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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户养殖规模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2)

来源: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作者:王晶;肖海峰
发布于:2017-03-30 共9106字
  (1) 农牧户绒毛用羊养殖规模与单位养殖收益正相关,绒毛用羊品种、收入等级对不同规模的养殖户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养殖规模与单位养殖成本负相关,绒毛用羊品种对不同规模的养殖户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2) 农牧户养殖规模与绒毛用羊密切相关的扶持政策相关,一方面,畜牧良种保护与补贴政策、畜禽机械化购置补贴政策、标准化规模养殖奖励政策、金融扶持政策等会降低养殖户生产成本,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 另一方面,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加快了养殖方式从放牧到半舍饲、全舍饲的转变,但补助奖励不足以弥补生产成本的上涨,可能抑制养殖规模的扩大。
  
  (3) 农牧户养殖规模受外部环境因素显着影响。选取草场面积、养殖方式作为外部环境特征因素。养殖规模与农牧户承包的草场面积、养殖方式正相关。
  
  (4) 农牧户养殖规模受个人禀赋及家庭特征因素显着影响。取家庭生产决策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养殖时长这3个变量作为农牧户的个人禀赋因素。一般而言,生产决策者年龄越大,思想观念越保守,规模养殖意愿相对降低,养殖规模可能越小; 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其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市场信息的获取能力相对较强,其养殖规模越大; 生产决策者的养殖年限越长,养殖习惯及干中学有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知识总量的增加,会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扩大再生产过程中,与养殖规模正相关。取家庭劳动力人数、养羊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是否担任村级以上干部和是否加入协会4个变量作为农牧户的家庭特征因素,一般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越有利于从事牧业生产活动,其对养殖规模的影响为正; 农牧户养殖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养羊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一般农牧户兼业化程度越高,其从事养羊业的机会成本可能越高,越有可能限制其规模; 家庭中若有担任村级以上干部的情况,其对各类政策导向的理解更透彻,对市场变化可能更加敏感,对养殖规模的影响为负; 农牧户从事养羊业需要在生产、流通、销售环节获得更多信息和支持,专业化的养殖合作社是交流和技术推广等信息的重要平台,加入合作社的农牧户,可能会获得更多生产养殖、销售流通等方面的信息,也可能获得更便捷的金融扶持并提高议价能力,其养殖规模也会越大。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和基本假定,文中建立了农牧户绒毛用羊养殖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选择了4类17个变量,变量含义、解释及其先验判断( 表2)。
  
  
  
  式中:β0为模型的常数项,β1、β2、β3分别为滞后解释变量和主要经济解释变量的参数,δj、β4、μi、ωm分别是政策虚拟变量、外部环境变量、生产决策者个人禀赋及家庭特征变量的参数,ei为误差项。
  
  1. 2. 2变量选择
  
  本研究以农牧户的绒毛用羊养殖规模为被解释变量,研究一组解释变量如何影响农牧户养殖规模。由于农牧户的养殖规模为连续型变量,因此文中同时采用OLS回归与分位数回归分别处理数据分析对养殖规模的差异化影响,通过回归模型得出标准化回归系数值来对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进行直接比较。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 为解决因养殖惯性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将养殖规模滞后一期取对数作为解释变量,带入上述模型;2) 与政策相关的虚拟变量为斜率虚拟变量,各类政策通过作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养殖利润从而影响农牧户的养殖行为。
  
  1. 3分析方法
  
  文中采用GMM模型估计相关参数,描述了自变量X对因变量Y影响。在本研究中,由于存在养殖惯性以及不同样本点上解释变量以外的其他因素差异较大等原因,对养殖规模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养殖规模为非正态分布,其Q - Q图显示,样本点并非呈一条围绕第一象限对角线的直线,OLS估计是基于残差平方和最小的估计,此时用OLS回归的估计结果既不具有优良性质且稳健性非常差,而GMM的基本思路是最小化样本矩的加权平方和,进而得到参数估计量,允许异方差、自相关等情况的存在,且不需要考虑误差项的准确分布,因此比OLS回归更具优势。
  
  
  
  2结果与分析
  
  2. 1回归结果
  
  运用Stata11. 1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结果( 表3)。
  
  2. 2分析
  
  2. 2分析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将影响农牧民养殖规模的因素分析如下:
  
  (1) 在经济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单位养羊收益与养殖规模负相关,与假说不一致,但影响显着,单位养羊成本与养殖规模负相关,与假说一致且影响显着。可能的原因是: 绒毛用羊的养殖存在一定程度的规模经济,但劳动力成本及饲草料成本的持续上涨,单位养殖收益的增加并不能激励农牧户扩大养殖规模,中国绒毛用羊产业的养殖方式亟待转型向标准化规模化方式过度。
  
  (2) 从回归结果来看,畜牧良种保护与补贴政策对养殖规模的影响显着,随着财政支持水平的增加,农牧民购买种公羊的积极性普遍提高,与假说保持一致,但调研显示,当前补贴政策覆盖范围小,补贴标准偏低,对大型养殖场的正面影响高于散户,政策实施以来补贴有抬升种公羊售价的趋势,惠农效果有所降低。畜牧机械购置补贴、金融扶持政策与养殖规模正相关,但不显着,可能的原因是,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绒毛用羊机械化水平发展不均衡,且实施时间较短导致政策宣传不到位; 畜牧业生产周期的资金季节性需求与金融贷款周期不一致,在担保方式、额度及回收期限方面存在诸多限制,导致农牧民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后劲不足。标准化规模养殖补贴对养殖规模的影响不显着,调研显示,“以奖代补”的补贴方式导致农牧户的前期投资过大存在资金瓶颈,多数农牧户无法享受到该项补贴,目前该项补贴的推动多为基层县或乡政府由上而下推动,对生产决策者影响很小。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养殖规模负相关,与假设一致,但不显着,可能的原因是,绒毛养羊养殖规模受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该项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养殖方式从放养转为半舍饲、舍饲,补助奖励不足以弥补生产成本的持续上涨,从而抑制了养殖规模的扩大。
  
原文出处:王晶,肖海峰. 我国绒毛用羊养殖规模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部5省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7,01: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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