绒毛用羊（ 主要包括细毛羊、半细毛羊和绒山羊） 产业是我国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农牧民从事的主要产业，该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不仅关系到广大农牧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关系到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2013年，中国绵羊毛总产量41. 11万吨，较1980年增长133.92:,但增量以半细羊毛和粗羊毛产量的增加为主，仅能满足中国毛纺工业1 /3的原料需求，羊毛已成为中国供需缺口最大的畜产品之一。目前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的羊毛生产国，也是最大的羊毛进口国，在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在资源环境硬约束下实现适度的规模养殖以保障中国绒毛产品的有效供给，逐渐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农牧户是绒毛用羊养殖主体，因此考察农牧户绒毛用羊养殖规模的影响因素，对中国畜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对绒毛用羊养殖规模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以澳大利亚为主，也有部分是关于新西兰、美国、中国及南非等国家的研究，这主要是由澳大利亚在世界羊毛生产和贸易格局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决定的。在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2个方面。一是经济因素对农牧户养殖规模的影响。Dahlberg[1]（1964）、Reynolds和Gardiner[2]（1980）、Hall和Menz[3]（1989） 分别采用动态计量模型、线性规划模型等方法研究了羊毛价格变动对澳大利亚农户及国家层面养殖规模及产量的影响，并测算弹性。Jones[4]（2004）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羊毛产量大幅减少的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国内羊毛需求大幅减少及低水平的羊毛价格是主要影响因素。Gibbon和Nolan[5]（2011） 构建了满足净毛价格和不同等级羊毛各自特征之间对于的定价模型，以此分析羊毛生产与价格的影响因素。二是环境因素对农牧户养殖规模的影响。David[6]（2004）、Salahadin[7]（2009） 等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地区草场整治和管理改善方面的效果进行评价，认为这些有利于治理草场退化问题的措施有助于养殖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提高。此外，Mohammed[8]（2006）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西澳大利亚地区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因素，引入了“生命周期”预期因素对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但收入、投入要素、个人激励等对农户养殖决策的影响更显着。D'Haese[9]（2003） 研究了羊毛行业协会体制改革对养殖规模的影响。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农牧户养殖规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层面，即从经济效率[10 - 12]、技术效率[13]等角度分析，政策、环境[14]等非市场因素对养殖规模的影响多为定性分析，量化研究较少； 在研究视角上，对经营规模及产量的影响测度多集中在生猪、蛋鸡等标准化规模养殖较高的产业，较少关注规模化养殖程度较低的绒毛用羊产业。有鉴于此，文中利用内蒙古、青海、新疆、四川、山西5省的实际调查数据，运用GMM回归对影响农牧户养殖规模的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以期获得对绒毛用羊产业及现代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价值的研究结论。
1材料与研究方法
1. 1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绒毛用羊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团队在2014年度调研活动中收集农牧户问卷调查数据。调研点所在的内蒙古、青海、新疆、四川、山西等西部5省均为中国绒毛用羊的主产区，在养殖规模和绒毛产量上均位居前列，选取以上5省份10个县（ 旗）122户农牧户数据作为分析对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其中问卷有效率100%,细毛羊养殖户53户，半细毛羊养殖户30户，绒山羊养殖户39户，分别占样本总量的43. 4%,24. 6:和32% .
有效样本的基本特征（ 表1） 显示： 生产决策者的平均年龄为44. 2岁，年龄跨度从20岁- 71岁之间，其中40岁以上的受访户较多，占71. 1%,而30岁以下的受访户则很少，仅占9%,绒毛用羊养殖户老龄化问题严重； 生产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主要集中在小学至初中学历层次，占样本总数的68. 1%,且有14. 8%的农牧民未受过教育； 受当地养殖习惯的影响，多数受访养殖户为子承父业，养殖时间在10 ~ 30年之间的养殖户居多，占样 本总 数的58. 1%,具有较好的养殖经验，但劳动力转移门槛较高； 家庭常年劳动力数量平均为2. 57个，以拥有1 - 2个劳动 力 的 家 庭 居 多，占 样 本 总 数 的64:; 养羊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81. 1%的农牧户养羊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50%以上，仅4. 9%的养殖户收入不到家庭收入的30:; 此外仅有14. 8%的养殖户本人或家庭成员担任村或村级以上干部，加入专业合作社或协会的比例较低，仅占样本总量的38. 5% .
1. 2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1. 2. 1理论模型与基本假定
农户是迄今为止最古老、最基本的集经济与社会功能于一体的单位和组织，是农民生产、生活、交往的基本组织单位[15].Schultz（1964） 提出了“贫穷而有效率”的假设，他认为农户像任何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一样，都是“理性人”,其生产要素的配置行为也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农户的生产行为受利润最大化的引导，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是农户在不同技术水平下的最优决策点。Chayanov（1923） 则强调了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对小农经济行为的影响，小农家庭是生产和消费的综合体，即使边际收益低于市场工资也会持续投入劳动力，小农的最优选择取决于自身的消费满足与劳动之间的均衡。Becker（1965） 在Chayanov小农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了新农户经济学理论，该模型的前提假设条件是： 家庭是基本的经济单位，农户的目标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农户正由单纯的生产、消费单位变为具有多种经济职能的载体，这一过程中，农户行为总体上呈现出市场行为、趋利行为、竞争行为和科技行为均不断增强的特征，而各种非市场力量在农业中的介入使农户经济决策行为变得难以把握[16].在此大背景下研究农牧户养殖规模这一生产决策行为，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为： 农牧户是集经济与社会功能于一体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本研究根据调查区域的实际状况将影响农牧户绒毛用羊养殖规模的因素归纳为经济影响因素、政策影响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农牧户个人及家庭特征4个方面，基本理论假设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