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相对“单一文化”而存在，意为“属于一个由多种文化群体组成的社会的”,其核心是“对包含不同而相关文化传统与实践的社会予以的承认与研究”,即对主流文化之外的异质文化的发现、认同和关注。这就要求我们在判断一种文化是否含有多元质素时必须格外审慎，既要警惕被表象化的文化多样性所蒙蔽而忽视多元文化主义假象掩盖之下的社会群体间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也要重视那些被所谓的“共同文化”所遮蔽的异质文化内容①.草原文学作为一种以草原历史为依托背景，反映草原生活和草原文化的文学作品，呈现出较为独特的审美风貌，具有文化单一性通行的可能；另外，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草原文化同时具有多重性或多样性的特征。这二者使草原文学具备了多元文化存在的前提。草原文学的独特文化背景、生态背景及与之相关的生存智慧，使其具有与主流文学天生相异的文化陌生感。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用“朝拜”、“供奉”、“形式”和“猜测”、“推断”来描绘他和藏族文化之间“最大限度的接近”.这些隔膜的词汇，表达了马原作为外来民族，体味草原民族原始风俗的隔膜感的真实感受。虽然，当代草原文学已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有很多阅读和评论者是怀着“猎奇”、“隐秘”的心态来审视、定位、评价草原文学创作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摘掉有色眼镜，理清文化传统、时代精神、审美意蕴之间的关系，正视多元文化中的草原文学的弱势失语地位，还原草原文学在多元文化背景之下的独特审美价值，就显得尤其迫切而重要了。
一、独特的草原文化背景
草原文学的创作带有鲜明的民族立场和民族身份，这与其独特的草原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小说的世界由位置和背景、场所与边界、视野与地平线组成。”〔1〕由于生活方式、生产力水平等的限制，草原民族与自然环境有着生死依存的关系，他们敬畏、崇尚甚至依赖自然。蔚蓝的天空、辽远的草原、美丽的敖包、漫长的冬季、肆虐的寒风，这些恶劣抑或诗意的文化风貌和地域特征，都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并经过作家主观的心理变异，不断地发酵、洗练乃至美化，成为书写不尽的创作源泉。
几乎每一位草原作家的作品之中都会不止一次地出现独特的草原记忆，草原不仅是他们出生的“血地”、成长的沃土，也是他们精神的家园。他们认真倾听着草原、羊群、人民的呼声，在文章中，草原独特的生态景观通过错位的景物配置，借助人物的感觉状态，进行微妙的转换，构建情绪氛围，突出特定话语情境的特征。
在《春的喜歌》、《诗的波浪》等诸多作品中，玛拉沁夫屡次不吝笔墨地描写春意盎然的草原，他用激动与真诚的笔墨毫不掩饰地书写对于新中国的热爱。在《诗的波浪》中，他用了“孩童们的眼睛般明净”的天空、“嫩绿色纱衫”的小说、如“散落的珍珠”的羊群、“少女”等充满画面感的比喻来描绘满眼春意的草原。虽然，小说的主题过于明朗简单（翻身女奴当上了拖拉机站长的故事并不新鲜），但恰恰是这饱含春色的草原、蓝天般的湖水和珍珠般的羊群冲淡了略显枯燥的主题，使得这篇与时代共鸣的作品显出某些诗意的亮色。
然而，草原有时也会化为“春天干冷的大风裹夹着铺天盖地的沙尘差点要了我父亲的命……苦盼着的春草仍未发芽”（海勒根那的《寻找巴根那》）的肆虐、荒寒，一次又一次地打碎人们关于生存的想象，并最后把“哥哥”推入命运的深渊。在《寻找巴根那》结尾处，“哥哥”化身为羊的桥段与卡夫卡的《变形记》十分相似，但作者用了大量笔墨描绘人们最终找到了那片梦幻的肥美草原、绿色的天堂，一扫之前的灰暗、绝望。我想，在生命的重要节点，即使个体承载着生命的苦难与磨砺，美好的自然仍会赋予生活以无限希望，散发出诗意的光芒。总之，草原作家笔下草原独特的面貌并不是单纯的景致描写，而是在透视出一种情感的源流。草原民族独特的生态背景，在多元的文学空间进行有意识的审美性转化，在文学表述中展示出边缘色彩的文学体验。
另外，草原民族的民歌、神话、传说，深刻传达着草原民族独特的美学观念和存在经验。许多草原作家就是从中得到启迪，并发掘出叙事的生机。阿来曾经坦言“接近民歌就是接近灵魂”②.事实上，民歌是用最朴素的话语来表达超越现实的深邃与想象，它打破叙述的边界，或借优美的旋律大胆地歌颂对未来生活和美好爱情的渴望，例如《尘埃落定》中，美丽的卓玛在出嫁前所唱的“背枪的好少年”的动人歌谣；或在命运转折和灾难突现的关口，介入、推动事件走向，与人物的情感产生共振，如《荒芜》中，阿来用民歌的形式描绘了在极左政策的指导下，人民滥伐森林的情景。虽然，前半部分伐木情节的诗歌体书写所表达的沉重，与诗意轻灵的表达并不合拍，却是同后面的古歌浑然一体。“国王”开始的一段显然是古歌的复活，虽然，我无从判断这首古歌是否和《诗经·伐檀》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但是二者跨越时间与空间，那种处于权利悬殊的困境中那种回圜无力的绝望感却是相通的。阿来用古歌的诗意轻灵展示了野蛮砍伐对自然界毁坏的“不能承受之重”,两厢矛盾对比之中蕴含了丰富的内容，“燃烧”毁灭了“宫殿”、“城市”、“宝座”,在展示草原民族的刚烈与坚韧的同时，也向我们揭示草原民族面临家园毁坏的激烈与悲壮。欲望伴随毁灭的力量，破坏了赖以生存的家园，得到的辉煌与却是如此虚浮和脆弱，最终归位虚无。在上述作品中，古歌夹带着神明的指引与救赎，把客观叙述和浪漫抒情自由地交融到一起。
即使无从追溯古歌源于何时、何境，也无从还原确认那些苍凉、欢快、纯净、浓厚的古老的旋律，但在生命每一个重要的关口，那些关乎命运的隐喻、心灵隐痛的歌谣都不会缺席，它们穿越了语言、地域与时空，有着击中人心的力量。白雪林的《吉荷德尔》中，主人公吟唱着没有歌词、没有间歇、只有调子的古曲，弥漫在文章的每一个角落，构建行文的氛围的同时，也唤醒了在欲望中迷失的丈夫和丈夫情人心底的良知。在这里，民歌关乎到古老生命与情感的深邃，即使我们有着不同的生存境遇和人文景观，却依然为之深深地浸染。在这个意义上讲，草原民族对民歌的吟咏，不仅完成了对古老文明的缅怀与遥望，更多的是为现实生活提供参照乃至于启示。
我完全有理由相信，真正的文学，有它自己的尺度与价值。草原文学的作品正因书写那股与生俱来的神性，唱诵着本民族独有的歌谣，展示着全新的草原生态景观和文化景观的同时，也昭示了草原民族独有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从而使得作品漫溢着民族性的独特光辉。
二、沉郁丰厚的民族意象
提起草原文学，我们不由得联想起振翅翱翔的雄鹰、英伟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狡猾凶猛的狼群等等。这些独特的文学意象反复地出现在草原文学的书写之中，构成了草原书写的审美特质的同时，也包含着民族文化积淀下来的天然自觉：对自然生态的眷恋、与动物之间的深刻情感。
这类意象之中，首屈一指的是鹰的意象。鹰作为某些部落的图腾或者祖先，代表着神圣与庄严，具有呼风唤雨的灵力。藏族传统文化之中，人与鸟的灵魂互通，鹰作为灵魂的寄托处和召唤者，可把灵魂导入来世。故而，藏族的天葬就是人死后在天葬台上被群鹰分食，灵魂就可以随着飞鹰升入天空而不是沉入阴冷的地下。《尘埃落定》中多次出现的鹰，代表着无上的权力和威严。如果说《尘埃落定》中，鹰的多次出现是为了铺垫或有所指涉的话，那么，阿云嘎的《鹰》（从蒙古文译为汉文）如其题目一样，全文都是围绕鹰展开。虽然，我们在阅读时不难感受到两种文字转换之间的生涩，但却难掩小说浓厚的象征意味。在不长的篇幅中，作者不厌其烦地用了大量诸如“刚毅”、“不屈”、“高傲”、“威风凛凛”、“俯瞰一切”、“真正的戈壁骄子”、“使人敬畏”这样的词汇来描绘鹰，并穿插了鹰未曾受伤前的雄姿和英勇复仇的故事。这显然是一个关于现代文化与古老文明的隐喻，我们被鹰的血性与不屈所震撼，而本是英雄捕猎者的叔叔却在与鹰的对峙中显得猥琐，这样的描写展示了作者鲜明的文化立场。小说的最后，叔叔不得不杀掉鹰。鹰的死去，与其说是勇敢地扞卫了自己的尊严与荣耀，不如说是硬汉（英雄）品格在当下社会的被迫终结。结尾处，鹰坟“毫无痕迹”地消失，这种“空”造成了文学无限的张力与想象空间，“毫无痕迹”消失的不仅是翱翔的雄鹰，更是一首古老民族精神的绝唱。
而在阿来的短篇《环山的雪光》中，雄鹰不再承载沉重的民族精神，而是诱导某种自由的向往，宽广的自然却成为了生活闭塞的原因之一，对业已被外来文化启蒙的金花而言，自由翱翔的雄鹰承载了她冲破闭塞落后生活的渴望，并诱导她走上了生命的险途。金花对封闭的生活空间的厌倦，也成为古老民族对外界文明的渴望与向往的隐喻。这并非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草原作家敏锐地发现，多元文化正在以无孔不入的姿态，渗入本民族原有的“超稳定”结构，在催动古老的民族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侵蚀着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和文化传统。草原文学作家们悲观地看到，血性的传统和生命的激情正在多元文化的铁蹄下渐渐迷失，这就使当代草原文学的民族意象书写之中带有感伤的情调。
如果说天上的雄鹰构成了草原文学雄壮、挥洒的底色，那么马不仅是草原景观的重要构成物，更是草原民族血脉相连、同气连枝的命运共同体。
70后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在《一种写作》中写道：“我写了很多关于马的小说，除此之外，我发现自己写作大那分都与自己的童年和故乡有关”.马作为草原游牧民族必不可少生产资料，在诸多草原小说中屡屡出现，甚至有很多以马为叙述中心的作品，如阿云嘎的《野马滩》、敖德斯尔的《云青马》、布儒嘉措的《风骨》等，其中不乏对马的英伟、忠诚等美好品格的描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