领域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像洪业、郑鹤生、冯友兰、游国恩，他们分别是经学、史学、哲学、楚辞方面的专家。因此此书的学术价值并不因其“对中等文化普及性质”而有丝毫降低。叶圣陶先生在1980年的《重印〈经典常谈〉序》尾说：
现在正在编撰百科全书，朱先生这本书里的十三篇可以作为十三个条目收到百科全书里去； 为了完备起见，只要把最近三十年间重要的研究新成果加进去就可以了。②
至于朱自清说自己“述而不作”只是编撰者的身份，事实也并非如此。《四书第七》、诗、文两篇之末都没有列出参考资料，只是在文中有零星的引用近人成说，可见这三篇确实是朱先生自己在长年的研究和教学中对古典文学最清晰而简明的梳理和概括。而朱自清在日记中说明1938年9月22日，即决定写书的第二日就在沈从文家写完了“诗经篇”,《诗经第四》在讨论《诗经》的来源以及在战国时期的地位时采用的是顾颉刚先生的观点，在阐述“诗言志”的传统、赋比兴的创作手法时则引的是自己文章中的学术观点。朱自清以治古典文学见长，当时在清华和西南联大授课也都是古典文学的课程，吴小如先生认为全书写得最好的，就是“诗”与“文”这两部分，“抵得上一部清晰精到的文学史，甚至比那些粗制滥造的整部文学史还好。”③这当然也是由于朱自清在古典文学上的深厚功力所致。普通读者对于朱自清的认识大概仅限于“散文大家”,用朱自清自己的话说，“国学”才是他的“职业”,文学则是他的“娱乐”,所谓的国学就是古典文学的研究。他从1925年在清华中文系从教开始一直都在做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工作，二十几年间留下了可观的学术遗产。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的《朱自清古典文学专集》应算收录完备，诸如《古诗歌笺释三种》、《宋五家诗抄》《十四家诗抄》等都是授课讲义也涵括在内。虽然皆未定稿，然而朱自清都笺释详确，既采择他说，也有自己的新见。例如他在讨论谢灵运诗风时先引用古代诗文大家对“谢诗”评价“池塘生春草”如何清丽动人，然后他分析了所有“谢诗”的句型，发现多为描写句，而陈述句和表情句很少，像“池塘生春草”这样的陈述句因此在风格“富艳”的谢诗中就显得格外清丽，有一种《古诗十九首》的味道。朱自清这个论证就显露了他爱好考据的风格，但也正因此，他的结论总是精准、独到且让人信服。王瑶在《念朱自清先生》一文中就印证了这一点，他说：“朱先生是诗人，中国诗，从《诗经》到现代，他都有深湛的研究，‘诗选’是他多年来担任的课程； 陶谢、李贺，他都做过详审的行年考证。”①
所以，在进行其他篇目的编写时，内容方面虽说多取自前贤、同辈的论着，但朱自清其实仍然对各方观点进行权衡、抉择，也将自己的见解融入进去，并非只做了编辑工作。即便是“以述为作”,如吴小如先生所说“果无深切着明的了解是不能写出这种深入浅出的文字的”②。
例如，《说文解字第一》里提到《史籀篇》，《说文解字》的《序》中说这是周宣王太史籀作的最古的字书。这件事见于《汉书·艺文志》，而当时主流的观点如唐兰、王先谦等都同意“史籀”就是人名。③然而朱自清在谈及“史籀”二字则很明确地说其为“书记必读”的意思，只是书名，不是人名。这个论断其实源自王国维。他在1916年间写的《史籀篇疏证叙录》以及《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④中提出一个疑问---史籀可能并非人名。《说文解字》中“籀”训“读”,作为《史籀篇》的首句“太史籀书”应该是“太史读书”的意思，古人或许只是择取了其中二字来名篇。既然史籀不是人名，那么《史籀篇》的成书年代也就不能断定是周朝。《说文解字》中保留的一些《史籀篇》文字，王国维据此推断其字体年代应为石鼓文与秦始皇刻石之间，是春秋战国间秦人作来教育儿童之书。王国维关于籀文年代的论断对沿用一千年来的旧说表示怀疑，并提出新说，在当时的整个文字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⑤朱自清大胆启用新说，一方面是源自他的学术自信，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对顾颉刚《古史辩》所用的“层累说”⑥的史观的认同，自己又受胡适“整理国故”的方法论的影响，⑦相信很多史料其实是“伪史”,因此不轻易地“以史证史”.《经典常谈》一书就有近1 /3的篇目将《古史辩》作为参考书目，可以一定程度上说明朱自清在撰写本书的相关领域的研究时可能受到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