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古圣先贤创造了丰富厚重的古代文化，积累了琳琅满目的古籍宝藏。同时，中国有文字的各少数民族先贤，也创造了许多具有宝贵价值的民族古籍。但是对少数民族古籍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许多宝贵的东西还没有得到开发利用。充分挖掘、收集、整理、研究少数民族古籍，特别是其中数量极为丰富的经籍，从不同的角度开掘其中有用的价值，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展示灿烂的中华文明，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彝族传统经籍是少数民族古籍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华古籍的一串璀璨明珠，从文学的角度对展开系统的研究，对丰富世界文学宝库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一 关于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概念
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也是在已经有的关于彝族古籍、彝族文学、毕摩文学等概念的基础上，通过仔细分析和研究提出来的一个新概念。
（一）古籍、经籍与传统经籍
要给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一个明确的定义，首先要区分古籍和经籍。在通行的《辞源》中，没有古籍一词，也没有经籍一词。可见无论是古籍，还是经籍，都是比较晚近才出现的概念。《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古籍的解释是：古书。对经籍的解释是：①经书。②泛指图书（多指古代的）。对于经书的理解，《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指《易经》、《书经》、《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等儒家经传，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儒家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这主要是对现代汉语关于这个词的解释。从更为宽广一些的视角来考察，经籍是古籍的一部分，是古籍中具有重要价值并且已经被读者所熟知的古籍，是古籍中时代较早流传较广泛的部分。拓展一下视野，可以发现，经书在各种宗教中，往往指称这种宗教所信奉和使用的具有神圣性质的典籍，例如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佛教的《金刚经》等等。这些经书也可以称为经籍，它们既是古籍，又是宗教经书。
关于古籍，在传统意义上，古籍就是古代的书籍。但是，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转型，即在20世纪由于人类学的创立和学术视野向东方的转向，西方理论体系的科学知识体系之外，出现了东方的人文知识体系或者说地方性知识体系与之相对应，人的发现，文化的发现和现代性原罪的发现，[1]使学术界特别是人类学界对田野调查的重视和对地方性知识的发现等，人类的口碑古籍得到重视，像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彝族的《支格阿鲁王》、苗族的《亚鲁王》等被发现，成为当代口碑古籍的代表性作品。因此，传统古籍，是文字传承的古籍。而后现代意义上的古籍，包括了丰富多彩、数量庞大的口碑古籍。这就使得古籍、传统古籍成为同义词，它与后现代人类学视野中的口碑古籍相对应而存在，成为古籍的两大部类。
有文字记录、用文字撰写的宗教古籍，作为经籍容易被识别，也容易被读者接受。但是，在没有文字的民族中，他们的宗教生活往往也有许多口头传承的较为固定的用语、古辞，这些口碑古籍也是经籍的一个部分，如果用新创造的文字，或者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字翻译、记录下来，经过一段历史传承之后，就成为了这个民族的经籍。同时，有的民族例如彝族，既有用文字传承下来的经籍，在日常宗教生活、或者信仰仪式中，还传承着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仪式用语、古辞。例如彝族古戏《撮泰吉》（也有称为仪式的）中的各种“祝辞”,[2]以及彝族家庭中年幼成员受到惊吓后家长为其举行的招魂仪式所念诵的“招魂辞”等。就是说，彝族的经籍既有用彝文书写、记录下来的古籍类型的书籍，也有还没有用文字记录、书写下来的口碑经籍，两者皆备，具有非常明显的彝族的民族特征。文字经籍自然是古籍的一部分，同时，也要兼顾口碑古籍仍然在传承的事实。在本研究中，经籍是指经书，而经书所指的主要不是古代经典书籍。这里的经籍主要是指宗教古籍，即在宗教仪式、宗教生活和与信仰中有关的文字古籍和口碑古籍。传统经籍，广义上讲是传统古籍中的一部分。
所谓传统古籍中的一部分，一是指传统古籍中的经典古籍，二是传统古籍中的宗教古籍，即宗教经书。狭义而言，传统经籍是传统宗教经书。而所谓传统宗教经书，是指传统宗教包括系统而成熟的宗教体系和原始宗教在内的、现在仍然被信众所信仰的宗教中所使用的经书。这里使用传统经籍的概念而不使用古代经籍的概念，是为了避免出现混淆，即把古代经籍理解为是古代的经书，在现代和当代已经不再使用和传承。传统所指的是发源于古代，在现代和当代仍然传承和使用。传统经籍正是起源于古代而在现当代仍然被人们所信仰和传承着的经籍。这些传统经籍，有的非常出名，如前述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佛教的《金刚经》等，有的则虽然在一个民族内部广为人知，却不为外界所熟悉，如彝族的《指路经》、《解冤经》等，要通过大量的搜集、翻译和研究，其价值才能被外界所了解。
（二）文学经籍与经籍文学
文学经籍与经籍文学，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要对文学经籍与经籍文学进行认真的区分，使它们各自的特点充分地展现出来，比较出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以此界定研究的对象，而不至于使其模糊不清。
文学经籍，首先必需是文学，然后才成为经籍，即经典的文学古籍。例如《诗经》，它首先是一种文学形式，即由民歌、雅词和颂词集合在一起的一部文学作品，由于经过孔子删诗，和后来一些鉴赏家、评论家、注解家、历史家的不断分析、评价、记述，它的价值和影响也越来越大，在上千年的历史传承中，成为了一部经典文学作品。这就是文学经籍了。同样地，《楚辞》、《乐府诗集》、《玉台新咏》等文学作品集，和《离骚》、《李太白集》、《杜工部集》、《春江花月夜》等文学家的个人作品，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成为文学古籍中的经典作品，也就成了文学经籍。
而经籍文学，它首先是宗教经书，因为具有一定的文学形式和文学价值，才成为了经籍文学。例如《圣经》，它首先是基督教的一部宗教经书，流传的地域十分广泛，历史时期长，影响很大。由于《圣经》具有很大的文学价值，它同时也被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如其中《雅歌》中绝大部分是优美的爱情诗，《赞美诗》是优雅的赞颂词，等等。[3]
又如《古兰经》，首先同样也是伊斯兰教的一部宗教经书，影响非常广泛，但《古兰经》本身的形式是诗歌形式，韵律优美，节奏感强，它本身的文学表现形式也让许多读者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这样，《古兰经》同时也就是一部经籍文学。
在这里，还要仔细区分传统文学经籍和传统经籍文学。传统文学经籍，是指传统文学作品中成为经典的那一部分文学作品。这里的传统文学，既包括作家创作的书面文学，也包括民间文艺家创作的被记录下来的口头文学。例如《诗经》中的民歌，它首先是民间文学家的口头创作，被记录下来、经过删节之后成为了书面文学，经过若干年代的流传之后，成为传统文学经籍，《楚辞》、《乐府诗集》等中也有不少是民间文学作品。在此可以看出，传统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外延部分是一致的，从对古代其它文学作品的比较中，它把没有成为经典的古代文学作品区别开了；从与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的比较中，也把至今在民间流传着的活态的民间文学、和当代的作家文学区别开了。
传统经籍文学，是传统宗教经书中具有文学价值的经书。之所以称之为传统经籍文学，是因为它在古代曾经发挥着经书的作用和文学作品的功能，传承到当下，它在当代、在民众的现实生活中被作为经书使用的同时，其文学价值同时在发挥着作用。传统经籍文学和古代经籍文学有区别，也有联系，传统经籍文学是古代经籍文学流传到当代的部分，它仍然为民众所使用，既发挥着经书的作用，又保留着文学的功能；而古代经籍文学，则只是古代经书中有文学价值的一些经书，在当代，它已经失传、或者虽然作为经籍文学作品保留下来，但是在民众的宗教生活中不再发挥实际作用，只剩下了经书的形式，或者说只剩下了经籍文学的形式。
（三）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内涵和外延
通过上面的分析，现在可以对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内涵进行定义，并且对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外延作一下界定。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是指彝族传统宗教生活--包括原始宗教生活和现代仍然为民众所信仰的彝族宗教信仰的延续形式--一直使用着的经书中，具有文学价值的古籍。它起源于彝族古代的宗教生活，特别是各种宗教仪式和带有宗教信仰色彩的民间仪式；它已经用彝文撰写、记录下来成为书面的文本；它仍然在当下的彝族传统宗教生活中使用和传承；它不是全部的宗教经书，而是宗教经书中具有文学价值的部分。
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包括了现在彝族宗教信仰活动使用的经书中，具有文学价值的部分。从形式上来说，包括诗歌体裁和散文体裁的经籍。就彝族传统经籍的情况来看，用诗歌写作、记录的比用散文写作、记录的要多许多倍。以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丁文江、罗文笔合作的《爨文丛刻》（又载《丁文江文集》第五卷）为例，包括了诗歌体裁的《献酒经》、《解冤经》、《指路经》（天路指明）、《祭龙经》（权神经）等4种，和散文体裁的《玄通大书》、《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等2种彝族经籍。[4]
《爨文丛刻》中所收录、翻译的彝族传统经籍，是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一个缩影，同时也很具有代表性，体现了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中诗歌类型的作品多于散文类型的作品的事实。如果换一个外延分类方法，从彝族传统经籍的内容方面去考察，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包括自然崇拜类，如《献山经》、《祭土地经》、《祭水经》等；图腾崇拜类，如《祭龙经》、《祭树神经》等；祖先崇拜类，如《祭祖灵筒经》、《丧祭经》、《指路经》等；还有其他经籍文学类。
二 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研究的现状与意义
彝族传统经籍作为彝族传统宗教（也包括原始宗教）生活中使用的彝文经书、典籍，它是西南历史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其中蕴藏的信息量和信息的真实性和古老性，都是口传文献难以企及的。这些彝族传统经籍绝大多数是诗歌，也有部分散文，这就是彝族传统经籍文学。费孝通、马学良、杨成志等专家认为，彝族传统经籍对研究西南地区的历史有重大意义，彝族研究不清楚，西南的历史难以说清楚。研究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是解开彝族、彝语支民族乃至西南历史许多未解之谜（如夜郎、南诏、罗甸等国的问题）的重要途径。若不对大量的彝族传统经籍进行多角度的研究，编写的西南历史是不能全面反映古代西南的政治、军事、经济、语言、文化、文学、宗教和哲学等等情况的。
对彝族经籍、彝族文学的研究分别有很少的一些成果。国内最早的研究成果可追溯到晋常璩《华阳国志》对“夷经”的记述，清朝道光年间的《大定府志》也略有记载，但史志大多只涉及宗教。现在流传的彝文经籍，绝大多数是明、清抄本。现代以来，彝文经籍的搜集翻译出版取得了许多成果，有：《爨文丛刻》收录了部分，《彝文〈指路经〉译集》18部，《彝族指路丛书》7部，《祭龙经》等20多部，《驱鬼经》等10多部，《那坡彝族开路经》等。而集其大成者，要数《彝族毕摩经典译注》106部，集中了大部分有代表性的彝族经籍。在研究方面：多位专家有彝族宗教专着出版，张纯德等所着《彝族原始宗教研究》等是代表作；有40多人发表了50多篇彝族宗教的研究文章，但是这些成果对经籍的研究较少，从经籍文学的角度开展研究几乎没有。而与宗教经籍文学研究相关的专着，已出版的彝族文学史论着作中只提及几部。巴莫阿依着《彝族祖灵信仰研究》、巴莫曲布嫫着《神图与鬼板》和她的关于“祝咒文学”的文章、和罗曲等着《彝族文献长诗研究》等，对极少数彝族经籍文学作了一些文本介绍和田野调查研究；论文则有王明贵的《彝文古籍状况述要》、沙玛拉毅的《论彝族毕摩文学》、陈世鹏的《原始宗教对彝族传统文学的影响》、周德才的《彝族〈指路经〉的文学特点》、沈五已等的《笔摩经书与彝族文学》等，或多或少涉及了彝族经籍文学的研究。国外的研究，近代、现代外国人到彝区传教或游历，有保禄？维亚尔、柏格里、顾彼得、马克思？弗里茨？魏斯夫妇的游记、日记、声像记录中偶有涉及。近年来，马克·本德尔、西胁隆夫、藤川信夫、樱井龙彦、魏明德等，对彝文经籍或文学有所涉猎。从总体上看，一是彝族传统经籍数量庞大，翻译成果丰富，动辄几部、十几部甚至上百部经籍一起出版，且京、滇、川、黔、桂彝区都在翻译出版，涉及面很广。二是研究彝族宗教的专着，目前已经出版9部，论文也有数十篇，但都不是从彝族经籍文学的角度研究。三是直接和全面涉及彝族传统宗教经籍文学研究的专着和论文极少，与经籍的翻译出版数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而也留下了一大片空白。
因此，开展对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研究，是一项创新型的原创研究课题。就像《圣经》、《古兰经》、《道藏》、“佛经”等经籍不但对其宗教、历史与文明具有核心意义，对西方文学、阿拉伯文学、中国文学和印度文学的影响也是极为重大的。
彝族传统经籍是古彝文文献中数量最多的部分，是彝族乃至西南历史文化和古代文明最重要的承载体之一，是对彝族影响最大的文艺形式。从一个全新的文学的角度研究彝族传统宗教经籍，对于了解彝族乃至西南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信仰及其艺术表达，理解彝族与现实世界及心灵、信仰世界的沟通及表现，发掘新的艺术门类，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丰富世界艺术宝库，推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搞好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三 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研究价值
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研究，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切入，以人类学的方法为参照，以传统文学理论为一个主要参考，运用文学人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深入挖掘彝族传统经籍的价值。从宏观的视阈来看，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研究价值，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所具有的传统功能的价值
一是教育功能体现出来的价值。彝族传统经籍本身是在宗教生活或者日常宗教信仰仪式中使用，其中许多道德观念的教化、训导、诫勉和纠错，都是在经籍的诵读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二是认识功能体现出来的价值。彝族历史的传承，在宗教生活中往往得到体现，特别是许多经籍中，都有关于彝族历史的记录，让彝族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之根。又如《指路经》等经籍中有彝族迁徙路线的记叙，有关于迁徙途中各种山川地理形势的描述，还有到关键地方需要注意的事项的强调，等等，即使在当代，仍然有考证民族迁徙史的重要价值。三是审美功能体现出来的价值。这主要是彝族传统经籍文学表现形式特别是具体表达方式如唱诵、仪式表演等方面，对参与者情感的调动和熏陶，以及其中的韵律、节奏的美感等。
（二）新的文学禳灾和文学治疗功能的价值
文学的禳灾功能和治疗功能古已有之，只是作为一种实践总结和理论探讨，是以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文学之后才取得的重大突破。美国研究家麦地娜·萨丽芭发表了《故事语言：一种神圣的治疗空间》的论文，[5]和《风湿性关节炎的旅程》（2000）等专着，以及秘鲁的维洛多在专着《印加能量疗法--一位人类学家的巫士学习之旅》中，对文学的神圣治疗作用进行了研究。而文学禳灾的功能，在苏美尔人的屠龙求雨祝咒词和中国各民族的“祭龙求雨”祝咒词中，通过各种祝咒词配合一定的仪式，达到消除旱灾的目的，都有普遍的体现。唐代时期，韩愈因为鳄鱼为害，为除鳄鱼之害还专门举行仪式、写作《祭鳄鱼文》来达到除害的目的。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中的《祭水经》、《驱鬼经》等，都有同样的禳灾、治疗功能价值。
（三）拓展文学的文化空间和扩展并重修文学史的价值
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东方转向和生态转向，是当代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总体趋势。通过对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研究，从新的角度认识彝族传统历史文化，会有更多更好的收获。例如关于《指路经》的研究可以发现彝族多个居住区的迁徙历史，通过《治星经》等的研究可以解开夜郎套头葬式之谜等。[6]
同时，已经出版的几部彝族文学史，对于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关注十分稀少，与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在彝文古籍中所占的比重严重不对称，不能够突出体现出彝族文学的特色，通过对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系统研究，对重修彝族文学史提供坚实的支撑，从而充分展示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应有的价值和贡献。
参考文献：
[ 1 ]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4.
[ 2 ] 罗德显。撮泰吉--古代彝语民间戏剧演出记录本重译[J].重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4）[C]//陆刚。撮泰吉调查研究文集，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2:35-43.
[ 3 ] 圣经[M].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1998.
[ 4 ] 欧阳哲生。丁文江文集（第五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
[ 5 ] 麦地娜·萨丽芭。叶舒宪，黄悦。故事语言：一种神圣的治疗空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25（05）。
[ 6 ] 王明贵。夜郎故国--彝族英雄史诗的圣地[J].毕节学院学报，2008,（1）：39-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