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他们所写的并非是’自己‘的生活。或者说，他们’自己‘的生活也正是全国各民族共同经历和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整个新中国的缔造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各民族共同参与的高度一体化的过程。”[8]
也就是这些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中国文学史凭借的并不是其对中国文学多样性和文化意义上的贡献，而是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多民族解放的共同的历史进程，以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预见的共有的美好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撰者在面对少数民族文学时，社会主义多民族属性的政治观或社会观形成的先在统摄使其首先进行的是政治属性的界定和阐释，而少数民族文学中民族和文化的要素则被悬置。多民族的政治现实遮蔽和妨碍了多民族的文化文学事实的表现。
相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其他基本文学史文本之中。在郑万鹏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世界文学视野中》（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一章“建国文学”中提到： “’建国文学‘所表现的统一的思想，自然包括多民族的大家庭思想。”[9]
其中对乌兰巴干作品的评论重在其中体现的蒙汉并肩战斗的兄弟情谊； 对玛拉沁夫的定位基于其作品中反映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人们的英勇精神以及其对草原和祖国的热爱之情； 选择李乔的作品《欢笑的金沙江》是因为它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彝民回到祖国的复杂过程。就是说，编者对少数民族作品的关注在于其中体现的与新中国文化建设相一致的对国家统一的歌唱和对未来的憧憬； 而陈其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对少数民族诗歌（ 选择的诗人是韦其麟、包玉堂和纳·赛音朝克图） 的关注基于其中体现的对党、社会主义制度和新生活的热爱和赞美； 另外，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 华艺出版社1997 年版） 在导言中指出应站在中华民族整体的立场上以爱国主义为准则来评价各民族的历史以及前人的得失[10],显然即便是旨在建构多民族文学史的文学史中，国家意识形态的预设基调也导致了真正的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缺失。
甚至有的文学史文本明显是形式上的拼接大于内涵上的揭示。显然众多文学史文本虽然涉及到了少数民族文学，“但这只是一种点缀或是汉民族文学正宗地位的一种陪衬或是将其纳入文学现代化价值系统予以定位而得不到公正待遇”[11].就是说，在此类文学史的叙述中，少数民族文学基本上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被关注的，而其中所包含的特有的文化气质和审美特征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挖掘，同时其与汉族中心文学深在的关联也没有得到深入的揭示，对其的书写只是对少数民族作品的列举和组装。所以“在整个文学史整体建构中，少数民族文学知识作为一种文学样态被’嵌‘入了汉族文学史，处于与整个文学史叙述的游离状态，并未真正融入整体文学史之中。这种将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 汉族） 的分置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中被普遍接受和运用的方法。”[12]
如黄修己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史》（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和唐金海、周斌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通史》（ 东方出版中心2003 年版） 虽然都设专章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了论述，但是该部分都是自成体系的，如黄修己书中第十四章“20 世纪少数民族文学”中分别对“少数民族文学概述”、“20 世纪初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辛亥革命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共和国文学的重要部分”作了论述，将 20 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概况和历史轨迹以及各时期的代表作家作品进行了集中的呈现。观点不算不正确、材料不算不齐备，但是绿色通道似的呈现方式，显然不算科学。即便是在结构上力图将少数民族努力整合入中国文学中的文学史文本也存在着形式大于内容的问题，如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在叙述结构上就缺乏相应的整合性，如对汉族文学的历时性叙述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共时性展示只能分别进行，同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论述限于概述性的体例在完整性和深度上也有所缺憾； 而特·赛音巴雅尔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 和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 华艺出版社 1997 年版） 尽管是中国汉语文学史家和少数民族文学史家大规模联合编着的成果，较好地体现了“中华文学”中的多民族性，但是两书对资料的求全性质使其更像是作家作品的辞典似展示，其主要的特点是工具书般相对笼统的介绍，在整体结构上甚至还存在明显的拼接痕迹。其中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出身似乎仅仅成为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其作品之中的边缘性文化特质并未得到真正的凸显，少数民族作家以其独特视角反映本民族独特生活的文学作品进入中国文学史后出现了深度理解上的被遮蔽现象。
三、反思与启示
在这样的文学史文本中，少数民族文学虽然出现在中国文学史的篇幅之中，但是基本上是并未纳入统一的体系之中，而只是某种机械性的列举和组装，因而未能体现出“多民族”性的真正含义。於可训曾经说： “少数民族文学既是整体的中国文学的一个局部的地域的文学，又有别于一般的地域文学的概念，而是一种有着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和特殊的表现形态的地域文学。将这样两个特殊的地域文学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显然不仅仅是一个量的改变的问题，而是意味着整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将要容纳一种异质的文学因素，从而也必将带来整体的文学结构的调整和变化。”[13]
就是说，真正的多民族文学史观并不止于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表面性的展览，还应深入到对意义的探寻和解释。
有建树的文学史家应该找到一种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对称、平衡和融合的机制，实现两者在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两方面的共构。针对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缺失和隔膜，“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引起了关注和讨论并达成共识。但是，真正具体到践行的层面上，还面临着众多的考验和困难，显然，多形式、多角度、规模不一、族群成分不定的有水平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需要创作界和批评界的共同努力。
虽然现有的史着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可贵的是文学史着者也一直在努力探索将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的方式，如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一书即是较有影响力的着作实践。该书上卷八章分别对民族文学的概念、民族文学与政、经济和文化变革之间的关系、民族文学的写作资源、民族作家的创作心态以及民族文学的价值定位做了充分的论述和阐释，几乎涉及到了民族文学内外部所有的问题，具有明显的通论性质。下卷虽然总体是作家作品论，但是其中也具有很强的史论色彩，表现之一是每一文类的首章是关于该体裁发展总体特征、历史轨迹以及发展现状的论述； 表现之二是对每个作家的论述都以其最鲜明的艺术特色为中心，而不是简单地罗列作品、陈述内容。张炯为之做的序言中说： “他的批评价值取向兼顾审美的历史的标准，又参以文化的民族的视角和社会公众接受影响的大小，因此他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和评价，不但富于独到的见解，而且切中肯綮，饶有分寸，比较公允恰当。”[14]
该书在体例结构方法以及人文叙论处理上充分体现了“以论带史”、“史论结合”的特点。这可以为含纳少数民族文学的史着提供一些参照和启示。
参考文献：
[1]陈美霞﹒意识形态·文学史·现代性---台湾文学史书写现状与现代性突围[J]﹒福建论坛，2008,（ 11） : 79.
[2]徐新建。“多民族文学史观”简论[J]. 民族文学研究，2007,（ 2） : 12.
[3]特·赛音巴雅尔。 中国蒙古族当代文学史·总序[M].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9. 1.
[4]王晖。 当代中华文学： 语境、内涵和意义---以若干当代文学史教材为例[J]. 文艺争鸣，2007,（ 10） : 30.
[5]徐新建。“多民族文学史观”简论[J]. 民族文学研究，2007,（ 2） : 16.
[6][7]十院校编写组。 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48.
[8]李晓峰。 多民族文学： 中国文学史观的缺失[J]. 民族文学研究，2007,（ 3） : 14.
[9]郑万鹏。 中国当代文学史---在世界文学视野中[J].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 24.
[10]参见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 中华民族通史[M]. 北京： 华艺出版社，1997. 28.
[11]朱德发，贾振勇。 评判与重构：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25.
[12]李晓峰。 多民族文学： 中国文学史观的缺失[J]. 民族文学研究，2007,（ 3） : 15.
[13]於可训。 中国当代文学概论（ 修订版）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21.
[14]李鸿然。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序二[M]. 海口： 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