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禹生石纽”传说的历史背景
最近在三峡出土的东汉景云碑，碑文“术禹石纽、汶川之会”引起了学者的重视[14].李学勤先生对景云碑作了考证，提出“禹生石纽”是先秦的传说：“我认为，这个碑最重要的就是表明汉初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这里有大禹的石纽，时间不是在刻碑的东汉熹平时期，也不是景云所处的汉和帝时期，而是西汉初的时期，所有人都认为这里是大禹的石纽。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经常都在打仗，哪有功夫去编造故事，可见这个传说一定是先秦的。”[15]45那么这一传说的历史背景又是什么呢？
（一）夏遗民迁入四川
李学勤先生在《禹生石纽说的历史背景》中提到“禹生石纽”的产生有三种可能：第一，“禹生石纽”是羌人到来以前蜀人的传说，因为按传说蜀人源出黄帝，与禹有血缘关系；第二，“禹生石纽”是羌人带来的传说，而羌人与禹都属西戎；第三，“禹生石纽”是夏人的传说，夏人本在四川，禹生于石纽，后来北上都于中原。“无论如何，禹生石纽的传说是很重要的，它反映着古代的历史实际”[1] 我们认为以上三种可能都不成立，“禹生石纽”传说是异文化与土着文化结合的产物。
异文化是指随着夏人或羌人迁徙而到蜀地的“禹生于石传说”,土着文化是指川西北的大石传说。“禹生于石”传说与大石传说结合，加上汶山石纽的出现，即产生了“禹生石纽”传说。钱穆先生曾言：“盖古人迁徙无常，一族之人，散而之四方，则每以其故居移而名其新邑，而其一族相传之故事，亦随其族人足迹所到，而递播以递远焉。”8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民族迁徙对传说的深远影响。
杜金鹏先生说“四川地区的‘禹迹’并非指禹本人的遗迹，实际上恐怕不过是夏遗民迁入四川地区的一种历史反映而已”[17].那么夏人有没有迁入四川地区的可能呢？
不少学者认为四川的三星堆文化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陶鬶，其形制特征与二里头出土的极为相似。三星堆发现的铜牌饰与二里头的铜牌饰亦有相关联的地方，“广汉一带的古文化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的联系，有不少线索可寻。嵌绿松石牌饰是一种非常特异的器物，竞在相隔遥远的两地出现，极其值得注意”.三星堆铜牌饰时代大约相当于夏代晚期到商代前期。有学者专门对两地铜牌饰器型的异同和演变做过研究，认为三星堆铜牌饰明显受二里头文化影响[19].杜金鹏先生通过对三星堆遗址和二里头遗址的比较研究指出：“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时，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着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它所包含的一些二里头文化因素，可能就是由夏遗民带来的夏文化分子。”
对于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我们不主张“传播论”,主张两者相互影响，在独立的基础上，吸收他者的文化因素。那么夏遗民是怎样进入四川的呢？李学勤先生在《商文化怎样传入四川》中认为商文化传入四川有两条途径：一是经淮至江，越过洞庭湖，同时溯江穿入蜀地；二是由汉中（城固县）入川，城固已经发现有二里岗期青铜器，所以由汉中入川的路线，其价值也不容低估[20].李先生的第一条途径有点大费周章，不太可行；第二条途径倒是可行的，夏被商灭以后，经山西逐步向西北退，等到达陕西南部的汉中时，极有可能有一部分夏人改变了向西北转徙的方向，转而折向南行，进入川北。
另外，在商卜辞以及文献中有蜀与中原交往的记载。商代卜辞中有蜀的记载，但地理位置有不同说法，有的认为是四川的蜀，有的认为是山东的蜀②。现在看来很有可能就是四川的蜀。因为三星堆文化已经彰显了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卜辞中记载蜀与商的关系：丁卯卜，共贞：至蜀，我又史？（《前》8·3·8）氐蜀射三百。（《铁》2·3·8）□寅卜，贞：王共人，征蜀？（《后》2·27·7）贞：吴弗其？羌、蜀？（《铁》105·3）第一条卜辞是商王派使臣到蜀；第二条是蜀向商王进贡射手；第三条是要讨伐羌、蜀的卜问。看来商与蜀经常相互交往[21].周原甲骨中也有关于周人伐蜀的记载③。
《尚书·牧誓》则记载了蜀参与周武王伐纣的战争。《逸周书·世俘》又有“新荒命伐蜀”.新入藏国家博物馆的西周中期青铜器柞伯鼎上的铭文，记述了周王朝对南方蛮夷方国昏的战争。李学勤先生认为当时叙述征伐采取“命”“至”和“馘俘”的格式，与《逸周书·世俘》记武王克商相似，其“至”均指抵达征伐的目的地，从而纠正了该篇注释诸家的误解。进而指出：
“‘新荒命伐蜀',受命的庚子已在六月初，这时新荒可能已在距蜀很近的地方，所以五天后即’至‘其目的地。这样看来，蜀不是不可能是今四川的蜀国。”[15]129既然商周时期，蜀与中原相互交往，那么在商前期夏遗民进入四川也是可能的。因此，徐中舒先生指出：“四川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经济文化区，但它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与其他地区，尤其是与中原地区没有联系的。四川的地形，山高水急……这样艰险的环境，也不能限制我们勇敢勤劳的祖先的足迹。我们只要看古中国西部人民为适应高山峻岭与横断山脉的环境而创制了栈道和索桥，这些东西决不是中原文物的复制，而是在战国时代秦并巴蜀以前早已就在四川建设成功的工程。”1《山海经·海内南经》中有一条这样的记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文称夏后启之臣夏涂主司神于巴，把夏和巴蜀的交往提前到了夏启时代。《大戴礼记·帝系》载：“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山海经》这条文献可能是对《帝系》蜀、夏同出于颛顼的演绎，其可信度由于没有其他文献支持，难以定论。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与蜀的联系当是很早的。
（二）川西的大石传说
关于川西的大石传说，童恩正先生所着的《古代的巴蜀》中曾论及川西的大石遗迹[23]76~83,他认为川西一些民族树立大石的习俗，应该有着很古老的来源，就蜀族而言，恐怕与石棺葬俗有关。《华阳国志·蜀志》中亦有石棺葬的相关记载。石棺葬有着深层的象征含义。“石头保护墓室免受动物和强盗的侵害，尤其可以抗拒’死亡‘,因为就像石头不会损坏一样，死者的灵魂也必须继续像以前一样存在……墓场石头变成为男根的象征，使得这层含义更加清楚，因为男根象征存在、权力和延续。”207川西北的民族对石头有着崇拜心理。
据童恩正先生介绍，川西的大石遗迹可以概括为：墓石、独石、列石，其中独石又包括石笋、武丁担、石镜、天涯石、地角石等。而且四川还多有乞子石，如《太平御览·郡国志》载四川南部凉州：“乞子石在马湖南岸，东石腹中出一小石，西石腹中怀一小石，故僰人乞子于此，有验，因号乞子石。”《太平寰宇记》亦云：
“在州（四川叙州府宜宾县）南五里，两石夹青衣江对立，如夫妇相向。故老相传，东石从西乞子将归。故风俗云无子者祈祷有应。”又曰：“石乳水在县（四川简州）北二十一里玉女灵山，东北有泉，西北两岸各有悬崖，腹有石乳房一十七眼，状如人乳流下，土人呼为玉华池。每年三月上巳日有乞子者，漉得石即是男，瓦即是女，自古有验。”
正是对石的信仰和崇拜，“禹生于石”传说在此地颇受欢迎，当这一传说流传到汶山石纽时，神话叙事的非逻辑性开始产生作用，“石纽”这一“无意义”的符号隐喻变成了“有意义”的神话叙事，正如埃德蒙·利奇所说：“神话逻辑的陈述与一般实在经验逻辑法则相冲突，但是，只要说话者和听话者，或者表演者和观众具有同样的有关超自然的时空和超自然存在属性的传统观念，他们就可在’大脑中‘表现意义。这些属性在整个人类社会具有一种普遍的一致性。”73于是“禹生于石”传说演绎成“禹生石纽”传说。
综上，“禹生石纽”这一历史叙事情节并没有基于“真实的过去”,它是“禹生于石”神话叙事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是夏遗民带入四川的传说与当地文化融合而产生的置换变形。
但“虚构的过去”一旦被书写为一种叙事，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与叙事文化中便开始广泛流传。这便是神话传说流传中的“时空记忆”,神话传说在传播过程中总要受到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影响，政治文化、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地理环境等因素都可能会附着在神话传说身上；神话传说所表现的内容就成为文化记忆中的“真实”,反映着特定时空下的集体认同，只有置身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对神话传说的理解才不会产生认知上的落差。
参考文献
[1]李学勤。禹生石纽说的历史背景[M]//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2][美]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M].晏可佳，姚蓓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顾颉刚，童书业。鲧禹的传说[M]//顾颉刚。古史辨（第7册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