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初，学术界便对其展开研究，至今已百年有余。然相对于汉族文学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建构的宏观层面抑或是作家作品研究的微观具体层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都显得不足，文学批评部分更是薄弱环节中的短处。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在多民族文学史观、批评理论研究、批评实践诸方面出现一批研究型论文，大大拓宽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视野； 另一方面，批评与实践脱节、批评标准泛化、盲目套用西方理论等不良现象依旧大量存在，这不仅无法为文学实践提供有意义的指导，甚至会让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陷入困境。对新世纪以来的一些重要论点和研究成果进行一个全面系统、条理清晰的综合梳理和深入的反思，对于解决问题、辨明方向大有好处。
一、多民族文学史观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针对中国文学史中少数民族文学缺席现象而相应提出的，它的本意并不是对当下的文学史作一种道德或价值层面的纠正，更多的是知识界在反思的思潮推动下以一种新的认识论范式去观察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复杂性形态和多维性文学价值。尽管各民族文学实际上参与了中国文学史的建构过程，但若从整个中国文学所处语境观察，就会发现少数民族文学依旧处于边缘化的现实。在文学批评中，我们也很少听到少数民族自己的声音。对于新时期出现的一批着名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等，我们不难发现，关于他们的评价大多仍源自主流，对其文学和文化意义上的界定亦非来自作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这些批评中，处于主流的话语对边缘文化进行着居高临下的阐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忽略了这些作家作品内在的民族文化意义。因此，如何突破既有的知识论范式，呈现出处于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学，从而真正建构起中华多民族文学史，是这一史观的目的和难题所在。
2007 年第 2 期的《民族文学研究》推出“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专栏，使民族文学史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成为热门。学界同仁互相发问、解析，不仅使少数民族文学获得了更高的起点，而且本身也正在推动其向新目标奋进。
关纪新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是构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根基。在他看来，当下的研究可以运用“多元”及“一体”两个概念对整个民族的发展历史及其存在本质进行详尽阐释。每个民族都有其根与源，它们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也各具特点，此为“多元”; “一体”则体现在民族间的发展绝非孤立的、片面的，而是一个相辅相成、共同前进、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1].这一学说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将中国文化视为一个多元多层次的网络体系，而非单质板块。文学在文化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迥然不同，在各民族文学多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互动交流对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构大有裨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思想和理论上为后续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借鉴。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2]是一部较为详实的着作，它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这部书从法理基础、学理依据谈起，指出建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对多民族的历史观、文学观、民族观、国家观、哲学观等构成要素一一分析，具体探讨如何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指导下，将少数民族文学有机地融入中国文学史，凸显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还原中国文学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现场和发展轨迹，促进新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观念和研究范式的转变，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和社会意义。
建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始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目前，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中仍然处于一种十分“尴尬”与“困顿”的局面。一方面，在当前历史书写以及现代知识体系中，少数民族文学在审美以及文化等多方面的价值依旧显得模糊与虚浮； 另一方面，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学史价值认定，仍旧处于待发掘状态。席扬在《文学史中“民族文学”的价值叙述与可能》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当下民族文学所处的困境，并认为这种困境主要源于“框架冲突”、“视点交叉”和“正典思维”干扰三个方面； 认为在“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指导下重新建立国家文学史结构是较为理想的解决方法，应首先明确民族文学在“国家文学”的大体系中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以及在促进新时代审美体系更迭中的作用，进而确认“民族文学”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的作用与价值[3].刘大先则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为建构“多民族文学”史观建言献策，他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 反思与重建》一文中指出： “摆脱主流汉语文学批评影响的焦虑，树立自己独特的批评品格”[4]才是正确方法。但有学者也注意到不能矫枉过正，学者李祥林认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应该遵循两个态度： “一是警惕‘失语',杜绝依附，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二是避免’独语‘,反对割裂，保持开放性。”[5]
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指出了一种可能的方向。建立“多民族文学史观”应当在紧密围绕自身文学特色展开的同时充分与其他文学研究互动，既有根源又具特色，才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
除此之外，有关“多民族文学史观”讨论本身的思考也是一个重要的论题。王立杰回顾了近年“多民族文学史观”讨论的历程，着重分析讨论中出现的“中华”、“多”、“文学观-文学”、“史-史观”四个关键词。作者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关纪新先生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认真反思，为“多民族文学史观”提出了三点建议： 对多民族文学史编纂的指导并非直线对接关系，而是不同要素之间的循环认知关系； 反思命题本身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为学界提供相关论域的多重认知向度[6].
二、批评理论研究
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无论是宏观的理论研究和整体把握抑或是微观层面的具体批评，都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一方面，多民族文学史观尚在探讨之中，批评界还缺乏一套相对稳定的批评标准和公正、科学的批评立场；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呈加速发展态势，不断涌现出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理论与实践的错位使许多批评者陷入一种无法言说的焦虑境况，不得不盲目借用他者理论套用于本土民族文学创作实践，或采用自上而下的批评方法，以他者话语言说自我，或仅仅关注一点而不及其余，最终陷入无法自我完满阐释的窘况之中。在具体的研究层面，追求热点话题，青睐流行问题，而那些需要具备扎实功力、踏踏实实从基础做起而短期内很难出成果的研究很少有人问津。关纪新先生指出： “民族文学研究界的学人朋友们，假如不是横下一条心，把冷板凳坐热，端出点儿货真价实的玩意儿，想让别人轻易接受你中华多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大道理，是不大容易做到的。”[7]
与此相反，一些学者则静下心做出了一批较好的研究成果。例如学者李长中，与直接套用他者理论不同，他充分考虑到国内民族问题与西方理论的洽合性问题，批判地接收后现代主义理论，将之作为观照本土文本的视角，并对一些民族文学现象作出深入、整体的分析。他在《后现代视野下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一文中主张从文本的角度切入，在身份认同、文化寻根等方面深入挖掘，探究文本在其中的价值取向及批评的书写策略[8].还有一些学者在引进和运用西方理论时显得十分慎重，在后殖民主义等话语资源泛滥之时依旧逆势而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反复的推敲。蓝国华在《谈“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指出后殖民主义理论是殖民国家通过更加隐蔽的殖民方式来解决原先“殖民主义”无法顺畅实现目的的情况下所产生的理论，其逻辑起点是强弱的已然区分，从本质上说，它不适用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9].
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领域，“捧评”“炒评”“面子批评”等不良现象依旧大量存在，究其原因，在于缺乏明晰的评判标准和科学客观的批评立场。有些批评家不知或还未能深入了解何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却借批评之名自我表现、自吹自擂甚至妄下断语，将原本严肃的理性批评变成失去生命活力的文字游戏，在知识总量膨胀的假象之下实则是批评效能的持续走低，这对真正的理论创新鲜有帮助。陈祖君注意到这一点，并对民族文学范畴及界定标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从“民族”“少数民族”和“当代”概念入手，讨论民族文学范畴及界定标准问题。他认为，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目前有三个主要的标准，即语言文字论、生活题材论和作者出身论。对于何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者将之定义为： 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少数民族族属的作者创作的文学，这类作品是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或以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而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10].作者单独提出“少数民族性”论点具有较强的积极意义； 但其认为汉语的创作与作者族属语言之创作无法融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其实是一个不断变迁、难以把握的概念”,则具有片面性。在对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标准的探索上，刘俐俐更进一步，融汇了中国古代对于“美”和“善”的认知，同时借鉴西方对于全球伦理的界定，认为应在全球伦理底线之上达成各民族文化的共识，基于此达成“美人之美”对“善”的判定标准。简而言之，“美人之美”为宗旨的文学批评应当以人类的伦理底线作为其底线，在此基础上，尊重、兼融、鉴别和评价各民族文学[11].
理论的探索是卓有成效的，在多民族一体的具体语境下，诸位学者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在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学地域性、复杂性、差别性等问题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添砖加瓦。
三、批评实践
正如上文所述，宏观性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更多着眼于理论建构而无暇顾及各少数民族，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视野。对于文本批评中所隐藏的文化背景、蕴含的民族情怀、独特的表达方式等依旧缺乏适度的关注，遑论以一种全球性眼光来重新审视民族文化。关纪新先生曾撰文《打造全民族文学批评平台》，指出此现象原因之一： 当下的民族文学批评还无法针对批评对象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理论框架以及话语系统，这套体系应有其独特之处，而不是一直沿用一般文艺学的理论在那里指点作品[12].
理论只有在具体文本的批评中才能检验其合法性和合理性。就文本而言，缺理性、重感性是当下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一大弊病。就问题而言，一方面，批评者对流行话语过于热衷而导致对文本的文学性和审美属性忽视或避而不谈； 另一方面，主流文化的统治性话语权使得批评者无法真正站在少数民族文学的立场对文本进行深入的细读和语境化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少数民族文学的文本特质成为主流文化对其的想象式能指。栗原小荻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归纳与概括，将这类批评现象归类为“不归位”以及“历史定位量轻”,批评者受制于主流文化，无法运用独立思维产生诗学建构，更谈不上探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审美规律[13].这种忽略作品中所蕴含的多维艺术美学特征的批评，无法对作品进行精准的定位，最终只会导致批评的盲区和误区。后者如批评界对郭雪波沙漠系列小说的批评，部分批评主动迎合主流文化、大众话语，从生态的角度切入，满足大众对生态现实的功利关怀和猎奇心理，却并未关注到其文本对内蒙古民族文化的真实书写。这种片面的批评无法深入文本，最终也难以达成整体化批评的目标。
解决理论与实践错位的问题，必须从批评对象入手，从批评所需解决的问题入手，更多地关注文本本身。许多批评家身体力行，在这方面做出一批研究成果以期扭转颓势。学者李长中痛斥当下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这种理论与实践错位而造成的批评“空泛化”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现象批评”这一概念。围绕“现象”,提供各种理论话语对话交流的平台，将理论的建构与文本的实践切实结合起来，进而使民族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在相互对话中实现各自的超越与提升。在具体的方法论中，他从以跨学科、跨文化研究为依据，以整体与比较研究为基础，以个案分析为方式，以本土理论创新为任务这四个角度具体描述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实践路径[14].任何现象研究都首先是个案性研究，最基础的工作就是从大量的个案性文本中寻求具有代表性或者虽不具代表性却对本民族文学发展至关重要的现象进行完整而准确的分析，在方法的整个建构过程中，这种对于具体文本的分析应渗透始终。
除此之外，很多批评家将着眼点放在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考察之上，单昕具体考察了壮族作家韦其麟的创作，将其代表作《柚子树》《百鸟衣》《凤凰歌》作为考察的主要对象，认为韦其麟作品中的民族身份觉醒与建构是对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的一种有意识、有意义的反拨； 其在审美现代性烛照下对民族形式的挖掘与运用是一种文化游弋中的自我救赎，亦是以民族化的叙事言说达致普世价值的具体方式。在民族化与现代化两种倾向相互纠葛缠绕的背景之下，作者对少数民族创作中基于文化身份自觉对民族形式的坚守，以及在意识形态影响下面对现代转型的焦虑给予特别的关注，这一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15].
四、对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批评
少数民族文学在理论方面的建构与发展，源于危机，起于自省，不断的自我审视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完善的有效途径。就现状而言，很多民族批评还没有脱离旧的批评模式，务虚者居多而切要者实少，对作品中的民族意味、独特的表达方法以及作为作品活的灵魂的民族精神的张扬等问题缺乏一定的关注，遑论用国际化的眼光审视民族文化。
李晓峰通过对一些关于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研究与批评的文章进行分析，指出“当我们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投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和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就会发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依然边缘化的现实，看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缺席。”[16]
对于这一点，大多数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学者都深有同感。我们对老舍、张承志、乌热尔图等作家的认识主要还是源于主流文学对他们的界定，而相应地忽视了作品的民族属性。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之冲突与交流碰撞绝非单向，而更应当是一种双向的解释沟通和平等对话。我国的少数民族之间，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尤为重要。如何在文化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融合，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之创作和批评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姚新勇的《追求的轨迹与困惑---“少数民族文学性”建构的反思》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中的理论问题、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度的把握。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历了从“社会主义性”到“民族性”的嬗变，作者从“少数民族文学性”建构角度出发，指出这种演变具有感性、非反思特点，其过渡性的特征对后续的民族理论建构产生困扰[17].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萎靡的当代民族文学批评》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当代民族文学批评都是萎靡的，并从宏观体系、学科意识、“报告性文体”等几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分析[18],虽然有一种全面否定的倾向，却不无道理。在当代浮泛的民族批评界，也只有通过这种矫枉过正的方式才有可能警醒学界刹住不良之风。
深入省思，就会发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话语系统缺乏对批评对象的有效迫近和强烈照射，批评理论也显得陈旧停滞，这使得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面对狂飙突进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时心有余而力不足。新世纪以来，研究者们开始反省、改变、突破既有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 面对方法的陈旧缺失问题，尝试确定新的批评姿态、给出明晰的批评目标、不断革新问题意识等，这些好的尝试意在告诉我们： 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念和方法的推陈出新已是刻不容缓。
欧阳可惺深入分析了当下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种种弊病及边缘性的话语姿态，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指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迫切需要整合，在相对统一了批评话语和理念之后，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延伸一批研究话题，最终达到批评实践目标。换言之，只有经过整合，才能使得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不断地调整其批评姿态，确立批评的问题意识并开拓批评模式。如此反思与整合之后，才能够让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发展产生紧密的联系并形成共同的价值参照[19].
施旭、陈珏站在“文化话语”角度进一步阐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其内在属性及特点进行分析探讨[20].“话语”是一个多元、辩证、整体的概念，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各民族文学体系相关联、影响。如果不逃离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我们很难探索其在整个文学体系中独特的地位以及意义； 另一方面，汉文学也在实际上影响了少数民族文学意义的形成，二者实则相融一体，无法分离，这才是多元一体之体现。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还有许多独具匠心的文章值得我们去分析探讨，在这里未能穷尽实是遗憾。
总的来说，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已成朝阳之势，但若缺乏及时反思，未来之路怕也难以乐观，前路漫漫，犹待吾辈披荆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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