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曾有一些学者提出夏民族源于四川，“禹生石纽”是可信的①，后渐趋平静。近几年此说又有抬头之势，李学勤先生指出：“禹生石纽的传说是很重要的，它反映着古代的历史实际”[1]227,“有着相当深远的历史背景。”[1]225之后，一些四川学者，纷纷撰文探讨这一“历史背景”,认为夏禹文化与羌文化、蜀文化有亲缘关系，进而提出“禹生石纽”是历史事实，禹生于四川，夏族也起源于四川。在现有条件下，这种说法恐怕还不能成为定论。我们认为“禹生石纽”不可信，作为传说，它是“禹生于石”这一神话叙事的置换变形。石是夏民族的崇拜物，随着夏遗民迁入四川，“禹生于石”的传说亦进入川蜀，与川西北的大石传说相融合，当这一传说流传到汶山石纽时便产生了变异，“禹生于石”变成“禹生石纽”了。
一、“禹生于石”的神话叙事
文献中有禹生于石、启母化为石而生启的记载。《淮南子·修务》：“禹生于石。”高诱注：“禹母修己，感石而生禹，坼胸而出。”《艺文类聚》卷六引《随巢子》：“禹产于 石，启生于石。”《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启母，涂山氏女也。禹治鸿水，通 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
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汉书·武帝纪》载汉武帝至中岳“见夏后启母石”.应劭注：“启生而母化为石。”《山海经·中山经》：“又东三十里曰泰室之山……上多美石。”郭璞注：“启母化为石而生启，在此山。”《穆天子传》：“天子南游于黄室之山，以观夏后启之所居。”郭璞注：“疑此言太室之丘嵩高山，启母在此山化为石，而子启亦登仙，故其上有启石也。”另外，在太室山下的启母阙上有一幅启母化石的汉画像，画面为两侍者拱手立在一圆形巨石旁。启母阙北190米处有一高约10米的椭圆形大石块，传为汉武帝登中岳所见的启母石。
“禹生于石”的传说反映了早期民间信仰的宗教意义。在原始人的意识中，坚硬、粗砺、持久的物体本身就是一种神圣的象征，而石头就代表了这种象征，“它超越于人类不确定性，它是一种绝对的存在模式……它以其崇高、坚硬、外形状和色彩，使人类直面某种与他所属的世俗世界判然有别的实在和力量”206.
正因如此，人们才对它产生崇敬。所以，人们会用石头保护墓室，用巨石铸造纪念碑，让死者的灵魂永远存在，就像石头一样坚固地存在。而墓场的坚石以后又成了男根的象征，因为两者都是存在、权力和延续的象征。
据泰勒《原始文化》所述，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都有对石头崇拜的现象。在西印度群岛人们认为崇拜石头可以带来丰收，可以减轻妇女分娩的痛苦，投向太阳可以下雨。秘鲁人崇拜奇形怪状的石头，将他们放在家中作为灶神和村镇保护神的代表。在印度的乡村，把红颜料涂在石头上，用它代表儿童的保护神，把它放在圣树的根部接受妇女的膜拜，这种习俗是原始性的宗教仪式的遗留[3]533~537.不同民族产生石头崇拜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最关键的是它标志着某种精神力量，有些民族认为是神灵或灵魂所居之处充当保护神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献中亦有关于石头崇拜的记载。如传说中的女娲炼五彩石以补天，足显五彩石具有神异的力量。《尚书·禹贡》叙述九州贡品时，青州：“岱畎丝、枲、铅、松、怪石。”孔传：“怪，异；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贡之。”《山海经》中更是记述了大量的奇异之石，同时还记述了各地山神。考古发掘中的出土石器更是很多，二里头遗址出土镶嵌绿松石铜牌，及用绿松石制作的龙的形象。
“古史辨”派学者认为石是社的代表物，禹是社神，所以有“禹生于石”的传说。顾颉刚、童书业言：“禹启父子之生都与石发生关系，真也是一件奇巧的事：这大约本是社神的传说罢。”194杨宽亦言：“禹之传说，最怪者莫若生于石之说……此等怪说之来，疑亦出于社神之神话。”360并进一步指出：“禹为社神兼高禖神，古皆用石，则禹生于石之说出于社神高禖神之神话明甚。”361于省吾先生则认为薏苡与石都是夏族的图腾，他说：“禹母吞薏苡，启母化石，已经有了悠久的传说与记载，可见夏后氏以薏苡与石为图腾是没有疑问的。”
综上，石是常见的东西，并赋予不同的价值及意义。原始时代人类信仰“万物有灵论”,石头被赋予生殖能力，进而将其人格化所以才有“禹生于石”的传说。因此，“禹生于石”是以丰富的民俗文化和宗教意义为基础的传说，是原生态的神话，具有原型意义。而“禹生石纽”传说既没有民俗背景也没有宗教意义，显然是次生态的神话传说。
“西方神话注重保留的是这些传说中的具体细节，而中国神话注重保留的却只是它的骨架和神韵，而缺乏对于人物个性和事件细节的描绘。”41原生态神话是以“非叙述性”作为美学原则的特殊原型，而次生态神话更追求情节的完整性。从神话的叙事结构上来分析，“禹生于石”的叙事结构不完整，在表述上具有模糊性和泛化性；而“禹生石纽”则明确表达了空间的确定性，禹出生的地点即石纽，这样叙事结构就显得完整了，具有一定的情节性。
二、“禹生石纽”传说的演绎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说：“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不是一个本文，也不是主导本文或主导叙事，但我们只能了解以本文形式或叙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本文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19将“禹生石纽”传说的演变过程做一梳理，可以帮助还原“禹生石纽”传说的原貌，亦可以更好地认识神话与历史、历史与文本之间的关系。
“禹生石纽”说最早见于《孟子》佚文，《史记·六国年表》集解引皇甫谧语：“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9]686皇甫谧《帝王世纪》，清人多讥之，而且《孟子》佚文甚少，所以这条佚文的可信性暂且存疑。从文献上看“禹生石纽”说起于扬雄，其《蜀王本纪》直称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至后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则把禹的母亲也拉到了岷山，因吃薏苡而生下了禹，生地就在石纽，地属蜀西川。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则又把禹兴于西羌、生于石纽进行了进一步的糅杂，其云：“夏禹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夷之人也。”2773再至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则直言大禹生于蜀。顾颉刚先生曾详细比较了《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中有关蜀史的异同，指出：“扬氏所录固多不经之言，而皆蜀地真实之神话传说。常氏书雅驯矣，然其事既非民间之口说，亦非旧史之笔录，乃学士文人就神话传说之素地而加以渲染粉饰者。”78可谓经典之谈。
司马迁未指出禹的具体出生地，扬雄等人倒说得如此详细。冯汉骥先生认为“禹生石纽”说之起实源于“禹兴于西羌”一语[12]21.“禹兴于西羌”最早见于陆贾《新语·术事》，称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又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云：“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686《史记》最有影响力，此说一出，响应者甚多，《韩诗外传》《盐铁论》《易林》《后汉书》《吴越春秋》等都有提及。
从文献上来看，夏族与西北地区有着很深的渊源，夏族很有可能兴起于西北，后逐渐向东发展至豫西，至夏桀败亡后，又有一大部分迁居西北。在西北地区夏族与羌戎长期杂居相处，故顾颉刚先生在《九州之戎与戎禹》中说大禹的神话传说源于戎羌，大禹是戎羌的宗祖神。然顾先生之说实为颠倒主次，因为夏文化比羌戎文化发达，羌戎文化只能被夏文化同化，所以应当是戎羌的传说源于大禹，禹的丰功伟绩恩泽戎羌，禹才成了戎羌的宗祖神。根据甲骨卜辞中所载，羌活动范围东至山西地区、太行山一带，在地理分布上，羌与夏是融居在一起的，夏之始祖便成为戎之始祖，遂有戎禹之称。童书业遂云：“禹起南方之说似不如禹起西方之说为可能。顾师此文从九州四岳之原在地，推测禹传说之起源，立论确而阐发精，禹与西方民族有关，自有此文，盖为定论矣。”140那么“禹兴西羌”是怎么演变成“禹生石纽”,且石纽又怎么成了汶山郡？冯汉骥先生有言：
西汉之初，既有“禹兴西羌”之说，其后武帝开冉 置汶山郡，羌人每来蜀为佣，蜀人对于汶山郡之羌人，知之渐稔。
禹既有兴于西羌之说，而汶川有羌人，禹即可以生于汶山郡了，稍为富于想象力者，便可及之。又因《淮南子·修务训》有禹生于石，及焦氏《易林》有禹生石夷的说法，因而又附会到“石纽”了。由此以后，愈传愈真，愈传愈详密了。[12]24冯先生之说可成一家之言，即认为汶山郡有羌人，禹兴西羌便兴于汶山郡，又有“禹生于石”传说，遂有禹生汶山石纽之说。此说看似有道理，但仍有不明之处，即汶山郡的羌人是自古就有，还是从西北地区迁过去的？从冯着的后文可知，其主张羌人是在战国末年迁往汶山的。
我们认为“禹生石纽”传说是“禹生于石”的演变，夏族禹、启的出生都与石有关。“禹生于石”传说是随着羌人或夏族后裔从中原迁往川蜀而带过去的，而川蜀之地亦存在大石传说，给“禹生于石”传说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当流传到石纽的时候，遂变成“禹生石纽”了。
