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相关概念界定、理论框架及文献综述。
2.1 概念界定。
2.1.1 农户行为。
农户是生活在农村地区，以血缘、婚姻为基础组成的经营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5],按照其在农村所处的生存发展状况可以分为生存型农户、追求收益型农户和经济发展型农户。农户行为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在特定的条件下，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表现出的所有经济活动的总称，包括生产决策行为、劳动力投入分配行为、收入分配行为、消费行为。通常我们所理解的农户行为主要是指农户的生产决策行为，即农户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资源禀赋、技术水平下，根据市场上生产要素和农产品价格的变动所做出的关于生产经营投入、种植选择、技术采纳应用、资源利用等决策行为。本文主要对农户生产决策行为中的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进行研究，即农户在资金、机械、时间、技术、市场等不同因素的制约和自身拥有的不同资源禀赋下，做出的是否进行秸秆资源化利用的行为决策。同其他经济主体一样，农户的行为有其自身的产生机制，并受来自农户内部及外部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在对农户行为进行研究时，假定农户是具有经济理性的，他们追求自身效益的最大化，但由于受自身认知水平、资源信息不对称等多种条件的限制，这种经济理性只能表现为有限的经济理性。
2.1.2 农作物秸秆。
对秸秆定义的不同，使得很多学者和机构在对农作物秸秆资源量进行测算的时候存在很大差异。《现代汉语词典》将秸秆定义为："农作物脱粒后剩下的茎"[7].毕于运[8]将农作物秸秆解释为：收获农作物主产品之后所留下的农作物副产品，不仅包括稻谷、薯类、棉麻、油料作物的茎叶，还包括糖料作物、滕蔓作物、药材收获后的残留物，扩大了人们对农作物秸秆的理解范围。
谢光辉[9]在《辞海》中从内涵和外延方面对秸秆进行了更为广义的解释，即从生产的不同环节，将秸秆定义为农作物主产品收获后残留在田间的茎叶等田间秸秆，以及农作物粗加工后形成的玉米芯、稻米壳等加工副产物。本文所研究的农作物秸秆是参照农业部在 2010 年开展的《全国农作物秸秆资源调查与评价报告》中对农作物秸秆的解释，即农作物秸秆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收获了小麦、水稻、玉米、薯类、油料、棉花和其它农作物的籽粒后，残留的不能食用的茎叶穗等副产品[10].河北省农作物秸秆主要是小麦秸秆和玉米秸秆，其中小麦秸秆主要以还田为主，因此本文研究的农作物秸秆利用主要是指玉米秸秆的资源化利用行为。
2.1.3 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
秸秆资源化利用有多种途径，很多国家将其称为"5F",即 Fertilizer（肥料）、Fodder（饲料）、Fuel（燃料）、Fiber（基料化）和 Feedstock（原料）。在此基础上，结合河北省农户秸秆利用现状，本文所指的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主要包括：秸秆的肥料化利用行为、秸秆的饲料化利用行为、秸秆的能源化利用行为、秸秆的基料化利用行为以及将秸秆用作工业原料的行为等。秸秆肥料化利用是指秸秆还田，主要包括秸秆机械粉碎还田、堆沤还田、覆盖还田、保护性耕作、加工有机肥还田等。秸秆饲料化利用主要是通过机械或物理方法处理秸秆后直接用作饲料，或利用氨化、青贮、微贮、压块饲料等处理技术使秸秆成为优质的牲畜饲料。秸秆能源化利用主要包括将秸秆直接作为农村生活燃料、秸秆发电、秸秆热解气化、秸秆炭化和秸秆制沼气。秸秆基料化利用是指将秸秆作为食用菌、苗木、花木和草坪幼苗培育的栽培基料。秸秆工业原料化利用是指对秸秆进行板材、建材加工、造纸、编织工艺品或用于化学加工。另外结合笔者在调研中所了解到的情况，很多农户会对秸秆采取出售行为，其中一部分农户能明确知道自己秸秆出售后的利用途径，如出售给沼气站或养殖场，另一些农户并不知晓秸秆出售后被用作何种途径，但鉴于任何秸秆收购者购买秸秆均不会出于废弃和焚烧的意图，因此本文将农户的秸秆出售行为也归为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此外本文所指的秸秆非资源化利用行为是指农户对秸秆采取废弃或大田焚烧的行为。
2.2 相关理论基础。
2.2.1 农户行为理论。
国内外关于农户行为理论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流派，分别是：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组织与生产学派，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派，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历史学派。组织与生产学派诞生于 20世纪 20 年代，该学派认为农户家庭并不是资本主义世界所描述的纯粹的经济组织，而是更具有社会属性、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社会组织，农户在兼具生产单位的同时也作为基本的消费单位存在，所追求的是一种劳动生产投入的辛苦程度与家庭消费需要的满足程度之间的均衡。理性小农学派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户是贫穷但理性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懂得趋利避害的投资者。同时也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因为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农民已经用尽了所有有利的生产可能，对现有的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已无助于经济增长。因此，需要对传统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引进技术这一新的农业生产要素，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黄宗智通过长期的研究将农村经济的发展归纳为"密集化阶段"、"过密化阶段"和"发展阶段",并提出了着名的小农命题-"拐杖理论",即农业收入和兼业收入共同构成了中国小农家庭的经济收入，后者作为前者的拐杖必不可少。20 世纪的中国农业发展和农村的改革就是一个反"过密化"的过程，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耗费更少的人力投入，换取更大的农业产出，养育全体人口。
虽然对农户行为理论的研究，不同的学派持有不同的观点，尤其是关于农户行为理性与非理性的争论更是存在很大分歧，但这主要是不同研究地域和不同时间维度所造成的，因此现已形成的三大学派的观点对于我国开展农户行为研究仍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2.2.2 循环经济理论。
"循环经济"最早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来的，理论基础包括生态系统原理和资源经济学原理。这一理论的产生是人类在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中解决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和生存危机问题情况之下，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刻反思的结果，也是人类反思当下发展模式的产物。农业循环经济的本质是生态经济，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目的是实现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生产者从生态环境中获取各种物质和生产资料，并对其进行生产和加工，来满足消费者的生存需求；微生物再对消费者所产生的代谢废物进行分解还原，将矿物质元素、可再生资源返还给生态环境，最终形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迅速扩张，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类单纯攫取和消耗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式逐渐开始转变，一种新的"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发展理念促使人们开始将"废弃物"这种放错位置的资源重新利用起来，这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理论依据[11].循环经济理论阐述了一种全新的系统观、经济观、价值观和生产观，指出在人类、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组成的大系统中，人类的经济活动要在生态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进行。其目标是使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投入的自然资源最少，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最少，对环境的危害或破坏最小，并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如同本研究中的农作物秸秆虽然作为农业生产的副产品产出，却是很好的畜禽饲料、沼气原料，对其进行还田、饲料化、燃料化、食用菌基料以及工业原料利用，都是对农业资源的循环应用。
2.2.3 成本收益理论。
成本-收益理论最初是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可直观反映出经营主体盈利水平、盈利能力以及未来发展的潜力。现在常用于资源与环境领域，用于研究各种政策的实施效果、各种条件下的行为与效益之间的关系。从纯经济学角度看，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是人们行为的基本出发点，是理性经济人的首要原则。对于同属理性经济人的农户来说，在进行是否采用秸秆资源化利用技术的决策时，也会充分考虑成本与收益。从微观农户的角度出发，秸秆资源利用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利用的方式不同而产生的收益差值。比如，农作物秸秆还田，不仅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增加作物产量，而且可以减少化肥的投入；农作物秸秆进行燃料，可以节约液化气或蜂窝煤的购置费；秸秆制沼，所产的沼气可用于取暖、照明、做饭，节约燃料与电力使用，同时入池后的沼液、沼渣还是很好的叶面肥和有机肥料，有助于作物增产；秸秆出售，可以带来更高的经济收益，但却对秸秆收购市场、中介组织、机械运输作业的要求比较高。无论上述哪种秸秆利用方式，在增加农作物产量，节省其他投入的同时，均需投入一定的人力与时间成本，甚至对资金、技术、机械水平、秸秆利用市场存在较高的要求。因此，理性的农户在面临资金、机械、市场、时间、技术约束的条件下，或者在其他更高收益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就会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及所处的外部环境，做出现有条件下最经济可行的行为决策，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12].
2.2.4 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它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收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三个特征。对公共产品的分类有很多方式，通常情况下我们按照是否具有收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将公共产品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就是纯公共产品，比如通常所说的国防、环境、法律和治安；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但有竞争性的公共产品称为公共池塘类准公共物品，比如地下的矿产资源、共用的草地资源和公共池塘中的水；而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收益上具有可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如图书馆、公园、戏院等，又称为俱乐部类的准公共物品。
秸秆的利用问题既是环境问题，又是资源问题。正是因为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使得人们在消费时往往以自利性为目标，不想付或少付成本来享受公共物品，从而产生了"搭便车"的现象。很多农户在农作物秸秆处理时不愿付出较高的资源化利用成本，而采取最简单的秸秆废弃或焚烧的处理方式。至少在现有的政策下，试图通过市场机制对农户的秸秆焚烧行为进行治理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对秸秆焚烧的监管成本较高，而且对焚烧秸秆的责任人难以明确，使得虽有焚烧秸秆的处罚政策，却难以见到执行效果；另一方面很多地区为了鼓励秸秆资源化利用实施了秸秆禁烧的补贴，但这些补贴对象却并没有针对实施秸秆资源化利用的主体--农户，因此也很难发挥作用。因此，在促进农户实施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时，不仅需要强制性的行政管制，将秸秆焚烧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而且需要对秸秆的利用主体--农户进行适当的补偿，使其秸秆利用的外部收益内部化。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2.3.1 关于秸秆利用方面的研究。
（1）国外关于秸秆利用方面的研究。
日本、丹麦、美国等农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秸秆的资源化利用[13].日本最注重土地的用养结合，每年约有 75%的农作物秸秆被还田。目前日本利用秸秆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其混入土中作为肥料或者与牲畜粪便混合用做肥料进行秸秆还田，比例约占秸秆总量的 10.5%;另外一种是作为粗饲料养牛或作为牲畜栅栏里的草垫，约占秸秆总量的 4.7%.另外，日本也非常注重秸秆利用技术的研发和升级，经日本微生物学家岛本觉研发的秸秆发酵菌技术，不仅具有很好的还田效果，还大大提高了秸秆肥料化利用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今，为了避免对于燃料进口的过度依赖，日本本田技术研究所和地球环境产业技术研究机构已经将研究重点放在利用秸秆纤维素提取酒精燃料上。
丹麦是世界上最先采用秸秆发电的国家，也是欧盟诸国生物质直燃发电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现在丹麦已经建立起了 13 家秸秆发电厂，再生能源消耗占到了丹麦能源总消耗的 12%,其中秸秆发电占再生能源总量的 81%.另外，为了鼓励秸秆发电，丹麦政府实施了积极务实的鼓励政策，包括税收减免、高价补贴、投资补贴。税收减免即对进行生物质发电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高价补贴是通过立法的形式要求电网企业按照国家制定的合理价格全额收购生物质发电的产电量，同时政府还会给予每千瓦 1 欧分的价格补贴；投资补贴是指政府给予生物质发电企业每年 40 万欧元的投资补贴，银行以低于市场 50%的贷款利率向生物质发电企业提供低息贷款[14].
在美国，秸秆发酵提取乙醇已经成了秸秆利用的一大新途径。美国 24 个农业州，每年仅小麦秸秆的可利用资源量就有 4500 万吨。为了开发新的替代燃料，特别是秸秆生物质燃料，美国农业部和能源部联合出资 1800 万美元设立了专项基金，用于秸秆等生物质燃料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现在，美国在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研究的、通过稀酸处理玉米粉碎后的秸秆来提取乙醇的技术已经取得很大突破。目前，美国的 16 个乙醇提炼厂家，每年利用该技术可以生产 59 亿加仑的乙醇。2010‐2011 年，美国仅乙醇玉米用量就高达 1.28 亿吨，占当年美国玉米产量的 40.3%[15].
为了鼓励秸秆的资源化利用，美国政府还会给予秸秆生物质提取的乙醇每加仑 51 美分的政府补贴[16].
（2）国内关于秸秆利用方面的研究。
目前，我国秸秆利用的途径主要有 5 种，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基料化和工业原料。秸秆还田是我国秸秆肥料化利用的最主要的途径，也是农户选择最多的秸秆利用方式。秸秆还田包括机械粉碎直接还田、堆沤还田和高留茬还田[17].据统计，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国秸秆还田面积仅有 135 万公顷。随着秸秆还田技术改善以及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2008 年我国已经有 2676万公顷农田实现了秸秆还田[18].秸秆饲料化利用在我国主要以秸秆养畜和过腹还田的方式进行。
1990 年至 2000 年，这十年间我国饲料化利用秸秆共 11 亿吨，节约饲料 2 亿吨。目前，我国已经投资建成秸秆青贮氨化池 667.5 立方米，秸秆氨化站 165 个，配备小型秸秆饲料加工机械 4.96 万台套，每年秸秆饲料化利用高达 2.11 亿吨。秸秆能源化的利用方式包括农户直接薪柴燃烧、秸秆气化、秸秆沼气和秸秆发电等。截止 2008 年底，我国共建秸秆沼气集中供气工程 150 处，秸秆发电项目 40 多个，秸秆固化成型和热解气化站共 958 处。另外，金洪奎[19]、刘罡[20]、白宏明[21]还分别从秸秆气化、秸秆发电等技术在不同秸秆分布情况下的发展潜力和经济规模优化进行了研究。史青山[22]、冀永杰[23]等分析了秸秆基料化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原因。曹林奎等[24]研究了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在食用菌栽培方面的生态效益，为秸秆基料化利用提供了更好的完善对策。发改委、农业部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秸秆虽然逐渐开始应用于板材加工等工业原料发展，但利用水平还比较有限。张燕[25]在研究中也提到，在工业产业规模化、竞争激烈化的今天，实现秸秆的产业化发展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我国秸秆的产业化发展仍然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
2.3.2 关于农户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
农户行为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在特定的条件下，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总称。通常认为农户行为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受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等内部因素的影响，也受经济社会条件、地域差异、政策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1）国外对农户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国外相关学者就已经从资源禀赋、技术偏好、技术可获得性、农户风险偏好等方面对农户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Schultz[26]、Ericksen[27]等通过对农户农作物生长激素和水土保持技术利用行为的研究，表明教育程度对技术的理解、接受能力与意愿、参与技术变革方面具有重要意义。Azhar[28]、Saha[29]在对前人研究进行总结基础上，构造了农户技术采纳决策模型，也表明了农户教育水平能够影响农户的认知，进而影响农户的技术采纳行为。除此之外，Tanny[30]等在对撒哈拉地区的农户进行调查后得出：年龄和家庭务农劳动力数量都会对农户的技术利用行为产生影响，并表明年龄越大，采纳技术的意愿越低；劳动力数量越多，采取的意愿就会越强。Fischer[31]等对坦桑尼亚农户的奶牛养殖技术采纳行为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另外，农户的家庭收入、兼业化程度、同伴之间的相互影响也会对农户行为产生作用。Ervin[32]对农户可持续农业技术的采纳行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具有较高家庭收入的农户意愿比较强，可能是因为这些家庭有足够的经济条件能够承担因技术失败所导致的风险。Adestina[33]认为农户的兼业化程度会影响农户新技术项目的参与行为，兼业化程度越高，农户对新技术的需求越低，参与到项目中的积极性越低。Rera[34]运用实证分析方法验证了农户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所有农户都有自己的认知和见解，通过与其他农户的相互交流和接触，对自己的观点做出调整，进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可见，其他行为人的决策也会影响农户的个体行为。同时 Rogers[35]、Doss[36]等人，从技术采纳的不同阶段对农户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农户在决定采纳某项先进农业技术，或决定是否实施某种农业可持续发展行为时，大致要经历认知、兴趣、试用和采纳等阶段。这一过程中技术早期采纳者的评价、农技推广水平、技术便利性和适用性都会影响农户的最终决策行为。Wood[37]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行为受生产要素的价格稀缺程度的影响，当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加剧，农户就会寻找替代品或者采纳新的节约该要素的农业生产技术，从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格里克斯[38]、斯莫克勒[39]则从市场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只要一种新技术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较之现有的技术具有优势，就会产生对新技术的需求并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格里克斯还以杂交玉米的推广和使用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杂交玉米的市场盈利性是一个主导农户是否选用杂交玉米品种的主要影响因素。Lee和 Stewart[40]认为，土地所有权的不同会导致农户技术选择行为的不同，佃农更看重短期的农业利润，他们不情愿在租用的农地上采用精细农业耕种技术，而更愿意在自有的农地上采用精细农业耕种技术。Caswell[41]认为，农户在作出任何一项技术采纳决策之前都会考虑技术的制度适应性，从而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Jamnick 和 Klindt[42]的研究表明，如果可以参加有效的技术培训和指导，农户的技术采纳障碍和采纳风险就会大大消减，技术采纳意愿就会增强，有助于农户行为趋于资源循环利用。
（2）国内对农户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
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农户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工作开展的就比较晚，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构建数学模型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对农户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90 年代才逐渐利用现实数据，通过定量分析来研究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林毅夫[43]通过对农户杂交水稻新品种采用情况的研究，发现农户的教育程度、耕地规模与品种的采纳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宋军、胡瑞法和黄季焜的研究表明，教育程度对不同技术的影响方向也存在差异，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往往越偏向于采纳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而对高产型农业技术的采纳却不会有明显的偏好[44].
朱希刚[45]、孔祥智[46]的研究结论表明，非农收入越高的农户对农业新技术的兴趣越低。这是因为，这些农户对农业收入的依赖很低，甚至为使用这些技术还需付出较高的机会成本。而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农户急需通过技术的变革实现自身的脱贫，其对农业新技术的欲望比较高。朱明芬[47-48]在对绍兴、兰溪的农户进行实地调研后，发现农户的兼业化程度对农业行为具有显着作用，兼业化程度越高，技术采纳的积极性越低，进行技术投资的动机越小。另外，农业经营规模、农户之间的相互影响等一系列因素都会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产生作用。同时，他还对农民的创业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个体素质对农户行为的影响会因为居住区域的不同有所差异，对远郊农户创业行为影响较大，对近郊农户几乎没有影响。赵龙群[49]、朱明芬[50]、林毅夫[51]等认为，农民技术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其最终决策往往是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对于技术的预期收益已经成为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最基本的动因。另外，我国学者汪三贵、刘晓展[52],也对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进行了研究，表示虽然边际收益与边际风险是农户决策时的考虑因素，但农户在一定的经济能力和和信息约束的条件下，通过谨慎权衡往往会倾向于回避风险，追求收入稳定。因此，风险偏好是农户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吕玲丽[53]也从信息供给角度考虑，认为全国性信息不灵及规划不全，使得农户作为信息缺乏的生产者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的决策，在解决农业生产问题时常常无路可问，无人可寻。管红良[54]从技术供给的角度，研究了农户的技术采纳行为，把农户采用新技术分成不同的阶段，认为不同文化素质的农民釆用新技术选用的推广方法是不完全一致的。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在新技术采用过程的不同阶段，应正确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推广方法。何子文[55]指出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人际关系和传统的生活习惯会使农户行为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特征。姜明房等[56]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技术的成本与效益、政策、市场、意见领袖和推广服务体系等因素对农户行为的作用。韩青[57]通过对农户灌溉技术的选择行为的研究，证明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对农户行为的影响，认为激励制度的缺失，一方面导致了节水农业技术供给的不足，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农户节水灌溉技术的采用意愿。因此，提高水价，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完善激励机制和政策法规有利于促进农户实施节水灌溉行为。
2.3.3 关于秸秆资源化利用中的农户行为研究。
关于秸秆资源化利用中的农户行为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进行的。理论方面，Huang[58]通过构建了一个经济学分析模型，对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进行了系统的经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最优模式。Rosentrater[59]等通过构建经济模型，以成本收益理论为基础，对玉米秸秆进行饲料化加工的不同方法做了经济可行性的模拟分析和比较。Anders[60]对农作物秸秆等生物质能源进行研究过程中，构建了经济学的供需模型，分析了生物质能源的市场竞争力、供应成本、需求函数、政策支持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国内的很多学者也从还田、饲料加工、生物质发电，气化等不同秸秆利用终端对技术采纳的成本、收益以及经济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冯伟[61]在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之上，建立了秸秆资源化利用的理论模型，对农户秸秆利用行为进行经济学分析，发现秸秆资源私人最优利用量与社会最优利用量存在很大差距，并从政府公共政策和技术进步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李振宇[62]和赵学平[63]分别从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不对称的视角出发，就农户秸秆焚烧行为进行了研究。李振宇指出，环境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农户焚烧秸秆会污染环境，产生负外部性；农户利用秸秆会产生正外部性，却需支付较高的成本。这种外部成本和外部收益的无法内部化，导致了制度的失灵。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创新会比制度创新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因此政府需要转变职能，发挥其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推动者和领导者的作用。通过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解决秸秆焚烧问题。赵学平认为农户秸秆焚烧的原因可以有以下几点：信息的不对称、监管成本过高，使政府在农户秸秆焚烧的监管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农户秸秆利用投入的劳动力和成本过高，却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使农户秸秆焚烧动机加强。因此，若要遏制农户秸秆焚烧，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降低监管成本非常重要。
实证研究方面，王晓凌[64]对河南省 150 户农户的秸秆利用行为进行了调查发现，尽管国家和地区政府一直在鼓励农户实施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但农户焚烧秸秆的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解决，仍有高达 69.33%的农户采取就地废弃或焚烧的处理方法。因此，一些学者对农户焚烧秸秆的动机进行了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他们认为农户焚烧秸秆是在遵循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原则下，比较秸秆处理成本与收益后作出的理性选择。付春梅[65]以河南信阳市农户为例，指出农民劳动力机会成本的提高以及秸秆利用市场的不发达，是农户选择秸秆焚烧的根本原因。马骥[66]从经济学的角度违法，对农户秸秆再利用技术进行了研究，指出相对于秸秆焚烧来说，即使其他利用方式能够获得更高的净收益，但因为存在着资金、机械、市场、时间、技术等条件的约束，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在更高收益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仍会选择秸秆焚烧。因此，若要促进秸秆资源的有效利用，必须从农户、市场、政府等不同主体出发打破约束条件。关于秸秆资源化利用，王舒娟[67]
指出政府政策的有效发挥以及秸秆的资源化利用，离不开农户的行为配合。在此基础上，她运用 logistic 模型分析了江苏省农户的秸秆出售行为，得出政府政策、同伴的行为、当地市场发展情况对农户的秸秆出售行为具有显着影响。钱忠好[68]
对农户秸秆利用行为进行理论分析，得出农户秸秆焚烧行为是农户在综合多种因素后作出的选择。而政府的不同的秸秆禁烧政策，只是改变了农户秸秆利用的约束条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对江苏省南通市进行了实地走访，发现农户秸秆利用的负担以及政府对农户的财政补贴显着影响了农户的秸秆利用行为。王士超[69]则对河北平原 6 县 429 个农户进行入户调查的基础之上，探讨了农户秸秆还田、秸秆小型户用沼气生产、秸秆大型商业化沼气生产的经济效益、能量利用效果、养分流动和农户使用评价。
徐皓[70]研究了盐城市农户秸秆利用情况，并重点对秸秆还田这一技术的利用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发现当地机械化作业水平不高、缺乏大型秸秆还田配套机械、以及统一的、没有区分的作业补贴标准不利于农户的秸秆利用行为。
2.3.4 述评。
综上所述，农作物秸秆问题已有相关学者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但多集中于秸秆资源利用总量的测算、秸秆的利用途径和方式、不同秸秆处理技术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评价、秸秆利用中的问题、原因及对策等方面。虽有少量文献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出发对农户的行为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但多是站在政府秸秆禁烧的背景下对农户秸秆焚烧的动机及意愿进行研究，或者是以某一具体技术为研究载体而进行的，对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的影响因素的系统研究还非常少。然而不同技术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不同技术的社会适应性和经济可行性迥然不同，农户在技术利用行为方面差异就会很大。因此，对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的影响因素的识别仍然具有研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