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作品之中，马具有鲜活的生命、独立的个性，拥有感情和灵性，它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供人们骑射的牲畜，而是草原游牧民族的伙伴与朋友，有着重要的地位。回想几个世纪前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辉煌，马也和英雄的传说一起承载着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作为被吟咏歌颂的对象它们多么美丽、矫健、高傲、洁净。然而，在不可阻挡的现代化进程面前，马却堕落为平庸、颓丧的牲畜。我想，没有什么比马的意象，更能代表这种不对等的文化输入所带来的痛苦和迷茫。草原作家们纷纷借对马的书写来回望和缅怀正在消逝或者远去的精神家园。希儒嘉措的《风骨》（载于《民族文学》2007年第2期）借苏纳木老人之口描绘一段半个世纪之前的往事，作者用谚语、传说、民族解说，借马的意象勾勒了草原民族雄壮、不屈的“风骨”.在阅读时，我一度以为是汉文翻译损失了小说本该具备的刚硬之气，使得黑公马与老虎搏斗的片断显得通俗流畅有余而雄浑激烈不足，但当我读到军官以为剪去马鬃可以帮助马战胜老虎，众人围捕黑公马时，马的绝望与嘶鸣力透纸背。我突然明白，作者的深意并不在于对老虎与马搏斗的猎奇书写，而是在人与马（自然）的关系书写上。我不知道作者是否借用了“苛政猛于虎”的典故，但文章的隐喻却恰到好处：人类妄想着改变自然，想象着成为自然的主宰，却不知这种掠夺式的篡改实际上是在破坏自然，损害自然的本真与“风骨”,终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小说的结尾随着老人的去世营造出巨大空白，草原的雄风与气势也变得飘渺而传奇，使得故事有了神话传说的质地。与之形成对应的是小说《白马之死》（遥远着，载于《民族文学》2007年第6期）。这是一个现代版“叶公好龙”的故事，原本充满野性的白马被摄影师和她的丈夫带到城市，成为被观赏的对象。作者设定了与白马合影的场面，用电影画面式的立体生动，刻画出城市的众生相。白马在沦为城市的摆设和宠物的同时，也折射出城市的苍白孱弱与虚伪可笑。作者的情感爱憎与价值取向在文章中表现得鲜明而直接，白马不是死于对辽阔的家园的渴望，而是死于城市因自身怯懦而对充满“血性”生命的恐惧。城市斑斓高耸和坚硬凝固的水泥地面并没有带给他们坚定的支撑，而是显示出抽离了血性与博大之后的贫弱与虚浮。
如果说，前面的两部作品都展示了草原作家们对人与自然、城市与自然的深邃思索，那么，在阿来的《奥达的马队》中，精纯而优美的语言谱写着英雄末路的挽歌。作者用节制的叙述书写着一个和平年代的生离死别。随着叙述的深入，马和每一个马队人员的生命脉络清晰地展示在我们面前，马队承载的一个民族的光荣与英雄的梦想，却在道路、卡车这些现代机械文明产物的步步紧逼下悄然湮没。最为可悲的是，骄傲的英雄与传统马队的没落是那么理所当然而又无从挽回。虽然，作者试图在结尾处用爱情的暖色保留马队的最后体面，但却难掩传统文化在历史蜕变中不忍直视的忧伤。
综上所述，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使得相对边缘的草原文化获取了主流文化的“进入权”和展示空间，使之有机会与“中心文化”沟通交流，得以在更为广泛的受众中推介草原文化。同时，就如阿来一次演讲的题目一样“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多元文化也打破了草原文化的超稳定的封闭环境，使得发展迟缓的草原文化以突然加速的方式，完成某种形式的飞跃。这种飞跃使得草原文学在有着超越以往的可能性的同时，也面临着某种断裂与背离，使得草原文学在多元格局中的自我呈现带有一种挽歌式的悲伤。
三、多元文化的扑面而来
多民族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交流，古来有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交流显得愈加频繁而举足轻重。
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节点，旧的文学思潮还未完全祛魅，新的文化思潮却已暗涛汹涌，西藏成为了“被文学书写”填充的关键地域，与安第斯山区的相类似的气候环境，特殊的宗教信仰和原始崇拜，和世界的“亚文学”之间存在着精神的共鸣，拉美“文学爆炸”给了西藏以本土重构的契机，“中国文学一夜之间好像忽然发现了‘西藏',西藏成为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想象的渊薮。……’隐秘‘（《西藏，隐秘的岁月》）和’诱惑‘（《冈底斯的诱惑》）很恰当地概括了一九八○年代我们文学的西藏想象。”
〔2〕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扎西达娃、色波、刘伟、启达等从拉丁美洲文学中汲取营养努力进行本土重构，与之前的中国传统现实主义写作套路相比，他们找到了崭新的观念和技巧来重新关照和审视本民族古老的文化和宗教信仰，用更加自由的方式来展现西藏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西藏魔幻现实主义”成为文坛的飓风，成为少数民族小说成熟的标志之一。
事实上，草原独特民族文化心理和生存背景很容易和拉美的魔幻手法碰撞出迷人的火花。在很多草原作家那里，预感、梦境这些富有虚无质地的成分随处可见，幻觉、神秘、怪诞与现实生活交错纠结。
阿来就是从中汲取营养取得成功的重要草原作家之一，他曾坦言从“美国文学中的犹太作家与黑人作家”等“非主流”的作家中汲取经验，从鬼魂、传说的故事中做出独特、真实的表达③.在《旧年的血迹》中，彩芹老师的母亲对于“死鬼”丈夫的回家过程感应是如此的丰满真实：“月光透过窗棂，月光落在床上的牛毛毯子上却照不出死鬼的身影。丈夫脱掉靴子，上床后压得褥子中新絮的麦草嗦嗦作响。她叹了口气。她又叹口气，但没有听到身边一声更长的叹息。生前若要在床上说话，就是以这种方式彼此提醒和呼应的。只有褥子中新絮的麦草嗦嗦作响。
……彩芹只依稀记得那晚母亲头发梳抿得十分光亮。她在睡中，隐约听到母亲媚笑着赤脚走下楼梯。
那一夜，有人看见死鬼驻马在对面山冈，久久瞩望山下村庄。那人还说那么远他偏偏看见死鬼抽着烟斗，那火明明灭灭，却照不出脸部的轮廓。人说死鬼怕火，还抽什么烟斗。那人又说他没抽烟斗。”这个情节明显地富有魔幻色彩，阿来用他圆熟而洗练的语句，借“麦草嗦嗦作响”和“有人看见”来增强传说那可感的真实，同时却用“月光”照不出人影，“又说”这样的貌似理性的辩证来提醒了读者传说的虚幻。
在传说与历史、梦境与真实穿插交织的组合中，阿来展示了他探寻命运神秘与文明困惑的努力，同时也难掩中国式的优雅与轻灵，形成了阿来自身独特的艺术特色。
与之相应的，另一位草原文学作家海勒根那也多次谈到福克纳、鲁尔福、博尔克斯、余华对他的影响。虽然，海勒根那一度迷恋于硬汉书写，但他从《父亲鱼游而去》、《寻找巴根那》开始，小说中那自由驰骋的密集想象和崭新的表达方式都展示了作家打破传统叙述方式的努力。虽然，我无从得知《父亲鱼游而去》是否与苏童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但在阅读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物追寻理想的那份执念是相通的。在《父亲鱼游而去》中，我们从“麻木的窥视”、“难逃劫数”、“母亲推开门去，看到了这样的情形：水流淌的尽头，一双湿漉漉的脚印显然是从水中走出，并走向了不远处的河水。
那是一双跛子的脚印，左边的脚印映现着青蛙脚的蹼形水纹……母亲凝神呆视，等把我唤过来分享这一奇迹时，那脚印已消失得无踪迹，我只望到了苍茫天空下的那条大河，正向着远方奔流……”这样的叙述中，可以嗅出对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家阅读与沉积的痕迹：语言短促有力而又细腻绵密，立体式重叠结构，在打破以往时间线性的同时，也使存在的事件变得似是而非，增加我们解读文本的困难。同时，我们也发现，海勒根那充满自信地书写独特的民族体验，在神秘、怪诞与真实之间腾挪穿梭，展示独特的民族心理积淀和审美文化特质。
虽然，文化之间的交流并非平等对接，“国家边界的消失以及经由市场相互联系的世界的建立，将对地区文化和民族文化，对传统、风俗、神话以及更多决定各国或各地区文化认同的东西构成致命一击。由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并不能够抗拒来自发达国家文化产品的入侵……文化最终将会强加于人，并在世界范围形成统一标准，使丰富多彩、迥然各异的地方文化消失殆尽。”
〔3〕这种隐忧也不无道理，不光是草原文学，整个少数民族文学在大中华文化圈和地球村的发展的总趋势下，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事实上，“模仿”或者技巧性的表达虽容易被复制，但也是置人于死地的利器。西方文学思潮、叙事表达手法的借鉴和移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但我们却不能用影响的“阴影”来遮蔽作品原有的光芒。好的草原文学作品并不会以离奇的故事来赢取噱头，而是会把根深扎在民族土壤之中，借虚构、幻想之翼，在展示古老民族的生存困境以及精神状态的同时，表达普遍的存在经验。
我想，如果我们可以做到把民族审美心理与世界文学的眼光自觉对接，使得草原文学得以用外视角审视和反思自己。那么，多元文化与思潮的引入，不仅不会损害草原文学的纯粹，反而可以使得草原创作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在保持草原文学独特意蕴的同时，拓展草原文学的想象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讲 ,草原文学和草原作家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①此处参考了约翰·费斯克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和王希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中的相关观点。
②这段话引用了阿来《关于灵魂的歌唱》（见《人民文学》1999年第4期）中的观点。
③此结论来自于阿来《穿行于多样化的文化之间》（见《中国民族》2001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英国〕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39.
〔2〕何平.山已空，尘埃何曾落定？---阿来及其相关的问题〔J〕.当代作家评论，2009,（1）：46-58.
〔3〕〔秘鲁〕马里奥·瓦尔戈斯·略萨.全球化、民族主义与文化认同〔J〕.于海青，编译.许宝友，校.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4）：2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